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江青传: 第十九章 攻击“周公”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与邓小平对着干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十月四日晚上,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当即从中南海打电话到钓鱼台把张玉凤的电话内容,转告了“帮”中的另外三个人。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过了好几天,王洪文才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张春桥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钓鱼台宾馆的红色地毯上来来回回踱着。从张玉凤那里传来的那一句话,击碎了他的总理梦。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话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毛泽东说“邓”,那就不可能是“张”。一旦邓小平正式出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张春桥就只能屈居邓小平之下。想到当年指挥蒯大富,调动几万红卫兵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声震北京城,如今却要听命于邓小平,张春桥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幸亏,毛泽东的意见,还只是在电话里说说,没有正式形成文件。倘若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主意,那还可以挽回此事……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丹麦首相哈特林即将访华,定于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这与中国内政不相干的外事消息,使张春桥踱方步的速度加快了:哈特林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必须从北京前往长沙。负责接待哈特林来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将陪同哈特林前往长沙。显然,毛泽东除了会见哈特林之外,会与邓小平一起研究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事不宜迟。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改变毛泽东的主意……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十月十七日深夜,钓鱼台十七号楼,“四人帮”一个不缺,在江青那里聚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江青召开紧急“帮会”。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

  “我们四个人之中,洪文去长沙一趟最合适。”江青说道。其实,这主意,张春桥早已与江青通过气,是张春桥出的。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军师”是在来回踱方步之中,作出这一计谋的:要改变毛泽东的主意,必须派人火速赶往长沙,弹劾邓小平。在“四人帮”之中,江青去长沙显然不合适,毛泽东已经警告过“不要由你组阁”;由“军师”出马,更不合适。因为与邓小平争夺第一副总理的,便是“军师”其人。“军师”亲自出面,显得太露骨了;由姚文元去,此事不属宣传工作范畴,也不合适,唯有王洪文是最恰当的人选。毛泽东委托他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合情合理。何况,把王洪文推出去当“马前卒”,即使倒霉,也是王洪文挨骂。对于张春桥来说,王洪文虽是政治伙伴,可是心里对这位副主席也嫉妒之极。私下里,他曾对姚文元说过愤愤的话:“王洪文凭什么主持中央工作?他算老几?”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毕竞王洪文大嫩,敌不过张春桥这“老姜”,居然连连点头,答应前往长沙。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他蒙在鼓中,以为是江青提议要他去长沙,殊不知这是“军师”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话。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王洪文够“辛苦”的。翌日——十月十八日,一早坐飞机飞往长沙,当天晚上又飞回北京。

  江青: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惯于长夜工作、上午睡觉的毛泽东,在长沙仍然如此。在下午,毛泽东听取了王洪文的汇报,无非是说“邓小个反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听,就听出这话来自江青那里,因为江青已经不只一次向他告过邓小平的状。从王洪文嘴里讲出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江青的话的翻版。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王洪文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是一番严厉的告诫:“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

  兴冲冲坐着飞机来,气鼓鼓乘着飞机去。当王洪文还在天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已在北京钓鱼台伸长了脖子,等候“好消息”……

  三月二十七日

  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张春桥这“狗头军师”,完全失算了。两天之后——十月二十日,深深被“四人帮”所激怒了的毛泽东,干脆,托陪着丹麦首相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张春桥得讯,如同跌入深谷,连喊糟糕。他往沙发上一倒,闭上双眼,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两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坐飞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八十一寿辰。那天晚上,两位当代中国的巨人,谈到深夜,一起切磋着党、政、军人事安排。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两位战友,都明显地觉得彼此老了。从一九四九年起,毛的中共主席,周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一个擅长理论思维,一个细心处理各种政务。虽然从建国初年的高岗想抢当总理,直至林彪驾机外叛,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儿,不停地发生着这个事件那个运动,而毛、周合作关系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两人气质相差甚远,毛泽东是属于诗人加哲学家这一类型的,周恩来则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行政管理大师。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最为形象而又最为恰当地评价了毛、周关系:“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点燃起火来。没有周,它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与周恩来在长沙会面时的毛泽东,头脑的温度比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要低得多。已经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再不是林彪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文革”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消瘦了一圈,抱病而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安排中国未来命运的会谈。毛泽东呢,也意识到周恩来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周恩来再一次推举了邓小平。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了那句众所周知的对邓小平的评语:“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毛、周会谈的结果,在几天之后,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在张春桥的眼里,一月原本是吉利的日子。八年前,他正是在“一月革命”中夺得上海的党政大权;万万想不到,八年之后的一月,他却惨遭败北。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江青的主席梦破碎了。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王洪义的委员长梦破碎了。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碎了。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

