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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文学家是如何构建的? ——在现在的安全意况大校战略作为一种职业特长

安德鲁·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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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力量杂志》2015年夏季刊刊载了我所文章《新抵消战略:美国以技术优势谋求持续军事优势的老套路和新思考》全文如下:

本文选自罗伯特·扎拉特和亨利·索克斯基共同编辑的《核的启发法:阿尔伯特与罗伯塔·沃尔斯泰特文选》,是前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其中一个章节所撰写的评论式前言。基于其个人经验,安德鲁·马歇尔在文中阐释了兰德公司之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多位知名战略思想家的背景原因,并分析了有助形成战略思想并使个人成长为战略家的必备要素。

近期,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5秋季刊,刊载了我所文章“净评估方法与不确定因素”,全文如下:

前言

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对不确定性的规模和多样化程度的低估。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常见的错误。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领域。在这个领域,未来的某些侧面比其他侧面更好预测,优良的评估和战略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人口趋势、经济增长速度等相对更可预测,不同社会的文化信仰相较其他侧面也更稳定。

前言

纵观历史,世界格局总是由大国之间关系与相互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你死我活的军事竞争,与其“死磕”不如用“巧劲”,让有限的力量化为致胜之道,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军事和战略竞争领域,“抵消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以抵消对手数量优势,最终削弱对手力量并赢得竞争。美国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持军事优势甚至军事垄断,即是凭借其长远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正确的时间开发出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武器系统或新作战方式,从而一举“抵消”对手耗尽人力物力取得的平手态势或微弱优势,一而再再而三把对手远抛到身后。

然而,重大的变化也是常见的,实际上重大的震撼性变化时有发生,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却鲜有体现。这不仅是出于心理学家所了解的那些原因,在国家安全领域还有“政治正确”的压力。有些主题,有些未来场景,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刻意回避,甚至成为禁忌。

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战略规划,国家的宏观经济规划,还是企业对经营或者竞争的规划,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不确定因素”。又由于受战略规划者性格、认知、知识结构,以及情报来源、分析工具等局限性的影响,无论前期分析得如何深入,规划得如何全面,在执行当中都难免碰到一些没有预计到而可能发生的事情,或预计到而没有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导致计划受挫,所谓百密一疏。

既然将目前的抵消战略冠之以“新”,就必是与“旧”相对。第一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密切相关。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依靠其首先取得成功的核武器技术优势,构建出强大可信的威慑力量,抵消并压制住苏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但这种依赖核武器的抵消战略所带来的短期红利未能长久,却给美国带来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后果,由此打开的核武器“潘多拉魔盒”也让世界备受其害,该战略的实施还直接导致美国陆军遂行大规模非核常规战争能力有所下降。第二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冷战高峰及军备竞赛的炽热年代,华沙条约集团的常规兵力优势让北约集团备受压力。美国国防部在哈罗德·布朗部长及威廉·佩里副部长领导下,明智地优先发展其电子和信息技术优势,研制出制导导弹等颠覆性武器系统,有效抵消了华约集团的坦克集群等常规兵力的数量优势。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美国军事、技术、经济等许多领域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最终拖垮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由此可见,抵消战略总是发生在军备竞赛及美国感受到重大压力的时刻。

我们需要一项战略,或几个战略,既考虑到我们当前及未来所处竞争的最佳评估,同时也以某种方式考虑到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下面要提到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在其战略思维中,特别善于处理不确定性。而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在她有关珍珠港的着作里,强调了未来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可能提前知道未来。我发现用下面这个模型来思考是有益的:行为者—-各有其目标、资源、独特文化和战略;背景—-超出各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包括技术、气候等;还有上述诸多变量的长期趋势,以及各行为者之间一直存在的不对称性。一个好战略要以某种方式包含所有这些因素,反映推动局势变化的趋向,并利用一些不对称性,为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提供基础。战略可以涉及到联盟,也必然会涉及到对手,还必须以某种方式限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至关重要,但却往往在战略规划中容易被忽视,小事件引发大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如何充分认知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如何降低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是着名战略家长期关注并强调的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对中外一些着名战略家对于关于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做简要梳理与总结,同时着重对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如何针对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方法中做出的努力进行介绍,为我国战略规划部门和规划者提供借鉴。

