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500篇: 忏悔的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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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着又新鲜又无奈的心情,佩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
  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孟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室,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
  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霉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她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男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她自然是“大天鹅”罗!可是,也有看不惯她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她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
  她常将家中寄来的用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她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她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她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她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她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事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
  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动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她的教职。
  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
  这天,她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她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她走了。她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10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泪眼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
  她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她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她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
  为此她一直未婚。又有人说,她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
  然而有晚,她又悄然地回来了。她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弊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愧悔交加,耳际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她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地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之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

母女两代知青的观念碰撞
王忠一/文

作家叶辛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王忠一:张经棋、牟兰母女.jpg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

7月初,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赴城口,与1956年万县、开县支援城口山区合作化的老知青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对母女两代知青的经历以及她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关注。

历史走进2006年。随着二十世纪的逐渐远去,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母亲自愿下乡,奉献终身无悔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母亲张经棋,是1956年从四川万县市(今重庆万州区)去城口的老知青。她从万县一中初中毕业后,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响应万县地、市两级共青团组织的号召,自愿报名去了边远贫穷的城口县,支援农业合作化建设。

这个解释一点也没有错。

那时张经棋已满十七岁,在同去城口的青年学生中年龄算偏大的。她身体较好,积极向上,就编在最先出发的第一梯队。经过十四天翻山越岭、踏冰趟雪,夜宿牛棚包谷壳堆御寒,晨迎凛冽寒风启程,终于在大年初一迈着层层血泡的双脚,走进了城口县城。这次艰难的行军和城口县城干部群众倾城出动的热烈欢迎场面,成了她终身抹不去的记忆。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在中国人普遍的感觉里,知识青年,或者其最为简洁的称呼:“知青”。则是专门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人。有一些我们的同时代人,在那些年里幸运地没有去上山下乡,而是按照当时称谓“四个面向”的要求,分配到了工厂、矿山、基层组织,参军当兵。他们见知识青年的话题一度十分热闹,便说自已也是知识青年。从道理上来讲没有错,但是在中国,没有人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国家有关知识青年的所有政策,也不会落实到他们的头上。如果他们顽固地还要申明自已是知青,则会被人视为神经可能有毛病。

随后,张经棋被分配到菜濛区治坪乡红光社当会计。当地政府把她安排在生活条件最好的农户家里,每月供应三十斤大米。队里的家家户户都把她当做珍贵的客人看待,哪家来了客人打牙祭,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都要请她去作客。

和知青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词:“老三届”。也被人说得很多很多,前不久我去一所中学讲演,有学生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而比66届还要大、还要老的65届、64届、63届人,没有人称他们为老三届。”

组织的关怀、群众的尊重与信任,让她非常感动,她感到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恨不得把自己所懂得的知识全都掏出来,奉献给这块土地和这些善良淳朴的山民。她很快理清了过去在房柱板壁上画杠杠记的财务账、在坛坛罐罐里放包谷子豆子记的工分账,建立起了农业社里的第一批数字账本,理顺了财务关系。在兢兢业业地做好财会工作之外,她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办起夜校自任老师,开展扫盲工作,教青年农民识字、算账、唱歌、跳舞,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进与世隔绝的山乡,让世居僻壤的山民感受到大山外面的多彩世界。她还带出了做会计、出纳的徒弟。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这个问题的认真提出,让我感觉到,时间的巨轮和历史的浪潮会洗涮一切,会把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发生过的一切过滤成另外一个样子。就象我们时常见到的那些随心所欲戏说的古装电视剧一样。

半年后,张经棋被县里选送到开县农业合作化干部学校学习。还没等到结业,就接到县里的提干通知,调她到县文化馆当干事。这项工作主要是开展文化知识的普及,开展群体性的文体娱乐活动,还经常到各区、乡检查指导下一级文化馆的工作。她干得浑身带劲,如鱼得水。1957年,张经棋与城口县银行干部牟天明喜结良缘,组成了家庭。

于是,我放下了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来探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评析这一曾经牵涉千家万户,被誉为震撼二十世纪,牵动十亿人的心,对整整一代青年命运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的社会问题,来完成这一篇论文。

1958年,政府精简机构,他们那一批志愿者里提拔起来的干部全在精简之列,被送回农业社从事原来的工作。张经棋此时快做母亲了,就留在家里休息。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新建立的机构和各种经济实体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他们又很快被各部门任用起来,张经棋就调到了手工业合作社做会计。

内文摘要:

