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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以前的错综相连过去

  拨开云雾探真容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未来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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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唐纳、蓝苹、赵丹、顾而已,三对由沈钧儒老先生主持在六和塔下结婚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材料,
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王凡 东平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王文正说,谈这个问题,先要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继而谈江青究竟有没有被捕过,最后才能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当叛徒。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一个接着一个,必须理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说法十分混乱。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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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江青加入过地下党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首先,法庭调查的是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经法庭调查,文革中,江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说当时在座的李大章同志可以作证。李大章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曾在青岛担任过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没能对江青说的话当场进行纠正,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李大章当时没有说话,事情好像就被默认了。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获释的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突然再次被捕。徐明清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被农业部造反派定为叛徒。四人帮粉碎后本来可以获得平反,可是中央有关专案组认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经领导批准于1976年12月被捕,送进秦城监狱关押。徐明清在秦城监狱里写了江青是叛徒的揭发材料。1977年3月,徐明清的这份揭发材料被影印收入当时中央文件的有关资料,并下发到各级党委。

  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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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如此众多的材料和各种说法都摆在面前,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法庭究竟应该如何对江青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定罪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法官们就得沿着江青走过的人生轨迹,来对她的身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她的祖父名叫李纯海,是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是个木匠,后来在县城兼开旅店度日。李德文娶了两个老婆,江青是李德文小老婆生的女儿,生下后就给她取了个乳名李进孩。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当年曾在延安采访过她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称江青是1912年生人。王文正所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3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判决的判决书上,对江青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诸城人。根据特别法庭判决书上定的时间往前推算,江青应该是1914年出生。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上所用的时间,是根据江青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年的干部审查简历表上所填写的时间。到了江青上小学的时候,她有了一个学名李云鹤。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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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1929年,只念过小学5年的江青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省实验剧团。同时,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经常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去演出。江青在这个京剧班子里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却为她后来搞所谓的京剧革命打下了一点儿童子功,也成了她以后成为旗手的资本。

  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山东省实验剧团的团长赵太侔,是与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一同留学美国的同学,后来到青岛大学担任校长。江青以后离开剧团,跑到青岛找到赵太侔,在这所大学里担任了一名每月只有30元工钱的图书管理员。这个图书馆的馆长梁实秋,每月薪水高达400元。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在此之前,江青曾有过一段婚姻,
丈夫名叫裴明伦,是济南一个商人的儿子。后来一位名叫黄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1月,被任命为解放后的天津市首任市长;1949年6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年轻人,走入江青的生活。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黄敬原名俞启威,1932年在青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青岛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江青闻讯仓皇逃往上海。入党不久的江青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这里还得谈到另一个人,他就是江青的母亲在山东诸城帮工做佣人时张家的一个少爷,这个人名叫张少卿,又叫张少平,比江青大16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1933年7月,当俞启威被捕、江青逃往上海时,张少卿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副手,他给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康生。正是江青母亲帮工人家的这个少爷,在江青于1937年秋天进入延安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帮了她的大忙。

  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江青曾记得: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江青曾叹道: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学戏生涯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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