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 第十章 “真像一场梦”

1931—1933.1.30

1933—1934.6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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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1934.2—8

  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1931年10月14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挡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尔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12月11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1932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么?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开局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迪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讲演,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讲演。
  在迪塞尔多夫讲演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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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48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2月1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4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准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Gestapa,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Gestapo,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
  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讲演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时,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还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品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讲演,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史本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强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史本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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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7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3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3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平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地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之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启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断。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呼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作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得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4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决”,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埃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埃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急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帐”。部队已作好行动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普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起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起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4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讯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像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11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6月30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于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普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普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普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单,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之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之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之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作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品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大选后几天,勃鲁宁在别人劝说下,同意颁布法令,宣布党卫军和冲锋队为非法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毁灭政治上幼稚的总理,但是,它不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右派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正是抱有政治野心的冯·施莱彻尔将军渴望已久的时机。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而又不给纳粹权力的右派政权。毕竟在施莱彻尔眼中希特勒下士及其追随者,“不外乎是要大人领着手走道的孩子而已”。
  那年5月,他秘密会见了元首,并保证,如希特勒不攻击新的右派政权,他就解除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禁令。交易谈成了;5月下旬,施莱彻尔挑选了一位既有钱又温文尔雅的骑师弗兰茨·冯·巴本,作为他的政权的象征性总理。巴本是前参谋总长,又是普鲁士州议员。巴本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吃惊的:“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合适。”但是,只几分钟的劝说,他便成了合适人选。巴本还不知怎么回事,便发现自己已站在兴登堡面前了。
  “哎,亲爱的巴本”,陆军元帅慈父般地对他就,“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他只知道,巴本曾当过骑兵军官,经济上不依赖人家,是跑马场上的名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经验。但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却令兴登堡高兴。巴本再次说,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这次,兴登堡只说上几句话,便把他说服了。“你是个军人,在战争中你尽了军人的天职。祖国召唤时,普鲁士只有一个回答——服从。”
  希特勒在梅克伦堡度周末时,戈培尔打来电话说,兴登堡要在当天下午会见他。元首连忙赶回首都。总统告诉他,巴本将被任命为总理(因与施莱彻尔早有协商,对他,这并不是新闻)。他问希特勒是否支持他。“支持”,希特勒说。说完,简短的会见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施莱彻尔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他认为,勃鲁宁软弱无力,左右不了希特勒。与许多军人一样,他深信,陆军不但对付得了这样一个激进人物,而且还能利用他去建立一支强大的国家主义的军队。旋莱彻尔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如同常常发生在那些试图超过马基维利(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善谋——译注)的人们身上的事情一样,他聪明过头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很快便发觉,希特勒支持新政权的承诺是暂时的。他说,除非巴本言行一致,将国会解散,并取消镇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否则,支持一事他将不予以考虑。巴本果然这样做了,但希特勒仍不予以支持。相反,他重又批准在街头与赤色分子殴斗。暴力的浪潮又席卷了德国全境。仅在7月内,殴斗致死者就达86人,其中有30名赤色分子和38名纳粹分子。双方均同样好斗。在酷暑中,小打发展为大斗。7月10日,星期天,18名警察被打死;7天后,当一群纳粹分子在警察的监护下游行通过阿尔托纳工人住宅区时,一排子弹从房顶和窗口射来,把队伍打散。游行者开枪还击。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有19人丧生,285人受伤。
  三天后,巴本动用了总统的紧急权力——魏玛宪法的第48条。这条宪法条文曾被动用过多次——在1923年的经济危机中,埃伯特曾用它取消8小时工作制;勃鲁宁曾数次动用它去关闭报纸。巴本以普鲁士政府已无力对付赤色分子为由,任命自己为普鲁士的帝国总督。这意味着该州的议会、政府业已结束,同时也预示了在每个州,只要坚决果敢地动用宪法赋予的在紧急情况下得以使用的权威,人们便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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