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原标题: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本文摘自《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出版

  ※        ※         ※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江青说道: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陶铸舒心地笑了。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曾志这样回忆: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说公开就公开。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
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阵营: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组长 陈伯达;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顾问 康生;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韩爱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是“地派”!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威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①马辂、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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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生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

  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于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

  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

  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