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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亭事件——张春桥的政治豪赌与王洪文的发迹

  结识王秀珍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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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笑了。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红卫兵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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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王洪文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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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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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安亭事件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
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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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张春桥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主任 苏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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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戴祖祥一怔。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稳定“后院”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赤卫队”的崛起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的力量也不弱。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