近年来,类似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许没有形成明显阵势,但大国竞争——包括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竞争——正越演越烈。新兴的中国及复兴的俄罗斯迅速崛起,综合实力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美军陷入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耗资巨大,恢复元气有待时日,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防预算大幅削减,美军的整体军事优势逐渐下降。惊回首,对手追赶,形势逼人,美国新国家安全中心在2014年12月2日向众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证词惟妙惟肖地称之为“pacing
threat”。压力之下,一些战略专家自然回想起“抵消战略”。如何借助美国当前占重大优势的电子、信息、网络、太空、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的高技术,在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和提高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之间寻找平衡点,再一次抛开对手而继续维持美军已经保持几十年的军事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切,正是美国国防部与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马歇尔的弟子们再次思索的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果,就是借鉴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延续马歇尔的运用技术优势克服对手数量优势的竞争战略思维,开创新思路新武器新军事变革和新作战样式。新的“抵消战略”应时而生。

理查德·鲁梅尔特在其新书中把战略极妙地描述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案。鲁梅尔特观点的一个优点是真正阐述了战略一词应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战略这个词使用得过于宽泛。特别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常见的倾向是把军事战略主要理解为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使用资源,并为特定作战行动的详细规划提供总体指南。其结果是,对于和平时期军队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战略却少有讨论,此类战略可以让军队更有效、更具竞争力,而且具备适当的作战观念。大多数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表述仅是罗列一长串期望达成的目标,却很少提到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因此,我们极少看到完备的国家安全战略。看来,这是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

早在1976年,马歇尔为福特政府提交的《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同苏联进行军事角逐的战略》中就引入了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ies)这一概念,睿智的马歇尔在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寻求机遇发挥自己的一种或多种独特能力,以期在具体领域和整体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充分运用己方独特能力的竞争战略,为日后美国国防部获取对苏战略优势提供了战略指导。竞争战略的要素包括竞争领域、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竞争手段等,并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人才等不同的角度审视竞争优势,一个合适的竞争战略就意味着所采取的行动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应对成本,最终遏制或战胜对手。事实上,自美国国防部20世纪70年代中正式启用以第二次“抵消战略”为手段的竞争战略,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重大行动背后,无不体现出了马歇尔在1976年提出的竞争战略思维。眼下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可以说是在新的战略背景与战略需求下,马歇尔竞争战略思维的延续;此一新抵消战略的提出,显然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必然,亦有其环境和时机下的战略需求。

鉴于核武器的存在,美国最优先的目标是慑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在这方面,我们大体是成功的。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战略管理问题,主要是针对和平时期的竞争,保持并提高美国未来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随着我们进入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对优先目标的界定需要相应做出严肃的调整。当今世界出现的某些变化已依稀可辨: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衰落;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武器的更大范围扩散;以及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变化。

古今中外不少战略家和学者都曾提及或者分析不确定因素和战略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多次强调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例如:“战争的艺术涉及有生命的精神力量,因此,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是绝对的、确定的,总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1]毛泽东在谈到战争中的灵活性、计划性时多次提到不确定性的关系时,他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可因战争之计划将随战争的发展、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部分改变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虽有更大的固定程度,但也须随着战争向新的阶段的推移而改变”。[2]

新抵消战略的战略需求

新问题需要新思维。这并不是因为当前的不确定性更强。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然而,当今世界出现了新行为体,有着新选择,竞争的性质也有了变化。我们需要像冷战初期那样严肃地对待战略问题。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人,并组织建立正确的团队。

