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文明:人类集体记忆 史铁生散文、随笔集 史铁生

  ——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

——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
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
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
为什么爱是美好的,恨是丑恶的?就因为爱意味着寻找他者,这寻找,必然要建构并接续起意义;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时必然割断并丢弃了意义——正如被分离的音符使音乐破碎成无意义的噪音。而音乐却整合起相互隔裂的音符,从而构成意义,并使每一个音符都有了意义。所以,是音乐拯救了音符,是意义拯救了当下,是文明这一集体记忆拯救了个体生命。因而,个体的从生到死仅仅意味着“永恒复返”
的一个环节。此外没有永恒。这样看,死将会是多么的不再可怕——每一个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现而获得意义,都以自身的被度过而构造着永恒。
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永恒,也没有当下。永恒和当下,都是由于对意义的认知与联想。所谓“肯定当下”,可当下是多久呢?一分还是一秒?当下,其实是:构造意义所需要的最短过程。意义,使你意识到一刹那,否则千年万年也是不存在。当然,也会意识到无意义,但这不等于是意识到了意义吗?
这就又说到了“权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话,还懂陕北话,再没有了。可我总以为“权力意志”不如译为“绝对意志”的好,否则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对他人的强权。“绝对意志”,什么意思?——离开它咱啥也别谈!故还是要援引玻尔那句名言:“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
但《六论》中又谈到:如果“意志的创造除了自身,没有其他标准,这难道不会导致意志创造的随意性、相对性?”于是“本来意欲克服相对主义的尼采,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麻烦”。是呀,这也是“超人”的麻烦,也是“权力意志”、“人性投射”和“内部透视”的麻烦。因为“意志”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着“意志”之所不及的无限之在。而“内部”和“人性”则想必会有“外部”和“神性”与之对应。这样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创造自身之时,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确认了有限的同时感到了无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所以成不了神——以后谁也别再冒充啦!而“超人”,则仅仅意味着人之不断的自我超越。
神的事,人不知,只能听,只能想,只能信,只能跟随。那不是音乐吗,对音符来说?——天籁之音,无限之谜,无限对有限的围困,或上帝之严厉而温柔的命令。音乐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并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够谛听并跟随那不息不懈的奏响。
音符是有限的,音乐的横向构成与纵向延续都是无限,这使得任何一个音符都必然会“永恒复返”。但非重复。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必然要重复的,但人的突围行动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音符的困境,和音乐的本质,是难免重复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怆、或平稳流淌、或激流涌荡……盘盘绕绕,万转千回,却不重复,也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这样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乐章间的歇息,以利乐手们重整旗鼓,以无限的曲式去表达其不变的投奔吧。
还要说“个体看似获得了意义,但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虚无性质实际上是被掩盖、隐藏了起来”,就有点矫情了。什么是“个体生命”?如果说,个体的必然死亡即是生命之必然的虚无性,岂不等于把生命仅仅限定为生理的肉身了?人都是要死的,这谁不知道?但这是拯救的前提,否则拯救无从谈起。拯救,难道不是指生命的意义,而是说生理的肉身?难道不是要使一个个盲目的音符——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命,融入一曲永恒的音乐中去从而获得意义,而是要炼一粒长生不老的灵丹?“永恒复返”莫非一定要靠这粒灵丹来证明,才不是谎言?
尼采曾想用科学来证明“永恒复返”,这算得上是糊涂,因为科学早把精神一维悬置起来了。我常想,如若科学能够引入精神,或许倒能拿出“永恒复返”的实据。但就算这不是“巴别塔”的续集,果真成功了,那拯救一事也就不用再提。所以,拯救还是要回到其固有的前提:人都是要死的,或每一音符都将被度过。
尼采的麻烦,在于他把人所面对的“无限”也给虚无掉了。咱是有限,他是无限,咱是人,他是谁?只要诚实,只要思考,只要问到底,你不可能不碰上他。你又诚实,又思考,又问到底,可又要否定他,说他死了,能不出毛病?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被称之为上帝的无限之在!你愿意给他别的名字也行,但他绝不因为年看不见他、弄不清他甚至于否定他,他就不在,就不难为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是立法者和发布命令的人吗?他可命令得了“权力意志”所不及的无限吗?他只可能是,被围困之生命的侦察者和指引者。指引,也仅仅是把那包围圈不断地扩大,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不在那包围圈的前沿,因此不可能不碰上他。
尼采从日神走向酒神,分明是说已经碰见他了,已经碰见了又说没碰见,说没碰见吧又明显是个瞎话儿。尼采是不是把我们领到了门口,存心要留一个悬念?那层窗户纸马上就要捅破了嘛!所谓“高贵的虚无主义”,与其它虚无主义有何区别?酒神!酒神的步履明明是有了信念的步履,明明是在那无限围困之下的步履,围困之下却坚拒虚无的步履——这岂不是已经证明了上帝,证明了神圣,证明了生命在“永恒复返”地创造着意义吗?何虚无之有?神的事,人不知;人的事,就是在命运的围困中——也可以说是无奈地——构造并接续起意义,从而拯救了当下也拯救了永恒。所以“永恒复返”绝不是“对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而仅仅是说:人不可能逃避大地生活,死都不能。至于肯定,则是指向着永恒的追寻与超越,即大地对天穹的仰望——那一曲博大的音乐从来就是充天盈地。

