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要把生命融化在作品里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叶永烈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后又创作了《时间简史》、《知识之花》等一系列优秀的科普作品。这些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科普科幻作家中标志性的人物。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到现在人们一提到科普,还想到叶永烈。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进行了转型,将主要精力放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上。从“四人帮兴衰史”系列到“红色三部曲”,这个转型让叶永烈走入更广阔的天地,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丰富、多维的叶永烈。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早已著作等身的叶永烈依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几本新书问世。2月20日,叶先生夫妇来泉,记者得以在他下榻的饭店进行一次专访。他的创作生涯如何演变?他的那么多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这些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超级“旧闻”记录者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叶永烈曾经被称为“旧闻记者”,他自己说过,“把旧闻写好了,也能成为新闻”。其实,叶永烈写的旧闻要比许多新闻难得多,像他写“四人帮”、写陈伯达、写傅雷夫妇,需要接近许多关键而敏感的人物。他还要和时间赛跑,一旦这些历史老人离世,许多故事和真相也许就此湮没。叶永烈用作品证明,他写好了“旧闻”,这些“旧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转型:更多思考国家的命运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叶永烈有许多作家羡慕的“高起点”。叶永烈19岁时,正读大二,写了一本书《碳的一家》,直接寄到出版社。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第二年,因为《碳的一家》,年仅20岁的叶永烈被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主编曹燕芳看中,让他写其中的化学分册。后来叶永烈继续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物等分册。《十万个为什么》在1961年的国际儿童节第一次出版,全书共900多个为什么,叶永烈占了300多个。这一次出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叶永烈写作的基础。媒体约稿如雪片般飘来,要的大多是科学小品。有这种状态,叶先生解释,学文科的人写不了,学理科的没几个人能写。而学光谱出身,文字能力上佳的他恰恰是“夹缝中人物”。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记者和叶先生谈起他的科普生涯,他笑着说,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许多人却难以理解,在这个领域顺风顺水、独占鳌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选择转型,而转向当时有点像雷区一样的“重大政治人物纪实”的创作上?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叶先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喜欢写一些思想比较深层、比较能反映国家的命运、时代的风貌的书。”当时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他往往会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使叶永烈意识到这种体裁所产生的震撼力,也更适合他。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作家靠作品建立信任度”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看过叶永烈写的传记的读者,都会感觉很新鲜,里面总有丰富的细节和故事,总有一些独家披露的内容。那么,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独家的史料或线索的呢?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叶先生说:“我的作品一定要有细节,我不能仅靠资料和参考书写作,主要靠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现场走访。”就像他新作《出没风波里》第一章“最熟是北京”。叶永烈家乡是温州,工作和居住地是上海,为何最熟的是北京?那是因为,“经历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数住在北京,我去采访他们,所以去了无数次北京”。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但和这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打交道,却不是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