除了战争之外,世界发展和大国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林顿·威尔斯在制定2001《四年防务评估》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曾在美国国防界的高层决策者和他们的幕僚间广泛传阅,还被拉姆斯菲尔德发给小布什总统,以提醒他对于不确定因素的考虑。威尔斯说:

二战结束至90
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战略管理上,主要是针对相对和平时期的竞争,着力保持并提高美国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但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不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最迫切的,美国军政研究界界定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环境的生成,这一切使美国战略界认为,必须对优先发展目标的界定做出相应的调整。

显然,我们中的某些人更擅于解决战略问题,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努力中的战略管理问题。他们比其他人更有意愿和信心来解决更宏大的问题。对于未来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他们的观点看上去与众不同。他们是怎样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培训是有益的?这是我下面两节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你在1900年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安全政策制定者。那么你一定是个英国人。并且正焦虑的关注着你长期以来的宿敌—法国。然而,到了1910年,你已经和法国成了盟友,而你们的敌人这时候是德国。到了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你这时候已经在同你之前的盟友美国和日本开展海军军备竞赛。到了1930年,《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已经得到实施,大萧条也已经来临。这时候国防规划提出“十年不会发生战争”的口号。然而,九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50年,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核时代正在来临,“警察行动”正开始在朝鲜半岛展开。

不同于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那样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性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虽然现在及可见将来直接的威胁降低了,但却更加复杂和多元。十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尚处在一个战略调整期和相应的新作战概念思考期。尽管在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签发备忘录,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亦即在作战概念层次,繁杂的思维和军种竞争逐渐显现出头绪。但在战略指导层次,依然没有一个等同于像当年“遏制”和“灵活反应”那样明确的战略框架。如果说,新抵消战略将建立在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对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总结之上的话(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以及网络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新抵消战略将要应对多种不同而复杂的战略挑战。换言之,对美国而言目前和将来的战略需求是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多样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战略家?

十年后,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导弹差距”上。战略思维范型正从大规模报复攻击转向灵活应对。这时候还很少人听说过越南这个国家。然而到了1970年,我们在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这时候正和苏联谈缓和关系。并且正把伊朗国国王当作我们在海湾地区的门徒。到了1980年,苏联人正在阿富汗,伊朗正在闹革命。这时候有人开始称我们是“纸老虎”,称当时是我们的“脆弱期”。美国当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权国。

一是竞争领域的不确定性。世界多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美国在长期防务或国家安全战略上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安全环境问题。特别是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战争的特点也有显着的不确定性:新型武器不断面世,也就相应地要求用新的作战思想与新的军事编制来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美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但世事难料,战略的实施总会受制于所在环境中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各种变化。

这是一个值得广泛研究的问题。我所能做的,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经验和观察主要针对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环境,以及1972年至今我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把兰德公司作为焦点来考察战略家的产生存在一个局限,就是偏向对顾问人员发展的分析。成为战略家还有其他途径,包括成为军队高级将领,从律师或投资银行业进入政府高层。但兰德公司这个案例可能会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确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提供了良好环境,产生了一批当前公认的重要战略思想家。

到了1990年。离苏联即将解体不到一年了。而美军这时候即将在沙漠地区证明它绝非“纸老虎”。另外,美国这时候已经成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国。并且那时候几乎还没人听说过互联网这个东西。

二是竞争对手的模糊性。美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最容易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冲突,然而中美双方又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一套为保护其东亚利益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同时又要与之进行全球合作的艰难平衡策略。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中国,这又是毫无悬念的,这个重点中包括了一系列悬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框架;如何威慑中国对邻国使用武力;如何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在必要时支持同盟伙伴国。他们还认为,尽管中国不大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竞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的A2/AD能力会让今后美国军队更难介入亚洲矛盾和冲突。

