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 第九章 红都主妇

  第三次面临审查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毛泽东看上会唱戏的江青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俞启威,1912年~1958年,江青的前夫)。两个月后,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1898年~1975年,张叔平)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江青和康生是老乡,而且是旧相识,后者因此成为江青在延安的“靠山”。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层观看了由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演出结束后,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而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由此开始往来。此时,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前往西安,两人已经在法律层面上断绝了夫妻关系。而当时的江青在延安长得比较出众,颇有一番动人之处。加上她会唱戏,因此在陕北,很多人都把她当明星看待,她的戏剧不仅得到中央高层的喜欢,毛泽东也喜欢。江青当时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要娶江青。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反对者大有人在。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这就是有名的“约法三章”。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江青和毛泽东相处得不错。1939年冬,江青怀孕了,并于1940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讷。女儿的出生巩固了江青的地位。婚姻的蜕变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后来渐渐发生了变化,但对于婚后十年的历史,却很少有资料提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最后一任妻子的不满,甚至萌发了“离婚”的念头。《文史纵横》记载了毛泽东与他的卫士李银桥在1948年初的一段故事,可以作为毛江夫妻矛盾的佐证。这里有一段背景需交代:1947年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二十岁的李银桥和十八岁的韩桂馨被借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调用期为半年,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在护卫毛泽东和江青的最初半年里,毛泽东对李银桥的工作很满意,但后者却对江青颇为敬畏。1948年2月19日,当时是春节正月初十,也恰好是李银桥跟随毛泽东整整半年的“期限”。毛泽东突然问李银桥说,“今天是19号,8月到9月,9月到10月,11、12……半年,正好半年……你,还想走吗?”李银桥想起了江青……于是,他说:“想走。”但他似乎又不好意思如此拒绝毛泽东,补了一句:“如果主席需要……”意思是如果毛泽东要他留下,他还是可以留下来。经过一番“劝说”,李银桥最终答应“再订一次协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等到他打败胡宗南后再放人。这段对话看似与江青无关,但却从侧面表现出江青与卫士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对李银桥的偏袒也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想离婚而不可得与毛泽东谈话结束后,江青突然“请”李银桥一起吃鱼。李银桥不好推辞,只好答应。期间,江青突然向李银桥谈起了自己入党的历史问题。一顿饭过后,李银桥又被江青拦下,向他询问了毛泽东近来在日常工作中的生活情况。江青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机关工作的协理员,更是毛泽东身边的生活秘书,向李银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是她分内的事,按理说李银桥也应当随时向江青汇报毛泽东的生活情况。这一次江青问得很详细,李银桥觉得,江青是想以谈工作的方式来摸清毛泽东近来的情绪如何,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以便了解毛泽东近来的思想动态。从江青的问话中,李银桥隐隐约约感到,她是在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去。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离开了办公的窑洞,拖着劳累了一夜的身子,要回另一间窑洞里去躺一躺;李银桥立刻上前护送毛泽东往回走,当他进到毛泽东和江青住的窑洞里时,见到江青正拥着被子坐在大炕上还没有起身,便转身退了出来,静静地侍立在走廊里,准备随时听候毛泽东的召唤。过了一会,李银桥听到窑洞里传出隐隐约约的谈话声;静心再一听,像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事情。随后,便又听到了毛泽东不耐烦的声音,其中有几句话说得声音还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搞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正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老婆,这话我才更不能去讲!”江青像是又说了几句什么,毛泽东开始叱责道:“你这个人,就是跟谁也搞不到一起!”“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渐渐地,两个人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李银桥听到江青哭起来,哭得还很伤心;后来,谈话变成了争吵,江青边哭边闹,毛泽东大吼了一声:“你给我滚!”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抬眼见到站在走廊里的李银桥,稍一犹豫,随即转身闪过李银桥的身体,顺着走廊跑到周恩来办公的窑洞里去了。李银桥知道,每次江青同毛泽东闹了别扭,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这已经是形成规律的事了;这次也是如此,临近中午了,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走出来,脸上也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当天下午,李银桥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准备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先是坐在门板床上,见到李银桥走进来,也不同他讲话,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皱着眉头只是一个劲地吸烟,李银桥也不便问什么……毛泽东又叹了一口长气,扔掉手中的烟头说:“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早把她赶跑了!”起床后,毛泽东又吸了两支烟,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开始对李银桥说:“没办法呢,跟她凑合着过吧……”边想心事边踱步,一会儿又讲出一两句,“银桥啊,我同你讲,我现在有些难办;当初同她结婚,没搞好。唉,草率了……”“没办法,真是草率了呢!”李银桥只是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又吸燃了一支烟,紧皱着眉头坐在窗前的一把大椅子上,沉默片刻之后,叹了一口气又说:“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无大过,也无大错,现在就要胜利了,跟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讲……没办法,银桥啊,我是背了个政治包袱呢……”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上一篇文章:毛泽东留给我们的20大经典名言·下一篇文章:说不尽的毛泽东主席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来者正是江青!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

  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午后,我去服伺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黄敬也去了延安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

  变娇变骄了

  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①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①一九九○年二期《啄木鸟》。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②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③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达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据江青自云: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士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借牙病飞往重庆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