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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用别人的道理升级自己的认知

萧乾
  我相信大道理你们已经听得很多啦门弄斧,这里,我就随便跟你们聊聊天。我本想把题目写成:“要是我能再年轻的话”,又觉得那是废话!今年我连84都过了,土埋了不止半截儿。还没听说谁返老还童呢。所以还是就向90年代的青年说几句话吧。
  前些年还听人批“活命哲学”——批的人,桌上可摆满了补品。我要是个青年,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练得结结实实的不可。因为不管你将来是从文还是从武,是搞科学还是钻研哲学,身子骨儿都是头号本钱。其次,不管怎么批你“个人奋斗”,也还是要埋头苦干,非干出点名堂来不可。以前人们是为了“光宗耀祖”,其实,中国不就是咱们的祖宗,给它争气有什么不好?看到谢军,看到王军霞,我伸出拇哥。当中国人就得给中国增光。从鸦片战争以来,咱们的祖祖辈辈多窝囊啊!我在国外那7年刚好在抗战,国内每打一次胜仗,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60年代当咱们国家敢跟北边儿的“老大哥”顶的时候,我真佩服啊!
  可是这个敢顶不能是空的。得有实力,得有真本事才成。你会什么,咱也会。
  你有什么,咱也有。在国外呆过的,最懂得国力的重要。当然国力强了绝不可欺负人。可有了国力才能不受人欺负。这国力靠什么?靠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奋斗:不光当螺丝钉,而要出类拔萃。
  人是动物,总有个配偶问题。我当年一到20岁,好像成天就忙这件事。为它连性命都豁出过。我好像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忙这件压倒一切的大事。人到了中年,才开始有所觉醒。这的确是一件大事。可正因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讲点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所以80年代初,我写过《终身大事》那个系列。得有那一瞬间的激情,可我后来逐渐(通过不少痛苦的经验)懂得了光有那还不够。西方讲究共度个周末,游水跳舞,然后各奔一方。东方人不成。一旦合得来,就非往“白头偕老”上去想不可,而这就不再是个纯感情的问题了,得有点理智的考虑: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比我少折腾一些。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多少美满婚姻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没有。如今,子女长大,各有各的事业,我们两个也在合译着一本“天书”。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人生是大海。就得学会掌舵。要根据自己的旨趣、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浮云。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文艺上大有成就的朋友,还没见过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笔稿酬后约上几位知友吃上一顿是常事,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可是动力。写作最大的报酬是看到所写的变成了铅字,让千百读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爱的。
  人,只能活一次。这是外国交通警对行人的警言。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旅人,所以这也适用于每个人。做到完全无悔是很难的,尽量少做日后会悔恨的事却是可以做到的。
  1994年新正月初四。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这一集是很多网友联合研究的成果,版权归参与者所有,但为了行文方便,标题里仍然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请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对“伤痕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即“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这个定义是参照“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和《伤痕》而下的。参与答题的网友一致认为《山楂树之恋》不存在第二个“扭曲”,因为它没有《班主任》和《伤痕》那样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样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动逼真的,语言没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伤痕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结束了。在那之后的中国文学里,光明的尾巴,“帮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等,已经不再盛行。
所谓不再盛行,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写那样的文章了,扭曲的语言是很难一下就被扭回来的,扭曲的思维更难一下就被扭回来,而扭曲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维。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语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树之恋吧”就有人写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有德无才,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无德有才,那就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人认为她说的跟文革当中流行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她是加了前提的:“无德有才”。殊不知,这正是文革当中的说法。文革当中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连个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一视同仁的,而对于什么是“德”,定义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文革时代,那就是党嘴里一句话,党说你有德你就有德,党说你没德你就没德,拥护党就是有德,反对党就是无德。于是乎,这个“无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灵扭曲”,其最大特点就是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立场代替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信奉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既然“我们”是指无产阶级,那么“敌人”当然就是有产阶级了,凡是有产阶级拥护的事,我们都要反对,于是有了“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有了“黑红脸膛”的审美观,有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亲情观,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德才观,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自内心地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他们的心灵就是被扭曲了的。由于这些观点的盛行,有很多人虽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不然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些人的行为可能被扭曲,但心灵并没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点;言不由衷,是文革时期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