作者杨晓华|原载《学习与探索》 2017年第4期P159-163页

摘要: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无疑阐释着苦难,但却展现着一种精神和一种超越悲苦的力量。从黑格尔到尼采的19世纪德国悲剧美学,虽然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各不相同,却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德国悲剧精神所具有的特点:从理性的悲剧向非理性悲剧的过渡;从总体的、历史的悲剧向个体的、生命的悲剧过渡;从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转向艺术的、审美的甚至是生命的召唤过渡。更为突出的是,理性自身所具有的乐观在悲剧中表现升华为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此乐观与悲剧并不矛盾,却成为悲剧超越精神之所在。

  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

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由康德开创,经由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人发展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体现了人类本性中不断自我超越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因此,卡尔·洛维特认为,这些研究要表现的仅仅是“黑格尔的完成与尼采的新开端之间决定性的转折点,以便在当代的视野中澄清一段被人遗忘的插曲的划时代意义”[1]5。

  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假想的)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

19世纪中后期,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的批判精神蕴含了一个鲜明的二律背反命题:一方面,这种批判精神使人成为具有自由选择和自我判断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也使主体的个人成了服务于原则的工具,成了理性和真理的工具。无疑,这个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主体性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它是世界的生产之源,可是又是一种无声的显现或富于创造力的沉默”[2]226。

  为什么爱是美好的,恨是丑恶的?就因为爱意味着寻找他者,这寻找,必然要建构并接续起意义;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时必然割断并丢弃了意义——正如被分离的音符使音乐破碎成无意义的噪音。而音乐却整合起相互隔裂的音符,从而构成意义,并使每一个音符都有了意义。所以,是音乐拯救了音符,是意义拯救了当下,是文明这一集体记忆拯救了个体生命。因而,个体的从生到死仅仅意味着“永恒复返”

19世纪的德国悲剧精神集中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从理性主体性悲剧过渡到非理性的个体生命悲剧;其二,是从理性的乐观、到非理性的悲观、又到超人的乐观;其三,从对真理、正义、道德的追求转向对于个体、艺术、生命、审美的召唤。而尼采之后的时代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的时代,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悲剧即将发生在现代,以降低自高自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廉价购买其主张的人道主义。”[2]217

  的一个环节。此外没有永恒。这样看,死将会是多么的不再可怕——每一个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现而获得意义,都以自身的被度过而构造着永恒。

一、理性的和解与非理性的出场

  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永恒,也没有当下。永恒和当下,都是由于对意义的认知与联想。所谓“肯定当下”,可当下是多久呢?一分还是一秒?当下,其实是:构造意义所需要的最短过程。意义,使你意识到一刹那,否则千年万年也是不存在。当然,也会意识到无意义,但这不等于是意识到了意义吗?

从起源上看,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悲剧美学表现为从理性、主体的悲剧到非理性、个体的生命悲剧的过渡。

  这就又说到了“权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话,还懂陕北话,再没有了。可我总以为“权力意志”不如译为“绝对意志”的好,否则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对他人的强权。“绝对意志”,什么意思?——离开它咱啥也别谈!故还是要援引玻尔那句名言:“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

