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邓小平传: 第十四章 天安门

  1989——1983年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刚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共产主义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江泽民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据原文译出。——译注)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已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那篇讲话,以及他提升了江泽民。因此,“六·四”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夫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不过,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经常与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论改革之事。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漠不关心或表示反对,1991年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而一些全国性的报纸甚至不曾提到这篇文章。
  1992年初,他开始南巡。巡视华中、华南、华东,包括他的话能很快被香港报道出去的地方。他访问了武汉、深圳特区、珠海和上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发表讲话。很快,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和一些引语出现在香港的报纸、电台和电视节目中。观看香港电视的成千上万华南观众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不久消息遍及全国各地。
  从北京对此事反应的速度来看,中共领导阶层未经过太多的争议就已决定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了。2月21日。邓小平作南巡的最后讲话。28日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大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两个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在一段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这段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②。
  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③。
  这些话很清楚: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
  在政治上,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最后,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讲话在夏初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了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邓小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的成功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定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比喻成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把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加速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会最后一天,当邓小平在邓榕小心的搀扶下缓慢地经过会见大厅时,他完全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邓小平没作任何发言,也没呆很久,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对这位总设计师的热爱比对舵手毛泽东更胜一筹。代表们将会很想念他。因为,代表们知道,有许多人帮助过邓小平设计过中国现代化,并创建起一套基础理论,但是,他们也知道邓小平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如果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将会怎么样?确实,在新的领导层中,或者说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无论在声望、经验或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人能与邓小平相比。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③同上书,第375页。
  结论
邓小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他去世以后,中国又将会怎样呢?
  邓小平的第一项成就是担任了中国的领导职务,这也是他取得其他成就的前提条件。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年轻是他的最大优势;当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时,他比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要年轻五岁甚至更多,所以他能活得比他们长。但是20、30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远远落后于他们,甚至不如与他同辈的一些人,如陈云。1945年以前,他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已经四十多岁了。1952年他从四川调到北京时,在新的国家领导人当中,也不是排在前几名。尽管1956年以后他被迅速提拔,当上了总书记,并没有人将他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了,大家以为他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更不用说超过周恩来、林彪或其他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了,邓小平能够东山再起的确应归功于毛:1968年他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1972年他接受了邓小平请求复出的要求,决定让邓复出。当然,这也不排除邓的政敌的愚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邓本人的优秀品质。他坚强、不屈不挠,并结交了很多忠诚的朋友。从1976年他再次失势到当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四人帮”一直无法对他下毒手,就是因为他的朋友保护了他。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取得的两大成就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中国引入了国际生活的主流。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并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经过二十年的革命,人们渴望安定与经济发展。是他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党中央有可能把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也是他的讲话促使中央委员们当着华国锋的面否决了“两个凡是”,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消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方法上,邓小平的贡献不多。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外开放”政策的,对经济特区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且使经济特区成为开放政策的最有力的证明。但具体的细节问题,他总是交予其他人去办。这样或许比较好。
  邓小平所提倡和推动的改革,虽然脚步还有些蹒跚,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从1980年到1992年的十三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8%,这一发展速度同亚洲“四小龙”相当,并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的发展速度(1992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比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快6.4%,如果这一速度保持不变,十一年以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三百八十亿美元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中国从一个外贸活动很少的国家,进步到以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所吸引的外资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到1990年,外国资本已在中国兴建或扩建了三万多家企业,总投资超过了二十亿美元(还有更多的资金已签订了引进合同)。诚然,在内地一些省份,人民的生活依然很贫困,但就是在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也已有了改善。
  经济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通货膨胀。1988年到1990年,国家零售商品的物价指数也在上升,这与1989年的政治动乱不无关系。1992年国民经济再度增长,创造了年增长10%的好成绩,但是却又出现了新的通货膨胀。第二个问题涉及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把许多产品的征税权下放到了省,因而使得各省的上缴国家的税收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979年的47%下降到1990年的16%,远远地低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第三个问题涉及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要负担所有职工包括退休职工的各种福利,而且经常要按照很低的固定价格出售产品,因而,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1990年,国有企业亏损高达二百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
  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同苏联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领导结束之后所产生的动乱相比,这些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那么,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成功的秘密何在呢?有三点可以指出。第一,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和商业。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粮食和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为城市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在实施价格改革的过程中,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具体的做法是对那些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企业进行耐心的劝说,而不是强迫他们投身竞争更为激烈的经济领域。消费者也没有因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而反对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最高点是18.5O%(1988年),苏联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是91%,而且以后更为严重。第三,置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后。这当然令很多人感到失望(因此造成了1989年那场可怕的悲剧)。但这也表明,国家仍然可以控制那些不赞成改革的人,诸如计划经济体制下负责制定计划的人和享有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大型企业的工人,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伤害。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报纸、工会或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党内施加他们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将会被党内相对的压力化解。换言之,整个改革计划不会因外在的政治活动而被迫停止,也不会因此而被迫修改可能对社会某一特殊团体非常不利的一些计划,即使是那些最不受欢迎的改革计划,也能继续加以实施。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很仁慈。不是的。也不是说,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其他的领导人希望将来有朝一日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会被多党制和行政与立法机构的竞选所代替,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说,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实施,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秩序。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地实行民主,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地实行民主。
  从1950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一直与世界隔绝。即使在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人民的心目中,中国也是一块遥远和神秘的地方。当然,朝鲜、蒙古和越南除外。造成中国与世界隔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另外毛泽东本身的有些做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区不感兴趣,对于他唯一出访过的一个国家——苏联也不喜欢。因此,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少,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同样越来越狭隘。
  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在他的指引下,中国引进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工商业技巧,以满足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与此同时,他让中国在处理国际与地区争端问题时,发挥与中国国力相当的影响;他改变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再强调革命和战争。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设法使一些“热点”地区降温。中国还加入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国际刑警等。她还向许多发达国家派遣了留学生,在美国就有中国留学生三万多人,另外她自己也接受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顾问、学者和学生。北京国际机场每天都有十几次班机飞往欧洲和美国,而十五年前,每天只有三至四次班机。
  未来的中国将会怎样呢?中国是如此之大,发展又是如此之快,因此要想预计她的未来是困难的。如果我们以中国过去的发展为借鉴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描述她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一,政治方面。邓小平百年后,将有一个人(在本世纪之前,中国的这位领导一定是男的)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最后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争执。中国的传统和民主集中制都需要一位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说集体领导将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说新的领导者的最亲密的人将是他的助手而不是他的同事。
  第二,社会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断增加,社会的知识水平相应地提高,因而对社会与文化自由的要求将越来越强烈,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将会就放弃一党执政是否明智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因此,中国可能会像香港早期那样,允许甚至加强各种自由,但多党制的进展却很缓慢。
  第三,经济和社会方面。目前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十一亿,而且还会迅速增长,到本世纪末将突破十二亿。粮食问题将成为新的问题,甚至会减少对每个家庭的粮食供应。是重新实行配给制,还是增加粮食进口,这是中国方面必须要作出选择的。
  第四,是政治和文化方面。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将会要求享有更多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治。到目前为止,世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藏。但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在回教复兴主义和前苏联境内回教兄弟姐妹纷纷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影响下,会更为坚定地要求文化自由与政治自治。
  与此同时,中国人将要对毛去世后一直领导他们的这个人作出判断。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弱点。有些人会认为他过大于功,但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功大于过,因为是他领导他们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所未闻的水平,而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简介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