用静秋的话来说,就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心灵的眼睛,代表的是内心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另一双眼睛是脑子里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双眼睛就一定得配上两个嘴巴,一个嘴巴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嘴巴说的是“官方”允许说的话。
那时能说心里话的范围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亲情已经被阶级观念所代替,阶级斗争的弦从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出于公报私仇,比如有个妻子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几句嘴,就跑去揭发了丈夫曾经用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咸鱼的事实,于是将这个丈夫送进了监狱。还有的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亲人做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活该揭发出来送进监狱的。那时有亲自将子女的“反动”日记交出去,将子女送上刑场的父母,也有将自己父母的“反动”言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村长是这么说的,她该怎样写呢?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当静秋说她不会拉手风琴的时候,老三说:““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
一语道破天机!“官方”的说法是“谦虚使人进步”,但严格地说,谦虚往往是否认事实,言不由衷,相当于撒谎。我们的文化鼓励谦虚,注重礼仪,爱向世界夸耀“中华民族是谦虚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片面强调谦虚和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励说假话,鼓励玩虚的,明明是个事实,心里也是那样认为的,但却不能那样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不谦虚,不谦虚就会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的可怕只有在文革中脱离过“群众”的人才知道。
“群众”是不用谦虚的,因为“群众”就是那些不秀于林的树木,不出头的鸟,一旦“秀于林”了,一旦出头了,就不再是“群众”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群众”的特点,就是大家“般般高”,没有特殊的面目,没有独特的个性,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显著的成就,没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于是也就免去了谦虚的麻烦,使他们有大把时间,可以集中精力,端好了枪,盯住那些“出头鸟”,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老三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个问题上,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关于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老三有实事求是的看法:“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
但当静秋担心编教材需要撒谎的时候,老三安慰她:“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静秋自己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说村民撒了谎,于是老三搬出了那个“诗意”的理论,为静秋解了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初次见面,老三就从不同层面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他的智慧表现在他早在三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谦虚”与“撒谎”的关联,认识到了不同的层面对“真话”的要求是不同的,科学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是两个既相关相似又相区别的概念。
科学的真实就是客观事实,就是客观规律,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科技文章的作者必须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某棵山楂树的花本来就是红的,就不能虚假地论证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文学艺术的真实就比科学真实复杂,文学艺术描绘的往往是作者心目中的世界,想象中的,梦中的,乌托邦的,魔幻现实主义的,WHATEVER。怎样对待科学真实与文学艺术真实,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
在那个不得不备有两双眼睛两张嘴的年代,静秋对老三有种先知先觉的信任,一开始就把自己担心的“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端到了老三面前,而老三也没辜负静秋的信任,他坦率真诚机智地回答了静秋的问题。他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上的智慧,使静秋获益匪浅,打开了她的一个心结,不然的话,编教材将变成一桩苦差事,使得她每天都必须为写了假话而内疚,或者为写了真话而担心。
老三在静秋面前的真诚,使得戒备森严的静秋在他面前逐渐敞开了心扉。但老三并不是一个只说真话的人,他也说假话,老三的真话与假话,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楂树之恋》。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真话与假话的圈子里打转,说不说真话,对谁说真话,如何说真话,什么是真话,怎样证实一个人说的是不是真话,如何对待说真话的人,如何对待说假话的人,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说,《山楂树之恋》不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伤痕文学”,它探讨的是亘古不变的话题:爱情,人性,真话与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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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空腹不吃东西,是我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顺利的。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有时候有些冷,还刻意不想给自己穿太多的衣服,因为一穿暖和了,整个人便困倦了起来。

如果我太贪心,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很多事情,有时候反而连一件事情都不能完成,挫败感更大。

如果可以集中精力把最主要的事情完成了,哪怕只是完成一件,今天也可以过得非常有成就感。

在公司里,我一般是不提倡加班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超出精力所承受的范围,继续加班死磕出来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如果有些事情,即使回到家里也可以工作的话,那么换个工作环境,休息一段时间,工作效率会更高。

以前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较真,认为天下没有说不通的道理,所以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极力想要说服别人,后来我发现是我太过于天真了。

有共鸣的人自然能够心领神会,没有相近的知识背景,或者某些相同的经历,有些人有些事,你永远也说服不了,但是我又何必非得去说服别人呢?

人本身就有认知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能够区分出一个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