由于张经棋业务好、责任心强、工作出色,1963年调到县二轻公司会计科工作,不久升任会计科长、公司副经理,1988年评为会计师。她用自己的知识才智为改变城口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城口这片土地也给予了她值得自豪的荣誉,她被评为“城口县先进工作者”、“万州地区三八红旗手”。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作用的知青,也就是到了农村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知青。”详细>>

1994年,张经棋到了退休年龄。由于她在公司长期从事财会工作,成了公司的一部“活账本”,又继续留用了三年,快满六十岁时才过上了清闲的退休生活。

二、“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退休后,张经棋与许多当年的同伴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万州定居。他们每月都要聚会一次,共忆那段难忘的时光,延续患难之中结下的情谊,还组织了两次重访城口的纪念活动。张经棋是这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她家比较宽敞,常常作为聚会地点和接待站。她的老伴牟天明大哥,把她的同伴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每当他们来家时,他都亲自下厨做出拿手的饭菜来招待。

三、“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

每当谈起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张经棋都感慨万分,她认为: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她,以及他们那一批万开赴城口知青,都是铁杆的“无悔派”。

四、“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女儿被迫下乡,蹉跎奋斗有怨

五、“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张经棋有五个儿女,她风趣地说是结下的五个“知青果”。其中三个留在城口,继续从事父母辈未做完的事业,真正诠释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然而,儿女的经历与父母的经历不同,观念自然就有了碰撞。

由安置社会青年的权宜之计,迅速发展到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大女儿牟兰,是1976年从城口县城下乡的知青。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她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但是在那个动乱时期,学校不是“停课闹革命”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除了会背“语录”,写写批判文章,哪里学得到多少文化。高中一毕业,学业就中断,上山下乡是唯一的路。轮到她下乡时,已经不再是像母亲当年那样尊重本人的意愿,而是必须服从的“一刀切”;对知青的定义也不再是去支援农村建设的文化人才,而是必须去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来说,知青是来摊薄工分和口粮的负担,还容易招惹出节外生枝的麻烦。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出,是和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66、67、68“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前,应届毕业生不是经过考试升学,就是通过一定的途经分配工作。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判了17年“旧”的教育制度,在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之下,忙着进行热热闹闹的“斗、批、改”,学校既没有招收新生,又没有及时地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狂热地鼓动学生们在学校内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闹得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是派别林立,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辩论不断,今天斗这一个,明天批那一个,这个说好得很,那个偏说好个屁。或者是这个骂那个保皇派,那个咒这个狗腿子,咒骂得不过瘾了,甚至于发展到武斗。

牟兰虽然遵照父母的教诲努力劳动,与农民友善相处,但母亲当年的机遇却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前途渺茫、命运无奈的焦虑与忧伤中,度过了两年半知青生涯,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1978年底她才招工到城口县汽车运输公司当会计。

经过两年多的闹革命,真正热心于红卫兵运动、留在学校里打派仗的,已经只是一小部份学生,大部份学生都对无休无止的辩论已持观望的态度。可就是这留在学校的一小部份人,经常把革命和派性甚至于武斗闹到社会上,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更为迫切的现实是,老三届们留在校内闹革命,小学毕业急待升入中学的学生们就进不来,三届小学毕业生也不允许老三届们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

返城没几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时期,社会要求高学历的人才。牟兰不甘落伍,开始自学自考。带着工作与家庭的重负,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终于获得了大专文凭。但此时,自学自考的大专文凭已不再是职业发展的“敲门砖”了,随着企业改制,她成了下岗人员。

特别是1968年的夏季,全国三十个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时的话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进入“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毛泽东本人已为制止武斗召集北京五大学生头头提出告戒,并明确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老三届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了学校,怎么落实复课闹革命。

牟兰仍然不服输,又继续学习注册税务师,在年过不惑之后,获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担任了县政府一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根据相关规定,她不能在丈夫的职权范围内从事相应的工作。于是她不得不放弃自己有着光明前途的职业,留在家里当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她千辛万苦取得的注册税务师资格证,成了只能证明她的资质与能力,却不能助她实现理想和抱负的一纸空文。

这时候,国家必须就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尽快作出决定:怎么办?

