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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必此诗定非知小说家 随园老人袁枚和苏东坡告诉您写咏物诗的心腹

董桥一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三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沏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论补白报纸杂志上偶然会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补填上去,美化一番,这就成了补白。补白有时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话,有时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诗一则笑话,也未尝不可以剪来做补白。有的补得很雅,有的补得很俗;有的读起来使人想到立正敬礼,有的读起来比大文章还要耐人寻味。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学问,就像壁上挂的字画,架子上摆的小摆设,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倒也有些小趣味。
  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时会碰到一些无聊的应酬,于是就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这种话既然是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所以也可以说是“补白”。反过来说,两个人意见不合吵了架,起初各人针对问题发抒自己的看法,进而驳斥对方的观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于是就破口大骂,来一声“他妈的”。
  这“他妈的”也是一种变相的补白。
  严格说来,一个人一天里的时间,花在做补白工作上的,竟比花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谈生意要上茶楼海阔天空一番才言归正传;谈恋爱要献许多殷勤才可以一亲朱唇;找饭吃要向上司拍马屁吹牛才得以苟延残喘;结婚要借钱大摆宴席,惊动亲友,大忙一番才能够上床礼成。这都是可以不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废事,可以不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废话。总之这段补白加上花边,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也就比光着屁股好看。
  年事越高、入世越深的人,就越觉得补白之不可或缺,慢慢也就越精于撰写补白。年轻人自视颇高,写文章往往把补白的资料写成长篇大论的文字;老年人历经沧桑,写文章往往把论文的题材写成三言两语的小品。于是,有人写一辈子大文章也不过如此,有人写一辈子序言跋语而成“家”。说穿了,实在关乎一个人懂不懂得补白的艺术而已。
  所以说,文人的补白应该是“……”,女人的补白应该是泪,大人物的补白是干咳,就像哲学家的补白是蹙眉;而长头发是画家的补白,握手是领袖们的补白,钱是商人的补白,笑是妓女的补白,伸展双手频频挥动是教皇的补白,衣服化妆是明星的补白。
  所以说,补白是文明的象征。一个人的生活里假如没有补白,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为了不使自己的理想落空,为了不致彻底暴露自己的短处,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去给自己生命里的空白填补些东西。所以说……写到这里,算算字数,觉得“补白”有余,而去“证果”之道远矣哉,不如掷笔。□

袁枚说过”不是此诗,恰是此诗。“正如苏轼杨花词的结尾,是似不是,不是恰是:

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明朝状元才子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十三也说:

南宋的葛立方在 《韵语阳秋》卷十四说:

前言

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

结束语

清代书画家金农(1687-1763)字寿门,是扬州八怪之首。他画了一枝杏花,题诗写到,”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金农用状元来衬托杏花的得意神态,宋祁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之词,老街感觉”真得意,状元来“传神之笔不亚于红杏尚书。

袁枚举得几个例子,”皆从天外落想“是指选取的角度新颖,用衬托的方式从侧面或对面写来。这几首诗的共同点都是用了拟人手法,赋予了被咏事物一种人文精神。从而具备了形神兼备的特点。

袁枚用自己写的《芦花》和刘霞裳的《芦花》诗相比,自认为甘拜下风。刘霞裳诗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这是反衬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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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枚的看法,旁见侧出与吸取题神

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则尤非诗人矣。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随园诗话》

苏轼 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过:

3、金国王若虚

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晁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

苏轼 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过: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王若虚认为,苏轼有意弱化形似,但并不是否定形似,只不过希望”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即作诗要不即不离而已。

南宋的葛立方在 《韵语阳秋》卷十四说:

伯乐老了以后推荐九方皋相马,结果这位老兄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虽然搞不清马的外形特征,他还是根据自己的方法选出了千里马。伯乐夸耀自己推荐的这个接班人时说:

陈去非作《墨梅诗》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后之鉴画者,如得九方皋相马法,则善矣。”

谢赫曰:‘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雄杰。’其此之谓乎?

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作马也,但以气韵为主耳。’

随园老人说苏轼有一句话很妙:“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东坡先生的话听着有点矛盾,不过找到出处就容易理解了。这两句出自《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又跑远了,再回到《随园诗话》来,袁枚说完了
“旁见侧出,吸取题神”后,便举了几个例子:

又以陈去非《墨梅诗》中的两句诗说了九方皋相马的故事:意得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南宋赵蕃的梅花诗特意使用了苏轼“论画不以形似”和九方皋相马“牝牡”不分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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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曰:‘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雄杰。’其此之谓乎?

对于苏轼“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争议太多,我们跑得有点远,还是回来继续看袁枚的《随园诗话》吧。对于“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袁枚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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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坡云: 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苏轼的“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
在后世引起不少争议,不过老街感觉有些人或者是误解,或者是有点吹毛求疵了。当然,也有不少人替苏轼解释。

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

四、袁枚举例的几首咏物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

画论形似已为非,牝牡那穷神骏姿。莫向眼前寻尺度,要从物外极观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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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今天忙了一天,吃完饭后坐在电脑前不知道写些什么。于是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随园诗话》,信手翻开后看到了袁枚的一段话,说的是做好咏物诗的妙处。

四、袁枚举例的几首咏物词

山因雨雾青增黛,水为风纹绿起漪。以是于梅觅佳处,故应偏爱月明诗。

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

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

看上去似乎不是写的这个事物,但仔细品味,恰是如此,此之谓不即不离。苏轼有一首杨花词,便是这种咏物词的典范: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坐的意思解释成“因为”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