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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传: 第五章 东进北上(上)

  粟裕在抓部队训练的同时,执行中央向北发展方针,协同陈毅组织部队准备渡江北上,挺进苏北。

  第二节 东进东路

当粟裕冲到轿车旁边时,一个受伤的敌人猛地从地下跃起抽出指挥刀,向他的后脑劈来,说时迟,那时快,机警的警卫员举枪击毙了这个敌人。

  18
日早晨,天还未亮,大家都起床了,集合号还未吹完,队伍就齐唰唰地站好了,等待着战斗总指挥粟裕讲话。

  新四军在江南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等日军的战略据点,威胁着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旅团,以芜湖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另外还增加了从满州调来的伪军5000人。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粟裕大惑不解,遇到一位年纪较大的当地老乡时,便走上前去,递过一支香烟,又为他点着火,向他询问为何群众对新四军完全没有热情。

  于是,在赣船山的一个竹林里,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设伏于从牌岗伸向韦岗、竹子岗那条蜿蜒的公路上,以出敌不意的迅猛动作,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

  要求黄克诚部和彭(雪枫)吴(芝圃)支队应趁目前时机南下。

树林里、山坡上一伙伙战士在议论着……休息的当儿,有的战士一边擦拭着武器,一边情不自禁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日歌曲,有的战士三三两两在一起相互立下军令状:战斗打响后看谁杀小鬼子多!指战员们只有一个企望:为祖国、为人民杀敌效命的时刻早点到来。

  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和一场激战,战士们虽然已十分疲劳,脸色略现苍白,但是胜利的喜悦压倒了疲劳,带来了力量。大家兴高采烈地谈着:“可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

  陈毅回江南指挥部后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迎接皖南主力东移和布置江南主力继续北渡,此时江南江北都亟需增兵!

粟裕听了并没有多说,只是微微一笑撂下一句话:“大爷,您到时候瞧好了,看看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到底行不行。”

  奇袭官陡门,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粟裕在江南威名大振,江南人民称赞粟裕及其部队为“天兵天将”。

  这就使敌、友、民众及各种社会力量都对新四军刮目相看。

在此之前,四百多名来自新四军各支队的干部和侦察人员联合组成了一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部队——江南新四军先遣支队。他们负责在主力部队到达江南之前,先行开展战略侦察,粟裕、钟期光分别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训主任。

  韦岗斩土井,

  袁国平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服陈毅。只好承认陈毅的看法和中央的指示是一致的。中央也已批评了军部,只是他们保留看法。

受到老大爷这番话的“刺激”,粟裕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尽快打机会打一个胜仗:“只有用胜利、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扩大新四军的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

  敌军车一共五辆,为首的一辆是黑色轿车,车队很快开进伏击区。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阵地四五十公尺时,粟裕举起手枪,一声令下:“开火!”

  此时,陈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多方面压迫袭击的形势下,向何处集中主力以求打开局面。国民党三战区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要求将叶飞、张道庸两部(即挺纵与苏支)以至新四军的四支队五支队全部调到江南,以实现蒋介石的截断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联系,使新四军陷于皖南苏南狭窄地区的意图。项英则向中央提出调叶飞部或叶、张二部回皖南。

先遣支队进军途中,一路收编了不少许多伪军部队,还将民间大刀会、红枪会、赤卫队等农民组织收编过来,成为一支共同抗日的队伍。

  处女奏凯旋。

  第三节 断然的抉择

陈军长高度评价韦岗伏击战说:“江南处女战打得好!”并亲自赋诗祝贺。

  镇江城下初遭遇,

  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经过短期整训后,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的带领下,于4月下旬从皖南南陵出发,于6月上旬到达江苏镇江、丹阳、句容、金坛一线。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  “我们新四军到这儿来是为了消灭我们民族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

  1939年2月23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来。

6月17日黎明前夕,参战部队悄悄地进入了伏击位置。8时许,镇仁日军的5辆汽车毫无戒备地向句容行驶,为首的是一辆黑色轿车。

  食少事繁诸葛公

  为了应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12月19日,陈毅亲自主持,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健全了党组织的建设。

当地老百姓听说刚开到江南来不久的新四军首战告捷之后,无不拍手称快,竟从四面八方跑到新四军驻地去送上祝贺。他们一见到新四军战士就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日本鬼子在咱中国的地盘上嚣张了那么久,终于有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为咱们出了一口恶气!新四军太了不起了!”