虽然现在她的家庭、子女、经济状况都不错,但是她与母亲走过的路相比,总觉得缺点什么,心中总是感到空落落的。

怎么办呢,原先有过“四个面向”的说法,那就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

谈起上山下乡的得失,牟兰的心情极其矛盾:她承认“近三年的酸甜苦辣,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中国……艰苦的知青生活,磨练了我更加顽强的意志,使我慢慢成熟起来,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冷静,始终保持了做人的本分,培养了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格。如果说历史造就了知青,那么知青也造就了历史。”

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有的地方还在进行武斗,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人浮于事现象极为普遍,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是要招收工人的厂矿,名额也十分有限。

同时她又感慨地说:“十年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把我们学习求知最宝贵、最关键的时光荒废在动乱中和农村里。虽然我们后来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但仍然赶不上趟,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乎,客观上四个面向就剩下了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农村、边疆、基层。而边疆和偏远省份的基层,就是农场或是农村。

对于知青界存在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牟兰认为:“有悔与无悔,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上山下乡,我们虽然是有得有失,但是得失相比,失去的,远远多于得到的。文革和上山下乡,把我们这一代人耽误得太久,让我们失去了太多,我是难以认同的。在其他事情上我都是顺从父母,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得舒心畅意。唯独在上山下乡这方面,我与母亲时有争论,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持己见。”

这一年上半年,北京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串连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农民。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作了报道。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当普通农民。几乎是与此同时,青岛、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都有一些毕业生自发地去往山东农村、河南兰考、井岗山等地插队落户。

一对母女,都当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这在中国知青史上大概也不多见。然而时代不同,下乡的动因不同,经历不同,对各自人生的影响也不同,认识自然就不会相同。从这一对母女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的观念碰撞,折射出上山下乡运动许多深刻的内涵,其中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失误的教训?实在引人深思。※

并由于报纸、广播的大量宣传,形成一股势头。

王忠一:作者近照.jpg

势头虽大,但还没有形成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仍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冬,文革之前已经下乡的知青们,一度也返城造反,称上山下乡是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返城知青们静坐示威、强占楼房,闹着要求迁回户口,提出:“杀回城市闹革命!”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红旗民中知青,
1971年落户在南江县平岗公社,1974年底返城工作)

那么,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在中国,是怎么来的呢?

附:张经棋、牟兰母女近照

最近有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于苏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也有记截:1955年4月8日,当时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为垦荒的主体。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边远农村垦荒建场。这一做法,既能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代表团回国以后,团中央书记处于6月下旬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应该说,苏联开垦荒地的做法促进了中国城镇青年的下乡。而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早在这之前就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思想,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的报纸社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五四运动的方向”,一篇一篇的社论中不断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文章中的经典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还有一段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背诵过的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辩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的思想,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充分的理论依据。

故而,从50
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失业人员问题时,解决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也曾鼓励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及学生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还极为少见。

经团中央牵头,从50年代中期的1955到60
年代初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一代新风。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北京去往黑龙江的垦荒队和上海去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来建成共青城的两批知青,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过处于舆论倡导和摸索经验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两段语录之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开始引起城市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的议论中心,是在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那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二千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谈论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的话题。《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随着描绘新疆风光的电影纪录片一次一次的播放,唱遍了上海滩。当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新疆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宣传工具,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探索寻找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出路,是一权宜之计。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有计划地安置为主,鼓励知青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知识为主。从50年代中期到1966年,全国共有号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得来说政策是稳妥的,大多数下乡青年是安定的,情况是平稳的。

但是,也不能否认,下去的知青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认为城镇青年下乡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生活上不能自给,碰到医疗、口粮、住房等一系列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个别知青遭受歧视、侮辱等。

1966年秋冬返城造反的知青们贴出的大字报上,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反映。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问题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存在着,发展到最后甚至越来越严重。

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随着造反浪潮的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上半年还搞得热热闹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下半年即告停顿。记得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还和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奉学校之命去参加街道里弄组织的欢送社会青年奔赴新疆的活动,到了当年底,那几个曾被我们欢送去新疆的社会青年,又趁着造反风回来了。

这也是知青上山下乡在造反当年停顿的原因吧。

这一停顿就是两年。可以插叙一笔的是,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的通知》,通知要知青们赶紧回农村去安心劳动。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在2
月20日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明确提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好象就是针对知青们提出的“杀回城市闹革命”口号的回答。

到了1968年冬天的12 月21
日,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巨大变化,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和我的所有等待分配的老三届同学们,早在晚饭之前就接到了通知,晚上八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这真正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

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各地落实的情况,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消息传到各地后,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洁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腔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和纲领。由于他明确说了要“来一个动员”,全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广泛宣传动员。

“忠不忠,看行动。”

上海市革委很快决定,已经按四个面向分配的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同学,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一律都去农村。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属、革干子女,甚至于身体有残疾的,也不例外,全覆盖。民间统称为“一片红”。也有人更直接了当地说是“一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