兰德经验

十年以后,华沙变成了北约的首都。非对称威胁已经超越地界。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高密度能量源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三是竞争策略的复杂性。鉴于世界各地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独立国防小组在对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评论中认为:“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即: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协同运作,同时在其它多个战区内决定性地威慑或挫败趁乱而来的进犯,不让对手达到目的或是给它们施加无法承担的代价,同时还要保卫美国国土和坚持履行诸如主动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其它使命。另外,中国与俄罗斯在精确制导技术、空中作战、水下作战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也使得美国第二次“抵消战略”所带来的长期红利逐渐消失。基于以上这些复杂因素,美国国防部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抵消战略,守住美国长期的优势,来维持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A2/AD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多个重要领域同中国、俄罗斯合作,以及在其他领域与这些强国开展非武力竞争;况且,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如何运用这些所谓的A2/AD能力呢?
美国并不十分清楚。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大部分时期,兰德公司的环境都有独特之处。其中之一,特别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有一种在前沿处理最重大问题的感觉。二战末期核武器的发明和若干其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形势,其中一大问题,即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毁伤能力大幅增强的情况下,在该领域却没有现成的专家。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使用了两枚小型核弹,但并不清楚更大当量和更多数量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战争性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思考相关问题时,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并不比刚毕业的研究生强多少,在兰德公司初期举行的会议和讨论中也没有层级之分。这对年轻人(1950年兰德公司专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他们直接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并因其对讨论的贡献而受到重视。这是罕见的环境,这不是学术圈或正规研究机构的特点,它使有意愿处理最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个人得到了快速发展。兰德公司人员在获取武器新进展的相关信息方面也具有优势,尤其是核武器设计、投送系统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

上面这一切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不确定2010年到底会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能确定的是,它同我们的预期只会有很少的相同之处。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划。[3]

四是竞争手段的多样性。对于美国国防策划者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确定哪些军事投入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哪些领域中因短板的存在而需要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弥补。如果美国可以发展一种让潜在对手难以应付的新军事能力,即可以抵消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话,那对美国而言倒是简单化了,但事态发展也许难如其愿。

另外两个因素也有利于兰德公司的战略思想和创新发展,并提升人们解决最高层级国家安全问题的意愿。一个因素是兰德公司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问题。这和其他与政府签约的研究机构不一样,与当前更是不同。另一个因素是在50年代初期,几位杰出人士为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奠定了思维的基调和风格。在此我要提到两个人,查尔斯·希契和约翰·威廉斯,当时分别担任经济部和数学部主任。除了各自在智慧上的贡献,他们鼓励大范围讨论,重视平等,关注培养年轻人,重视新的分析方法,这一切都有利于对美国安全的所有问题进行最充分的检验。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但世事难料,战略的实施总会受制于所在环境中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各种变化。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规划是毫无用处的,但制定规划是非常重要的。”[4]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应尽可能考虑和把握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在错误发生的同时,能及时调整原有规划与计划。

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举措

当时在兰德公司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塑造了兰德公司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方式。起初主要在技术性部门引入经济学家,是为了处理与军事目标相关的效益问题。因为技术人员发现,研究武器系统要实现的目标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帮助。当时对国防经济领域也有一些兴趣,因为这涉及到动员能力,如何选择要轰炸的敌国工业目标,以及评估战略轰炸对工业社会的破坏等问题。很快,这些经济学家管理和指导了一系列成功的研究,发挥了更大和更中心性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净评估对不确定因素的把握

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源于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称,为重新占领新的军事制高点,战胜各个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对手,美国应实施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沃克在演讲中还强调,为了在军事转型过程中继续保持军事技术优势,除新技术之外,还需要有创新性思维,更新作战概念与组织方式,构建长远战略。

我与赫尔曼·康恩那时常讨论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我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之一是,从宏观上看,当时形势下的经济问题是重要的。计划和项目的成本,以及在一段时期内国家能够投入的国防资源,这些问题使人们对明智与可行的武器系统和军力形成相应观点。不过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从自身的经验里了解,专家可能会出错。实际上,他们还明白有关经济问题的大量讨论是愚蠢的,许多广为人知的观点,甚至相当负责任的人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工程师与物理学家的经验则迥然不同。在工程、物理领域,的确有真正的专家,他们比其他人更可能处于正确的一边。在核战争领域没有专家,因此从思维层面上讲,经济学家对此适应力更强。

