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婚事解密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国籍
中国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接班之谜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出生地
吉林长春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公子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中文名
王洪文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劣行
与江青,姚文元等组成四人帮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生平简介

王洪文,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乡开源村当农民。

三弟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当家庭妇女。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

1951年4月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南渡鸭绿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曾任警卫员、通讯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部。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逝世日期
1992年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出生日期
1935年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在“四人帮”中,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打电话给杜修贤,让他给自己拍摄了办公照片和标准像,为上台作准备。10月3日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传出,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民族
汉族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向妻子提出离婚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从党的九大开始 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峻岭”何人?江青也!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已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做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职业
军人,干部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主要成就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共中央“接班人”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文革发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洪文及同厂6人即起来“造反”,先后在厂里贴出所谓“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市委四清工作队滚回去”等大字报。

1966年11月初,王洪文与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陈阿大等30余人串连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宣言中公开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拒不承认“工总司”,王等在会后煽动和裹胁数千人,强行登车要北上“告状”,制造了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铁道运输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的“安亭事件”。此后,又接连制造“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使上海陷入极大的混乱。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于1967年1月6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9日,王洪文等又在“砸烂旧工会”的口号下,篡夺了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权,并大肆迫害工会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

1967年8月,王洪文等又一手制造了砸“联司”的全市最大的武斗事件。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当上了副主任。同年12月,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会议”上当选为工代会常委,后于1973年4月第五次工代会上当选为市总工会主任。

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73年5月,调中央工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常委。他积极参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张春桥、王洪文等为篡党夺权还直接控制上海民兵指挥部,发展“第二武装”。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抓捕费了点劲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抓江青那么容易。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王洪文还想挣扎。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九·—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为期一周,十九日结束。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王永祯 王秀珍(女)……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