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 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来信,谈起烈文对旧作的态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时期所写的小说,原名《舟中》,后来有人偷印,改名《保姆》。当年靳以在永安买到了,使烈文脸红,他不愿意人知道有这一本东西……”国内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创作选集,所以雨田说:“不应该再将它重印。”

                        一九八二年八月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
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
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
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
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
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
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
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
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
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
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
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
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
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
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
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
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
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
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
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
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
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
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
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
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
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
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
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
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
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
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关于我自己,我有两点意见:一、我不是文学家,我当时不过拿文学做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二、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费,我是这样想: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以后书写多了,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嘛!”说到修改作品,拿《家》来说,自从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后大概不会再改了。关于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我说过,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拿我来说,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锋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读者不满意,可以写文章批评,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