  部队在麟桥隐蔽休息了两天,查明了宣城、芜湖之间的敌情、路情,继续前进。

  中央的指示鼓舞了陈毅。他凭借着自己和项英个人关系亲密,到军部必同室而卧的有利条件,力劝项英将军部和皖南主力移到江南敌后去。

江南一带的老百姓除了眼见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日寇之手外,他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一支真正抗日的中国军队。先遣支队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群众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部队,是来打日本鬼子的!”

  凌晨,粟裕亲率部队冒雨向韦岗以南的伏击区急进。天黑风急,山道崎岖,泥泞难走,部队行军速度却很敏捷,拂晓以前已全部进入伏击阵地。

  在商讨皖南军部和主力速移苏南的同时,刘少奇主张八路军南下部队向东南和四、五支队及陈毅所部一同解决苏北问题。从1939年12月起他就致电中央明确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方是在江苏北部”,要以此为“我们的突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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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贵军到此何干?”

  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陈毅凭他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学识、风度、口才、人品,在江南上层中做了无数细致的工作。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政府官员,到地方上的游击队领导人、帮会刀会的首领,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新四军在江南被大家称为“王者之师”。陈司令成了江南家喻户晓的抗战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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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第四军,

  陈毅给袁国平解释: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开,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他认为,南边有顾祝同、冷欣,北边有李品仙、韩德勤,这4个摩擦专家硬要摩擦,新四军回避不了。待到顽固派“摩”上头来再考虑行动,无论北上东移都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目前军部东移,顾祝同来袭击,也并不可怕;军部过来,这边去接,两头对进,最多一天半时间就可以会合。

抗日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江南地区打了一次伏击战。平心而论,这一仗规模算不上大,战果也算不上辉煌,尤其是从歼敌人数来看,只不过打死打伤了24人。比这一仗更拿得出手的战绩在抗战期间可谓不胜枚举,然而此战在整个抗战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重义。因为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之后对日军所打的第一仗,他对于提振江南军民共同抗日的信心和斗志极为关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刚安顿好,叶文明便敲开粟裕的门,不好意思他说:“粟司令,有件事想请教你。”

  4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如顽军大举进攻皖南、苏南,军部与皖南部队向陈毅靠拢为有利。4月10日,项英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都困难,他决心还击顽军的进攻。在这段时间内,项英一方面和中央密切电报联系,要求把叶飞部或叶、张两部南调,另一方面和国民党三战区谈判。袁国平在与三战区谈判中试探提出新四军军部率部东移苏南的问题,三战区顾祝同竟表示同意。项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苏南郎溪一带与陈毅靠拢。但事后未见行动。

粟裕问他为什么断定新四军打仗不行,老大爷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国民党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日本鬼子,你们新四军来这么点儿人、这几条枪能行吗?”

  叶文明愣了一下,又说:“果真是这样,我以朋友的身份斗胆奉劝你几句,你们说的抗日大道理是非常正确的:你们这支部队作为抗日宣传队,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真要同日军交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国军几十万大军,还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在上海、南京都遭到惨败,何况你们呢?”

  向东向北发展的蓝图已经十分醒目。只要茅山再发展一些,就可以分派主力跨出茅山,向东路和苏北挺进抗日了。

当敌寇进入新四军伏击区后,粟裕一声令下:“开火!”指战员们拉响了埋在路上的地雷,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喷出了长长的火舌,日军的车队霎时四面碰上了火壁,一辆卡车率先被击毁,那黑色轿车周身冒火,冲到路旁一个便上又退了回来,翻倒了,两个敌军官和驾驶员一下跌翻在车底下。

  抗战之初,江南人民除了眼见大片大片锦锈河山沦入敌手外,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一支队伍。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人们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人们有的摇头叹气,有的鼻孔里哼一声走开了。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条枪,能行?”