  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至一月十八日,短短十三天之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全都交给了邓小平。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再是王洪文了,而是邓小平。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邓小平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所谓整顿,也就是整顿“文革”。只消翻开《邓小平文选》,他的一连串的整顿,都清清楚楚印在上面: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军队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各方面都要整顿》(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邓小平在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用他的话来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大约文艺界乃江青的一块“宝地”,邓小平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儿曰“调整”,其中也有一个“整”字。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

  如果让邓小平这么个全面整顿下去,就会把“文革”整掉,把“四人帮”整掉。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宦途上颠颠簸簸,历尽艰险的张春桥,用双手托着腮帮,愁眉紧锁。

  毛泽东说道: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他在思索着反攻的策略……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张春桥思想”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姚义元是个“写家”,往日三天两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自从成为“中央首长”

  毛泽东又说: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之后,虽然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但是“人贵言寡”,在报纸上几乎见不到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厂。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所能见到的,只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类文章。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年版。

  张春桥呢?十六岁就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而“文革”之中见诸于公开出版物的,却只有一九七六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所收张春桥文章:《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印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五年春,出现了反常现象:邓小平一月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三月号的《红旗》杂志登出署着姚文元大名的长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四月号《红旗》杂志紧接着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章、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两支秃笔结束了长久的沉默,忽地从幕后跑到台前,哇啦哇啦叫喊起来。虽说是在《红旗》杂忐上发表,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予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单行本。这两篇文章,列为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政治学习的必读文件。张、姚重操旧业,说穿了,为的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的优势,反攻邓小平。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的“主题歌”是一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把林彪说成是“经验主义”。至于他说的“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张春桥的文章,重弹他一九五八年的“成名作”的老调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张春桥的文章说:“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远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春桥引述了毛泽东的话,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张春桥提到了苏联,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来形容。他以为,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毛:“你也是难改呢。”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的领袖,主要在于理论上的独创,形成厂毛泽东思想。富有“领袖欲”的张春桥,已不再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为自己的“最大愿望”了。他的手下的喽罗,很快就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在上海开始研究“张春桥思想”,宣传“张春桥思想”。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最热心于研究和宣传“张春桥思想”的,要算是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毛:“不开就好。”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真妙,这家创办于一九七三年九月的杂志,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牌子,不知内情者以为只是一家大学的学报而已。其实,它的真正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它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机关刊物,发行全国,印数颇大,却硬要来个“障眼法”,“化装”成“复巴大学学报”。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一九三八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学习与批判》使劲儿地宣传“张春桥思想”,据说,“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在论”是“张春桥思想”的核心,是张春桥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作出的理沦上的“重大发现”。一九七五年,当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发表,《学习与批判》一下子发表几十篇文章,对“张春桥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加以阐述。那个宣传劲头,真大。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张春桥给《学习与批判》的主编写了一封信,说:“看了毛选四卷,对中国现在的阶级关系还不甚了了。”张春桥提出了“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这也被看成是“张春桥思想”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十五篇文章,论述张春桥的这一“贡献”。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一九五八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八年八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所有制、关于分配、关于生产关系,据说,“张春桥思想”都有独特的“建树”。《学习与批判》不遗余力地一一发表文章,加以“评介”。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一九六九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其实,说穿了,所谓“张春桥思想”就是:在社会于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着,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一九七○年十二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因此,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

  于是,“张春桥思想”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据说,“张春桥思想”将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唉,曾几何时,人们记忆犹新。还在几年之前,林彪被吹嘘成“第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唉,曾几何时,人们还记得,那“第四个里程碑”并非张春桥,而被林彪“预言”为他的“虎子”林立果!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幸亏历史学家只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从不收购“牛皮”。虽然平在海面的海蜇又胖又大,但是人们捕获后总是用盐和明矾除去它身上的众多的水份。张春桥的大名已经注定要载入中国历史,但他是作为“四人帮”之一受到历史的鞭答,而“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全被作为水份挤得一干而净。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

  “四人帮”作了检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一九七一年二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参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评了“四人帮”。其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最为严厉: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毛泽东还看重了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一九六八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了江青: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四月十二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注: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四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十大”的有关问题。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作出了“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王洪文一下子被提升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意味着他成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朝后退却了,叶剑英坐在了她的前面。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这表明中共组成了新的领导阵营.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江青原先极力想成为中共第三把手,如今已被王洪文所取代。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江青盘算着“组阁”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江青(女) 朱德许 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这么一来,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摆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1975.6.28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迫不及待”地攻击周恩来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康生“反戈一击”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通知》指出: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