被称为美国战略研究界“绝地武士”的安德鲁·马歇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兰德公司不久后,就开始关注不确定因素的研究。他很早就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准确的情报,对于对手和环境的掌握都是有限的,而这些信息的局限性就对评估和规划带来不确定性。[5]在入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后,他也从未停止推动其研究方法以更好应对不确定因素。马歇尔认为,博弈论和系统分析倾向于假设决策者都是理性的,而他的净评估方法则不认为对手决策者都是理性的,或都会按照通常的情况对环境做出反应。[6]所以,他时常提醒国防部高层决策者甚至总统对不确定性的重视,建议高层决策者们多思考一些预期之外的情况,不要总认为对手会是理性的。

为配合国防部的计划,沃克曾担任过总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14年10月21日对外宣布正式启动一项新的称为“超越抵消:美国如何保持其军事优势?”重大专家讨论项目。该项目将研究美军如何通过保持其技术优势以弥补国防预算大幅消减的事实,为美国调整国防战略和评估投资重点出谋划策。2014年10月27日,沃克曾工作过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了由马丁内奇主笔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详细阐述了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具体措施。至此,美国国防部倡导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即新抵消战略,正式登台亮相。

在经济部率先领导和管理兰德公司大型课题研究的人员之一,是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50年代初开始,他考察了与远程轰炸机基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我想指出一项在我看来阿尔伯特在这项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新或发明。在兰德公司此前的大型研究中,常规做法是在研究伊始列出一系列备选系统和计划,而报告主体集中在评估哪个系统费效比最好。

所谓非理性,或许并不准确,马歇尔学派有时称之为“战略不对称”(Strategic
asymmetries),此处的不对称,更多是指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的不对称,指对手双方很可能不按另一方所认同的常理出牌。东方战略家,如毛泽东,对此有着名的更形象的描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因为如此,由此引发的对手互动及局势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者变数,便不言而喻。这种种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其实几乎不可准确预测,重要的是,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都要充分意识到这种种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性。

对于美国来说抵消战略仍然是最合适的方法吗?
新的单一的抵消战略还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技术优势而获取或维持军事优势吗?这些方法需要分离吗?
目前国防采办的做法支持新的技术战略吗?为此,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和超越抵消项目负责人本·菲茨杰拉德在2014年10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告诫美国国防部切不可死板地遵循以前的方法。同时,菲茨杰拉德还警告说:“今天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需要在其分析过程中保持谨慎和精确,以避免过分依赖过去的技术或者盲目寄希望于未来技术。一个平衡的方法将会先确定各种技术。这会增加战略选择的范围,并且降低风险,但广泛的技术似乎不太可能适用于一个单一战略,进而令人质疑抵消战略和技术优势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应该试图制定一个单一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应该回归冷战时期的思维,或者只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

阿尔伯特的方式与此不同。在研究开始,他对现有计划及项目只提出极少的替代方案,然而随着研究的展开,他会逐渐提出更优的替代方案。在研究初期,他也不会像以前的做法那样严苛地设定并固守评估标准、目标功能和有效性标准。随着对问题理解的加深和新问题的出现,他的进化式研究方法提出了更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同时,随着研究的进行,替代方案得以在更广阔的情境中得到检验。在我看来,这是进行此类战略研究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创造,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更多地了解问题的本质,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哪些标准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方式也有利于提出更多和更好的替代方案。阿尔伯特的这项研究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成功战略分析的特征:它接受局势中的某些结构性要素,并寻求措施限制和减轻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因此,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在给国会的报告中都会首先强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对军事平衡的评估都必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不确定性。”[7]并在一些报告正文之外,还专门设立一个“不确定因素”专项,呈现包括一些不确定因素在内的整个背景情况,旨在让决策部门和决策者不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的分析。另外,马歇尔主持的评估报告通常不会只提供一组他最推荐的方案,而是给出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多种方案,以供为决策部门和决策者更好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但不管如何,在由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尔提·普拉巴卡尔女士等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领导下,新抵消战略还是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就目前而言,以2014年11月15日发布的“国防创新计划”为纲,新抵消战略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兰德公司初期另外一个特别有利于战略思维和创新的特点,是坚持邀请一流人员到访并作夏季访问。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其重点是尝试开发利用全国最杰出的人才。其目标不在于让兰德公司现有人员做出最佳成绩,而是集中整个国家的最优秀人员来完成分析。从本质上讲,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受人员数量、能力、专长领域的限制,兰德公司这种寻找最佳人才、发挥最佳才干的做法,是在研究思考任何问题时达到卓越的关键。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机构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

