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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毛泽东传(1893―1949): 《毛泽东传》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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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较早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反对意见的何孟雄同志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共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中央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1930年6月,红一军团按照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自汀州向南昌开进,当到达南昌附近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8月初,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为援助红三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遵照中央指示并经总前委多数同志同意,于9月再度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部队到达袁州后,毛泽东说服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取得他的支持,决定既不回攻长沙,也不攻打南昌,而是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打下吉安,后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⑤。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⑦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⑧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⑨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⑩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11)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当地群众知道朱德、毛泽东将率领红军北上后,在长汀县城南郊举行欢送红军北上大会。“到会的工农群众,达三四万人之多(全县人口二十余万),多数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赤脚、光头,有的持红旗,有的荷步枪,有的带梭标或鸟铳、刀棍,完全武装,红色遍野,成为赤色世界。这天演说的有二十余人,除了朱德、毛泽东和一台湾共产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工农分子。”(12)这次欢送红军北上大会,体现了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

  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并在兴国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当年参加这次誓师大会的萧华回忆说:“一九三○年六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七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帅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镖闪光,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

  在我的意象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13)萧华那时刚调到红四军军委担任青年委员。他回忆到那天同朱德谈话的情况:“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我对朱总讲,我刚从地方调到部队,是一名新战士,对部队工作不熟悉。朱总笑着说,这没关系,你大胆去做,有军委的同志帮助你,搞一个时期就熟悉了。朱总说话时声音不大,也不着急,使人感到亲切。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和蔼可亲。”(14)七月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在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训今。“本军团决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15)这里没有说“夺缺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就是说,到南昌附近以后,视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里也是留有灵活的余地的。

  按照训令,红一军团即日分三路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涂。

  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这时,原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及其所部滇军已调离江西,省政府主席改由湘军将领鲁涤平接充,他派第十八师五十三旅一百零五团赶到樟树。七月二十四日拂晓,红军开始进攻,击破鲁部两营,缴枪近二百支,俘虏一百余人。进驻樟树镇后,朱德、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政策,并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人民,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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