  触怒了省韩,吃亏的首先就是自己。陈毅并不强求两李。初访两李,目的就是建立高层的联系,以便继续争龋此时,全国局势正急速地变化着。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残杀了新四军干部涂正坤等制造了“平江惨案”。全国反共高潮的端倪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使陈毅更急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战斗前夕,参战部队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各班还进行了“打汽车究竟打哪儿”、“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等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集中智慧。

  在一次射击练习中,几个刚来不久的青年学生自以为已经达到了要求,互相检查后,便悄悄聊起天来。突然,粟裕来到他们面前。他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个学生的枪上,命令“击发!”随着扳机声,铜元掉到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那个学生给他放好铜元,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他站起来走了。这件事,前后不过几分钟,除了一个口令,他没说一句话。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那几个学生红着脸从中明白了许多。

  还在挺进宝捻的途中,他就分别与土匪武装的头目许维新,国民党宝捻区区长樊玉琳,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进行联络。经过3天的说服教育,首先争取到樊玉琳的完全支持,使新四军有了第一个比较安全的敌后落脚点——宝捻镇。许维新不堪日军的烧杀掳掠,曾杀死过两个下乡为非作歹的日军,表现出在敌人凌辱面前还未完全泯灭的天良。对此陈毅十分重视。挺进茅山途中,支队部曾与他们遭遇。当时,不少人主张为民除害,解决他们,也好用他们300多人的武器装备来装备自己。陈毅坚决不同意,在说服大家之后冒雨在户外给许维新写了亲笔信,希望他能够认清大势,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开始,许维新对新四军既不放心也瞧不起。但当他看到新四军果真是一支真心抗战又英勇善战的队伍以后,就主动找上门来,向陈毅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接受新四军的领导。陈毅对他毫不歧视,立即收编他的300多人枪为一支队独立营,任命他为独立营营长,并派去一批干部。后来虽曾有些反复,但独立营的大部分官兵都被改造成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许维新本人也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在战斗中牺牲。

在枪声沉寂之后,阵地上仍然在进行着殊死搏斗。零星的敌人疯狂地喊叫着,开着怀、敞着胸,有的端着枪,有的握着刀扑上来,被新四军指战员用刺刀将这些侵略者捅倒……

  晚上八点钟,部队已经走了十五六公里,到达亭头镇。经过这里时,部队分别向南北派出了警戒部队,以封锁通往敌方的道路,部队过去以后,又专门留下一个排,向黄池、青山的敌人靠近,以保证部队归路的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陈毅在江南敌后行动过火,开展双减,解放扬中,发展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人、枪、款主义”。陈毅感到,根据敌后的实际,根据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独立自主”精神,新四军应该制定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冲破敌、顽夹击的方针了。

韦岗伏击战的胜利虽然只是一场小胜,但价值却无与伦比。此战过后,江南地区的人民群众从此对于共同抗击日寇才真正树立起了信心,他们也真正开始从心底里接纳新四军这支抗日部队。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整个华中地区军民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二十分钟内解决战斗,撤出阵地!”

  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3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4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1938年10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1939年深秋开始,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

大大出乎新四军指战员意料之外的是,老百姓听到这些话之后,不但一点不兴奋、不激动,反而摇着头叹着气走开了,有的甚至见到新四军就躲得远远的。

  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

  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俩有良田万亩,佃户千家,在茅山地区是一股颇大的地方势力。经过陈毅的统战,二王对日、伪、顽、共四方面都能应付,既和新四军做生意赚新四军的钱,又积极为新四军搜集情报、给新四军提供各种服务,在四方应付中私下支持新四军抗战。新四军缺粮缺款时可以先从他们的仓库账房支取,新四军征集到粮食时又可用他们的仓库储存。对他们赚新四军的钱,也曾有人提出意见。但陈毅说,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只要他们是通过做正当生意赚钱,我们依然要和他们搞好团结,让他们在广泛的统一战线里发挥作用。

为了打好这一仗,在赣船山的一个竹林里,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

  “我说应该打车胎,把车胎打出气了,车就跑不动了!”小鬼神气他说,“先打死开车的,说不定再冒出个活的来呢!”大个子明知小鬼说的有道理,可也不甘示弱,顶撞说:“你也别吹牛,敌人的汽车一到,我看你呀,吓得朝裤裆里流尿了!”小鬼脸都涨红了:“你别小瞧人,我们战场上看吧!”