我们不难发现,马歇尔的同事,那些曾经在净评估办公室工作过,或者助其做过研究课题的人,很多也都很注重不确定因素,这并非偶然。例如,在兰德公司期间曾受到马歇尔指导过的着名军事分析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在其后来发表的一部研究珍珠港事件的着作中,就反复地强调了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又例如,马歇尔的前军事助理,空军上校杰弗里·巴内特在1996年的一份预测和分析未来太空作战的专着中,开篇就指出:

一是制定《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寻求建立清晰的技术战略,因为只有厘清哪些技术主要相关,才有可能明确和引领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并研制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兵器和新战法。2014年10月29日,肯德尔签署文件授命负责系统工程的助理部长帮办史蒂夫·韦尔比具体领导这一计划,并计划在2015年年中完成其“技术战略”。该计划的目的就是通过识别出可确保美军在2030年以远军事优势的技术清单,以实现美军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参照20
世纪70
年代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新的计划将分为以下五个重点领域:航天技术、水下技术、制空权和空袭技术、防空与导弹防御技术、其它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目前,相对应地有5个工作组正在联合起草其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寻求使用新的架构、概念和技术。其中,聚焦于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的小组将“挖掘技术空白并设想各项技术可以提供的未来能力。”起草中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将对这些概念和技术给出优先级排列,以便从201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开始塑造美国国防部的研发计划投资。

阿尔伯特还特别善于在兰德公司之外获得最佳的技术咨询。在5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顾问团的专家都认为没有一种建造结构能够承受超过25磅/平方英寸的爆炸超压。阿尔伯特聘请了保罗·韦德林格,一位具有创造性的结构工程师,来设计保护飞机和导弹的强化结构,使其承受远超这一程度的超压。赫尔曼·康恩因其在核武器效果物理学方面的学识也参与其中。在长期争论和试验之后,这项努力致使人们对该领域可能性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

在我们着眼未来战争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任何预测都将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任何对未来战争的预测都需要暗含对时间、敌人、地点和目的的假设。我们需要知道战争发生的时间才能预测到时候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科技;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才能预测国家需要对战争进行什么级别的投入;我们需要明确敌人是谁才能建设最合适的战略战役,和处理好防卫与攻击的重心。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地点才能明确作战目标的类型和数量。以上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未来战争的本质和形式。然而,以上所有因素都是不可能提前知道的,因此任何对未来战争的看法都会是相当局限的。[8]

新战略作为一种“技术战略”,应该说较前两次抵消战略更具复杂性,需要考虑的技术更多,究竟哪些技术才能应对未来混合型威胁?
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应该超越美国国防部“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制定全新战略解决方案的一个机会,以便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商业创新成果和军事技术应用能力不断增长的诸多挑战,从而获得一种更加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手段,以保持美国长久的技术优势。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兰德公司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有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有朝气蓬勃的研究氛围。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勇敢地触及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一些有魅力和有影响的人成长于兰德公司。

