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的主要特点

美国海军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4次重大的战略选择,完成了不同时期国家转折过程中的海军战略转变。这些战略选择,基本确定了美国海军发展的大势和走向,在美国海军发展进程中居于突出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选择的模式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是比较典型的大陆海军模式,而第二次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表现出了大洋海军的特色。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确立了内向型的近海防御海军,海军力量以轻型的快速帆船为主,执行守土保交的袭商战战略。可见第一次战略选择带有浓厚的大陆海军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海军还不是国家单独的战略力量,是执行“陆主海从”战略的附属性力量,无法取得独立性的战略地位。

经过旷日持久的西进运动,美国领土由大西洋沿岸拓展到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从一个一面临海的大陆国家发展成为三面环海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的改变,促使美国海军摆脱了对陆地的依附,成为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独立战略力量。回顾地缘环境与世界强国海军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海洋国家内在地要求发展外向型的进攻海军力量。可以说,美国战略环境的改变对美国海军彻底摆脱大陆海军的禁锢提供了客观的物质需求。

第二次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坚定地确立了外向型远洋进攻海军的战略选择,海军力量以重型的战列舰为主,执行以夺控制海权为核心的舰队决战战略,彻底实现了从大陆海军到远洋海军的转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和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美国海军再一次走到了一个事关其地位作用,甚至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十字路口,美国海军不得不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海军历经磨难与挫折,应对着各种威胁与挑战,探索并最终完成了美国海军新的战略选择,这次战略选择进程中凸显了一些新的特点。

总体来看,第一次战略选择是很不顺利的,其进程漫长而曲折,充斥其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次战略选择比较顺利,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海军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迅速稳健地完成了战略转型。第三次战略选择比较曲折,美国海军又一次陷入了战略被动,在复杂的政治、军种斗争中,长期难以作出适应时代和国家需求的战略选择。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及时洞察了战略环境和国家需求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前瞻性地不断提出和更新战略概念,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及早出台了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稳健、快捷地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纵观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表现出极强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海军始终是在被动地应对压力和挑战,无法影响决策层的海军政策,只能在政治的斗争中起伏不定。到19世纪末期,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变化为海军新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变革的基础。美国海军在大变革的酝酿阶段和开展阶段,都积极作为,提出新的海军战略理论,为海军的发展赢得主动。1890年顺利通过的《海军法案》,揭开了美国海军战略转变的序幕,奠定了新海军发展的基石。民主党上台后,继续推行大海军政策,进一步将战略转变推向深入。到罗斯福总统时期,更是积极主动地全面实践马汉的海权论,确立了未来海军发展的大方向和根本指针。通观第二次战略选择的进程,主动积极地推进海军的战略转型,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一、战略选择的方式呈现出思想准备与理论指导的严重不足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痴迷于海战中取得的空前胜利,对自己的功劳津津乐道,对战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海洋格局的骤变,对战争时期转向长久和平时期,对国内日益滋长的“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思潮,却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或根本就难以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严重问题。当问题发生后,又没能针对性地提出适应新环境的海军理论,也没有对马汉的理论作及时的更新与发展,只能是疲于应付。这是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第三次战略选择来临之际,显得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海军自身缺乏应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是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性十字路口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早在1954年,塞缪尔·亨廷顿就针对美国海军适应冷战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跨洋战略”思想,提醒美国海军应当加强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警示道:“一个军种的立根之本在于其推行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对军种作用地位的阐释可以称为战略概念。……如果一个军种没有这样的概念,它就会失去目标,必然在大量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目标中颠来倒去,那退化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海军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战略概念。”[1]针对当时的战略环境,亨廷顿认为美国海军必须超越马汉的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但美国海军没有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发展相应的海军战略理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后期,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国转入战略被动。与此同时,苏联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威胁到长期以来美国独霸海洋的局面。在这一新的战略环境下,美国国内针对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残酷的斗争,美国海军在新一轮的博弈中,没有统一的战略理论,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思想武器,导致了卡特时期海军的大幅度削减和海军地位的衰微。

这种缺乏海军战略理论指导的严重问题,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以根本的改观。莱曼海军部长从重建海军战略入手,提出了“600艘舰艇计划”和“海上战略”,从高层统一了海军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最终完成了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

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都是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海军在实施战略选择时,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全程,可以看出,海军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本身又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富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三、战略选择的主体受到了海军势力的强烈影响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的主体是政治精英和决策上层,海军被排除在战略选择主体之外。相比之下,第二次战略选择的主体深受海军势力的强烈影响。

19世纪后期,开始兴起的海军改革运动是酝酿新海军萌芽的主要力量,他们极力主张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复兴和海军主义思潮的出现。卢斯是早期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海军学会建立,海军战争学院筹办组建。马汉是海军改革运动后期的杰出代表,他的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理论成为美国海军斗争的思想武器。美国海军在马汉思想的指引下,朝着建立制海型海军的方向不断迈进。

海军部在海军势力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作为,担当起组织主体的作用。比如,特雷西海军部长1889年年度报告提出不久,海军政策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建造大量的适于航海的战列舰,倡导建立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一海军计划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计划,充分体现了马汉的海权思想,是马汉思想影响上层的集中体现。之后,海军部在海军势力的不断推动下,全力推进美国海军的全面发展。

在海军势力特别是在马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两党在发展大海军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超越了两党政治的偏见。相继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致力于建设新海军的伟大事业。特别是一贯反对海军发展的民主党也转而奉行大海军政策,这使得海军发展走上了稳定上升的良好势头。罗斯福总统更是马汉理论的痴迷者和崇拜者,他全面地贯彻和落实了马汉的海军思想,成功地完成了海军的战略转变。

从海军立法角度来看,在海军势力的影响下,国会两院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共识,认同建设大海军的势力日益壮大。于是国会稳妥地批准了海军发展计划,成为海军大发展的推动者。

为了加强海军军官在海军中的话语权,指挥军官早就主张建立由指挥军官组成的常设机构——总参谋部,该主张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1915年终于成立了海军作战部,指挥军官的话语权得到了组织保障。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

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军缺少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导致海军战略选择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只能被动地推进新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残酷的战争年代已经过渡到长久对峙的和平时期,同时核技术催生了核时代的到来,这些因素都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战略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迫切要求海军重新审视新形势下马汉理论的变与不变,迫切要求海军出台新的战略理论体系以应对变化的战略格局。

然而,美国海军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而是继续沿用马汉的战略理论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这就造成了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困境。在美国陆、空军,特别是在空军以及反海军势力拼命打压下,甚至要肢解海军的严峻形势下,美国海军才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进行殊死的抗争,乃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海军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只是尽力维护了海军的存在和弱化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对海军的作用地位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些新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促使美国海军进行斗争和变革。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海上战略的主动建构才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滞后的严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