  这一次和两李会晤,“所谈甚好”。项英报中央说:通过秘密晤谈,陈毅和两李商定,“以第四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支周团取联系”,以江抗二路即叶飞部和管文蔚部一个团“与两李部队配合,向启东、海门、如皋、东台挺进”。罗支周团即罗炳辉第五支队的周骏鸣第八团,此时正活动在淮南,沿长江北岸逐步向东发展。取得“两李”谅解后,张道庸(陶勇)就率苏支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与罗炳辉支队呼应,管文蔚、叶飞则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准备与两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同时,派一个团回到东路坚持。到此,“向北发展”已形成十分有利的战略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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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卧不宁的日军遂调集步兵四千余人,骑兵五百余人,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于8
月22 日和23 日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
兵分八路,水陆并进,企图围攻小丹阳地区,一举消灭新四军第二支队,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军部东移上。经过叶挺、袁国平与顾祝同的最后谈判,在取得顾祝同正式认可后,项英于5月28、29日连电向中央作了报告。两个电报均表示要东移郎溪地域与苏南打成一片,还具体说定军部率两个团移苏南,皖南留一个团及指挥机关一部。

灰蒙蒙的天空下起了牛毛细雨,浇湿了战士们的全身。一串串呼啸的子弹射向日寇;一束束手榴弹不时在敌群中爆炸。敌人的嚎叫声、战士们的喊杀声搅和在一起,泣鬼神、惊天地。惊慌失措的敌人企图顽抗,受伤的、未死的日军纷纷跳下车向公路两侧逃窜,有的下车后就地卧倒举枪向新四军还击……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排长呼唤着大家。

  陈毅发此电的时候,北移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已准备就绪。为缓和一下紧张局势,也为了放松一下冷欣的警惕,以便各部能尽量在没有顽固派的纠缠下及时开动,陈毅专门派粟裕率战地服务团的演剧队前去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作了一次慰问演出,并特地让新婚的妻子张茜也一起去,同时还派作战科长吴肃前去进行一次联络。茅山这儿的布置,留下了新三团和新四团两个团的主力,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江南指挥部,留在江南的各后方机关和医院等,分批搬入茅山腹地,也都已经妥当。对根据地的群众,已分别作了说明。北移的路线已经勘定,并已派罗忠毅到江边准备渡江工具。6月15日电报发出,各部即已按指定路线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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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为保守秘密,部队在原地等待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才悄悄地上了船,然后突然转向西开,直指丹阳湖西岸。过河以后,部队又改乘几只预先借好的木船,继续由内河西进。午夜十二时,部队到达了预定的隐蔽集结地。这里离官陡门只有四十公里,再向前去,消息就不好封锁,必须在一夜间赶到官陡门才行。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中央并明确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

1938年5月,新四军为了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决定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开赴宁、沪一线,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将开赴皖东地区。

  粟裕旁若无人地从阵地一端走到另一端。他不断提醒指战员们节省子弹,沉着应战,要大家准备充足的手榴弹迎击日寇的冲锋,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视若不见。石块、泥土砸在他身上,他顺手轻轻地掸一掸,继续指挥。

  六团东进后,在叶飞的率领下,放手发展,打击日军,很快打出了声威,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既调拨给军部,还补充给六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战区很快就发现江抗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抗,可能是陈毅把茅山的主力派过去了,便让冷欣几次向陈毅追查。但冷欣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乃提出请陈毅派人去东路联系。陈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须带电台;人少了还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等等。冷欣生怕新四军打着合法的旗号进一步“越界”,连忙拒绝。六团东进的事也便只好不了了之。

接下来,粟裕亲自带人进行实地侦察,当他们观察到镇江至句容的日军汽车每天往来频繁时,果断决策在镇江西南韦岗设伏,一举歼灭日本鬼子的车队。

  会议结束后,粟裕离开地图,一手握着竹枝,凝望着青翠欲滴的竹林,满怀深情他说:

  1938年1月15日,陆续下山的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部队奉命集中。3月,一、三支队先后在安徽款县岩寺集中。4月,二支队也抵达岩寺。长江以北的四支队也抵达皖西集中。新四军所辖共4个支队,开始休整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此次战斗从早上8:20分开始,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毙伤包括土井少佐、梅泽大尉等军官在内的日军官兵二十四人,击毁日军汽车四辆,缴获长短枪二十支,日本军旗一面,以及战刀、日钞等不少战利品。

  陈毅司令员听到韦岗胜利的消息,高兴他说:“江南处女战打得好!”