作为马歇尔的弟子克雷皮内维奇和瓦茨也都认为,不管是在商业竞争、国际象棋,还是在军事竞争和战争中,都需要考虑变化着的对手,根据对手的行动,战略需要时刻保持可调整可修改。他们更指出,竞争对手所作反应是不可预测的这一事实是影响战略的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之一。[9]

二是完善“更佳购买力3.0”计划,建立高效灵活的采办体制。为降低成本,优化采办结构与程序,2010年,时任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的卡特认为,持续的改进是提高国防采办效能的最佳方法,于是提出了“
更佳购买力”计划,即“更佳购买力1.0”,旨在使国防部的采办项目更为划算。随着计划的实施,积累了经验,收集并分析数据,情形的改变促使计划的重心发生变化,继任的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肯德尔在2012
年更新了该计划,启动了“更佳购买力2.0” 计划。从BBP 1.0
到BBP2.0,反映了采办改革的重心从特定的“最佳实践”到帮助采办人员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更好决策的转变。BBP2.0
强调专业性和可以帮助采办人员做出完善决策的工具。作为新抵消战略的“配套工程”,2014年9月19日,肯德尔签发了《更佳购买力3.0
白皮书》,以延续持续改进的方法,将采办持续改革的重心转移到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获得确保美国军队拥有应对未来国家安全需求的主导能力。正如前两个版本分别将成本意识和专业性作为其要素,此第三个版本即BBP
3.0则将文化改变作为其要素。为此,肯德尔认为需要具体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人员和培训、工具和过程、加强领导。

美国政府

马歇尔同一些知名学者也有很多互动、探讨和互相学习。例如,着名未来学家彼得·舒瓦茨曾为净评估办公室做过一个环境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舒瓦茨在其着作《远见的艺术》中就特别警告了那些具有习惯性思维的决策者们,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提倡用不同的多种未来场景来衡量战略的各种可行性,利用未来多种可能的场景这个方法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锻炼决策者对于未来情景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10]马歇尔也同提出“黑天鹅效应”的着名学者黑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探讨过不确定因素等问题。塔雷伯在他书中也提到马歇尔和净评估办公室副主任安德鲁·梅都明白预测下一个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应该更多投入到如何做准备,而不是如何做到准确预测。[11]

三是深化军民融合,推行工业界改革策应新抵消战略。为响应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回答美国参、众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关于如何改进国防采办系统的问题,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对采办过程进行了近8个月的研究,并于2014年11月14日提交了题为《转型路径——国防工业协会采办改革建议》的报告。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国防工业协会(
有将近1,600个企业会员和90,000名个人会员)组成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先期研究,召开大型会议征求协会成员对初步报告的意见,参考了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有关人士的想法意见和建议。该报告认为,对采办过程意义深远的改进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因为对成本上涨和进度拖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该报告列举了美国防采办中存在的12个问题,并将其改进建议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职权和责任、需求与资源匹配,以及基于证据的决策。针对每个方面涉及的多个问题,都逐一给出了问题描述、根源分析、解决方案建议和立法建议。

我的另外一种经验来自在政府供职时期。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参与了启动国防部战略规划活动的尝试,包括一些战略规划实验。特别是在1975-1976年间,我与美国海军军官詹姆斯·罗奇共同撰写了几份文件,目的是加强国防部的战略思维。我们还倡议对国防部战略规划某些问题进行外包研究。这个经验让我相信,尽管系统分析在其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7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战略性思考的障碍。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战略规划中考虑的问题,系统分析人员却发现很难处理。那些有商业背景或有商业与军事双重背景的人员,似乎最适合处理这些战略规划问题。

改进净评估方法和分析工具

四是推动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美军认为,人才危机正在从根本上威胁美国在全球安全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方面,美军认为将在2030-2040年间服役的士兵目前还是小学生,为培养应对未来冲突风险的下一代,应采用创新路径替代目前的培养方式。加强基础研究和改革教育体制,实施并进一步深化《21
世纪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扩大国防部的《国防教育计划》,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