黑格尔的悲剧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黑格尔认为理性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相对于绝对精神而言,人是客体的,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的主体实现自我的中介或手段。人同时又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客观外化为人),是为抽象、纯粹的理性服务的。这也就注定了黑格尔的悲剧美学都是在他的绝对精神内部完成的。黑格尔的悲剧美学较之于古典悲剧理论诉诸不可避免的命运和遥远的、神的、“善”的旨意,具有重大的超越意义。因为在事实上,悲剧的形成必定不是偶然和外在的,悲剧的解决途径也并不是命运的必然。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永恒正义”就是绝对精神,它利用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达到“永恒正义”的胜利,获得一种理性的满足。“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3]286然而,为了满足理性的自足性和绝对精神的完满性,黑格尔所谓的“罪过”其实也是与其绝对精神完满性的表现相对的一种片面性,并不是具体的、道德的。“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3]287因此,绝对精神自身的完满性特性使悲剧冲突只能成为一种手段。

  但《六论》中又谈到:如果“意志的创造除了自身,没有其他标准,这难道不会导致意志创造的随意性、相对性?”于是“本来意欲克服相对主义的尼采,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麻烦”。是呀,这也是“超人”的麻烦,也是“权力意志”、“人性投射”和“内部透视”的麻烦。因为“意志”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着“意志”之所不及的无限之在。而“内部”和“人性”则想必会有“外部”和“神性”与之对应。这样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创造自身之时,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确认了有限的同时感到了无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所以成不了神——以后谁也别再冒充啦!而“超人”,则仅仅意味着人之不断的自我超越。

理性与主体性是同一的,理性自然地孕育着主体性。黑格尔把理性原则和人的主体性原则同时孕育在绝对精神之中,因此,他所谓的主体最终就成了一个超历史过程的主体和一个纯粹理性的主体。青年马克思合理地吸收了黑格尔的主体性原则及自我精神回归所蕴含的自由原则。他质疑了近代主体论向内挖掘、视主体为内在生成的思路,立足于社会来重新分析主体的构成和运作方式。马克思把人看作是历史的存在和实践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善与善的斗争,并不是“永恒正义的胜利”及“和解”,悲剧所表现的是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阻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对正义的呼唤。此“正义”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并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正义是“历史的进步”和“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所以,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4]。正如赫舍尔所说的:“对动物而言,世界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对人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世界,而做人就意味着处在旅途中,意味着奋斗、等待、盼望。”[5]

  神的事,人不知(其所以),只能听(或不听),只能想(或不想),只能信(或不信),只能跟随(或背离)。那不是音乐吗,对音符来说?——天籁之音,无限之谜,无限对有限的围困,或上帝之严厉而温柔的命令。音乐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并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够谛听并跟随那不息不懈的奏响。

启蒙主义试图以理性否定造成世间的沉迷与蒙昧的“神”,以便使现代社会成为真正“属人”的世界。然而,启蒙理性却走向了自身的深渊,成了一切现存的、合法性的新法庭,理性被扭曲为重新压制人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诉诸用现实、实践的手段来消解理性的神话,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出了与理性相反的人的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生命等,认为人首先必须是感性的生命的存在。如卡尔·洛维特所说:“作为现存世界的批判者,尼采对于19世纪来说意味着18世纪的卢梭。”[1]351所以说,马克思用人的主体性取代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体性,使实践的、自由的原则成为人的原则,成为传统理性主体性向人的主体性过渡的起点。

  音符是有限的,音乐的横向构成与纵向延续都是无限,这使得任何一个音符都必然会“永恒复返”。但非重复。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必然要重复的,但人的突围行动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音符的困境,和音乐的本质,是难免重复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怆、或平稳流淌、或激流涌荡……盘盘绕绕,万转千回,却不重复,也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这样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乐章间的歇息,以利乐手们重整旗鼓,以无限的曲式去表达其不变的投奔吧。

叔本华和尼采更为关注的是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意志,这种非理性孕育着发自于生命的最内在的本质力量。在尼采看来,“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科学的理性精神只是功利主义的浅薄的乐观,它无视人生的本质,不关注人本身,是枯燥的、缺乏爱和希望的。叔本华也认为一切生命在本质上都是痛苦的,“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6]427。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体,这种意志导致了人的欲望和追求都是盲目的,是不可能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悲剧,也正是在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级别上使我们在可怕的规模和明确性中看到意志和他自身的分裂。”[6]354非理性的“意志”的盲目与冲动使人注定要面临自身内在的斗争,人生注定要是一场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剧。叔本华和尼采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现代所面临的苦难和悲剧,悲剧的根源是非理性的感性意志本身。悲剧的目的和实质就是使现实的人抛弃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