  陈毅得报,命令新六团配合新四团坚决予以还击,肃清前进道路。6月18日,反顽战斗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打响。

韦岗伏击战,根据粟裕的战斗部署,先遣支队仅派一部分干部战士参加。

  粟裕趁机率部追击,毙伤敌五十余名,自己无一伤亡。

  正如项英4月2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他们迟迟不发给经费,不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划给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对这些,陈毅当然是洞悉的。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既联合又斗争、争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微妙关系,他了解和认识得更为透彻。他积极主张挺进敌后,正是为了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这位老大爷叹了口气,说道:“你们新四军规矩好,可打仗恐怕不行。”

  就在这支由新战士和机关勤杂人员防守的阵地前,日寇虽多次冲锋,但始终无可奈何,除了留下一具具死尸外,未能前进。夜暮降临后,鬼子被迫撤退了,这时粟裕才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6月17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队和一支队的两个连,完成了破袭铁道任务后,又于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日军军用品4车。这就是新四军在江南首战告捷的韦岗处女战。

粟裕果断指挥伏击部队迅速从两侧发起冲击,将日军分刻包围,身为最高指挥员的他竟然也身先士卒冲向敌阵!

  树林里、山坡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战士在谈笑,争长论短,有的战士一边擦拭武器,一边情不自禁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纪振纲果然给新四军捐钱捐粮捐赠西药,还给新四军送枪支弹药。

这一仗就是由粟裕亲自指挥的韦岗伏击战。

  “各连队的具体任务和动作次序是..”

  叶飞部队(即挺纵)在苏北抗日战绩卓著。1940年2月初,日伪军“扫荡”扬州、泰州地区,两李部队望风而逃。日军在阴历大年三十拂晓大雪中袭击挺纵一团,却被一团打得血染雪野,抢尸而逃。挺纵出击直追至扬州附近,一路缴获很多枪支弹药。如果不是韩德勤围攻半塔集,挺纵远道增援,抗日的战果一定更大。5月份挺纵回来,又遇日军“扫荡”,挺纵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日军烧尸一夜。但是,前有日军、后有韩军,与两李的关系也在恶化,挺纵处境的确险恶。八路军却一时来不了。

  有的战士抓起烂泥巴往日本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扑嗤一刀,要了他的狗命。

  1940年5月4日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同意陈毅意见令叶飞部开回苏北,还再次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东移苏南,指出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应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一天,毛泽东拟稿,由中央政治局向东南局、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为区别于1938年的“五四指示”,或称第二个“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10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上!”粟裕一挥手,突击队员摸上前去。据点的外围有三层铁丝网,其后面是地堡工事,地堡工事前面站着两个穿着大衣、戴着风帽的敌哨兵。

  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与此同时,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则动员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对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并派出精干小分队袭击南京麒麟门,以牵制敌军、策应第二支队反围攻作战。

  两李中,决策的是李明扬。李明扬并非蒋介石嫡系,但在北伐时期就担任第三军的副军长,在国民党内是有较深资历的人物。韩德勤排斥他,但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他,李明扬老谋深算,对新四军的态度基本上是既不得罪也不靠近。挺纵在扬中消灭贾长富团他并不反对。他暗地希望能借新四军的力量多少为自己扫除一些荆棘,牵制一下韩德勤的力量。但他自己又不愿意得罪韩德勤。新四军支持挺纵北渡的意图,他是清楚的。他的手下有个别纵队司令倾向新四军、个别支队司令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也略知一二,但是他装做不知,让他们与新四军暗中来往。总的来说,李明扬当时是企图两不得罪而从新四军与韩德勤的矛盾中得些好处。

  6 月中旬,新四军一支队和先遣支队先后抵达茅山地区。

  诚然,韦岗伏击战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在江南这个特殊地区,其影响却极其广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接连丢了苏州、杭州、镇江、芜湖、南京,半年来,日军在江南的统治已经得到强化。国民党虽有数万之众的正规军,还有号称6万人枪的忠义救国军,“恐日脖正在流行,难以与日军交战。

  粟裕接受任命后,眼中流露了出兴奋的神采,但也深感责任重大,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陈毅在5月17日、19日、27日,又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中央也于5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并刘少奇、张云逸,表示同意陈毅5月17日电所说的新部署,再次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当粟裕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用喜悦的目光看着他。虽然北风狂暴地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听清粟裕所讲的每句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

  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效的配合。7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察,随后于9月中旬,派了20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

  “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守一个月..”