时间:2011-08-16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1年7月23—31日

  地点:上海浙江嘉兴

  出席大会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确定了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一大选举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

  中央局书记:陈独秀

  组织:张国焘

  宣传:李达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2年7月16—23日

  地点:上海

  出席大会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新的重大突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二大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一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

  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3人(姓名不清)

  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委员长陈独秀

  组织:张国焘

  宣传: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3年6月12—20日

  地点:广州

  出席大会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正式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大会又强调指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努力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会制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中央局。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

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

  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

  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

  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

  注:1923年9月,中央机关由广州迂回上海,谭平山代表中央驻粤工作,由王荷波接替谭平山进入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5年1月11—22日

  地点:上海

  出席大会20人(其中有表决权者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大会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方面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的问题。提出了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正式提出过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步,在实际上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四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局。

  中央委员会委员: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

  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

  中央委员会中央局:

  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  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地点:汉口

  出席大会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五大选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人。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31

人,候补委员

14

人;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中央政治局委员

:

  陈独秀

张国焘

李维汉

蔡和森

李立三

瞿秋白

谭平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苏兆征

张太雷

周恩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

: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总书记

:

陈独秀

  注:

)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即

八七会议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

1928

6

18

-7月11日

  地点:莫斯科

  出席大会

142

人(其中有表决权者

84

人)代表全国

4

万多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由于国内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动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

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六大选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人。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23

人,候补委员

13

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3

人,候补委员

2

  中央政治局委员

:

  向忠发

周恩来

苏兆征

项英

瞿秋白

张国焘

蔡和森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