  摆在项英面前的局势是现实的。向南发展的时机确实还没有到来,中央的意向基本上还是向北发展;皖南军部周围有国民党的7师之众,泾县云岭确实在虎狼窝内。从这一点看,江南敌后的条件就不同。在那儿,国民党军队不敢去,即便去了,也是少量的,摩擦起来,新四军完全有把握取胜。而发展苏北,项英和陈毅一致,认为两李确是中间派,大可联合,苏支、挺纵又已巩固好了前进阵地,今后也大有发展前途,陈毅还说苏南力量壮大了可以向浙西和苏北东部发展,这对项英也有触动,如果能在苏浙皖打开局面,当然是一个大事业。经过陈的再三动员之后,项英答应:军部和皖南主力可以东移,与江南部队连成一片。

  江南水乡,桥多路窄,在水网地带作战,许多指战员尤其是干部不适应。

  中央书记处接到项英1月14日的报告后,于1月19日复电指示项英: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商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目前在我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我们主张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江南陈毅同志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他妈的,我们只怕他预先逃走了,那才可惜!”

  日军对江南新四军的报复“扫荡”也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酷了。江南茅山的心腹地带,在一支队初到时只在交通沿线较大的镇上有日军据点,到这时三五里就有一个据点。据点之密集,犹如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1939年1月上旬,日军又6路进攻二支队三团。三团占据山地杀伤敌人,同时派部队袭击敌侧后,迫其回窜,又在其回窜途中给以伏击,并乘胜攻克小丹阳、陶吴,镇压了汉奸。1月中旬,二支队奇袭芜湖近郊的官陡门,8分钟解决了战斗。一支队也在不断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主动袭击敌人。1939年2月4日,袭击丹阳城西门,突入城内,歼敌伪50余名。2月6日,王必成率领二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50余名,2月18日,即农历除夕之夜,在陈毅亲自布置下,段焕竞率领二团一营长途奔袭延陵。按预定计划,由一连占领简渎河东北地区,监视大庙内日军;二、三连突袭河西南的两个大碉堡里的伪军,悉数将其俘获。随即全营向日军发起总攻,用长竹竿捆绑集束手榴弹炸开围墙枪眼,攻入庙院,逐屋激战,最后用火攻歼灭了顽抗的日军,攻克延陵。此战全歼日军川野中队1个分队和伪军100余名,还生俘日军1名。

  日军的车队霎时四面碰上了火壁。一辆卡车司机的头被击碎了,那辆轿车周身冒火,冲到一个土埂上,又退回来,翻倒了。两个敌军官中弹跌翻在车底下。接踵而来的三辆军车也停了下来。

  江北部队已站住了脚跟,开始抗日游击,并准备东进敌后。江南抗日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敌我双方的战斗已越打越大。1939年11月8日,王必成率二团两个营和段焕竞率新六团一部,加上“四抗会”领导的樊玉琳、巫恒通、孔庆哲的地方武装,和日军在延陵附近的贺甲村展开了一场持续20几个小时的战斗。这是一场恶战,日军固守祠堂大屋,增援的日军又很快赶到,突入祠堂。新四军三餐未吃,淋雨受冻,但斗志坚强,进行艰苦的攻坚战,还与善于拚刺刀的日军进行了白刃格斗,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这次被称为“延陵大捷”的战斗,歼灭了日军武村大队长以下170余名。这是一次与以前江南新四军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战斗。过去新四军打的是游击战,这一次打的是正规战,是运动攻坚战。过去对抗的时间都很短,这一次却相持了整整的一天一夜。这标志着江南新四军的成长,也更响地给日本侵略者敲响了警钟,以致日军又向茅山腹地大规模增兵。与此同时,国共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紧张。在三战区的怂恿下,国民党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率常备队残杀了延陵大捷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制造了又一次“镇江惨案”。新四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镇压了这个反动县长。

  这一仗,使水深火热中的江南敌后人民,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纷纷奔走相告,受到莫大鼓舞。

  得不承认,如果这些问题不另想办法解决,新四军在敌后无法生存。而同时,他也只得在一桩桩的事实面前承认,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江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活动是战绩卓著的。因而,命令陈毅所部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装备作阵地防御是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当陈毅步步紧逼,最后提出两党协议精神并声称要报中央解决时,他只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斗争,陈毅在1941年5月17日所作的《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叙述。

  “哼,不能轻视这些伪军,他们是受过日本鬼子训练的,装备也好,地形又是那样易守难攻,而且离敌人战略据点又近,鬼子容易来增援,千万不能麻痹轻敌。”

  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北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接到项英12日电报后,陈毅终于明白了:八路军南下苏北既不是短期内能实现,军部东移苏南也十分渺茫。陈毅下决心了。6月15日,他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出电报:“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既然陈毅在苏北的部队无法南调,“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先遣支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一、二、三支队都将自己最有经验的同志抽调给粟裕。特别是一支队,陈毅将自己身边得力的干部像副官曹鸿胜、侦察参谋张銍秀、测绘参谋王培臣等,都送到了先遣队。这些人都是久经战斗、精明强干的老红军,是不可多得的助手。粟裕深为感动他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给我了,不完成任务无法交待!”他很快将来自十几个单位的五百多名指战员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为新四军输送战士也是各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歌谣。除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主动投奔新四军外,游击区内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是最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的。

  怎么办?粟裕选择了绕河前进。因为渡河没有船,花费时间太长。绕河虽远五公里,但只要加快行军速度,天亮前还是可以赶到官陡门的。行军中即使被头道桥的敌人发觉也不要紧,走快些,猛冲过去就是了。于是部队开始加速跑步前进。这样,战士们足足跑了十公里,地上虽是铺满寒霜,天又刮着寒风,但是战士们跑得却是满身大汗。

  六团东进后不到3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500人发展到了5000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

  早上,天刚麻麻亮,江南水乡还飘忽着一片片迷漾的雾气,粟裕便一个人悄悄起来,走到高处去沐浴晨风,思考一天的工作。当指挥部的机关人员随着哨声到达训练场地时,粟裕精神抖擞地已站在小土坡上多时了。他仔细地看着战士们训练,只要谁的动作不准确,或是军容不整齐,他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指出错误或亲自示范。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

  1938
年底,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完成在苏南的展开,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9
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企图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

  三战区随即派一个正规团(团长钟钟山)楔入茅山,蓄意寻衅;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又率3师之众紧紧围逼。因此,除了将兵力作适当调整,以便顺利迎接皖南主力外,陈毅还派出一个由作战科长吴肃率领的侦察组,在军部东移的线路上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进行详尽的调查和勘察,并制订出整套应付突然袭击的方案,务求军部东移万无一失。

  奇袭官陡门之后,粟裕又率新四军第二支队进行了秣陵关战斗,并袭击了南京的麒麟门和雨化台,与陈毅领导的战斗在茅山地区的第一支队相互呼应,威震江南。粟裕的名字响遍江南大地。1939
年11
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10月8日,挺纵第一次进驻长江中的扬中。但陈毅迅速发现,盘踞扬中的与日军勾结的伪化顽军并未就歼,显然正在密谋反扑,消灭挺纵。陈毅急令撤回,顽军果然多路反扑,结果扑空。1939年1月,挺纵第二次进击,解放了扬中。这一次由于彻底解决了伪化顽军保安九旅的贾长富团,扬中得以巩固。挺纵一部并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

  当战士们得知要打官陡门时,高兴地议论道:

  对于争取和发展苏北,陈毅当然同意。苏北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明显。

  这时,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准备向苏南、皖南敌后发展。

  因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坚持发展苏北,陈毅于4月24日又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持华中发展苏北的计划,叶飞部不调江南开回苏北。5月4日,中央发电表示同意。叶飞部乃于5月中旬回到大桥、吴家桥地区。

  6 月17
日夜,所有参战的部队,紧张地进行了通宵的准备工作。二团七连连长、指导员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这个班来请示:“打汽车究竟打哪儿?”

  6月12日,项英却报中央并告陈毅,说顽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很可能在军部东移时借词进攻。东移路经地带在两河之间,作战极不利。所以目前只能待机移动。很明显,东移的事又“黄”了。

  部队在凯旋的路上没走多久,敌机果然不出粟司令所料嗡嗡嗡嗡地赶来了。但是早有准备的新四军战士,已经隐蔽得不露一点痕迹。一圈、两圈、三圈,敌机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无精打采地飞走了。

  特别是对国民党三战区给予新四军的刁难,陈毅既坚持原则,又能作灵活的处理。如减租减息、扩军等关系到江南抗战成败的大问题,陈毅是决不让步的,但在做法上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他接受了邓子恢提出的“让租让息”的建议,使江南的双减比较温和地进行。在扩大武装方面,他也指示在边缘区采用组织冬防队等一些地方群众色彩更浓的办法。

  这句活像一团火扔到了爆竹店,突击队员用手中所有的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手榴弹的爆炸声与枪声连成一片,火光把半个天空照得亮如白昼。

  对新四军的处境,中共中央十分关切。12月26日,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为此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了东南局和军分会的联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