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务工作商业改换的新时局和完善布局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经过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以及全国工商联的全面动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将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转变、逐步赎买的方针政策,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家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促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较积极配合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形势。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重视。其后我多次协助李维汉同志工作。如跟随他进行工商联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参加起草中央关于工商联问题的指示、工商联组织通则及其说明。我还多次参加李维汉同志对其他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其中1953年到上海等地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调查,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李维汉同志对党的历史的一大贡献。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

1953年四五月间,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同志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等同志,我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

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武汉私营工商业的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当时是“内忧外患”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

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资本家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如有人说,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人提出,是过文昭关,还是过武昭关?有人发牢骚,说人家有枪杆子,不合营也得合营,小偷进法院,无理可说,等等。各种具体利益也都提了出来。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全面规划和部署。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待了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大家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李维汉同志反映给中央。为此,李维汉同志于4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与政府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武汉登记失业和求职的约8万人,估计今后还会不断增加。王任重同志和李雪峰同志都认为,如何使失业工人不出问题,是一个难题。他们指出,劳动就业登记和统一调配,行之过早,范围过宽,限制太死。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原非登记之过,但登记之后,他们就取得合法权利向政府要饭吃。登记的范围过宽,把应属社会救济范围以及一些家庭妇女也登记进来,扩大了失业队伍。再加上统一调配过死,使登记和调配成为谋生的惟一出路,原来可以自己找到出路的,都转向政府要求工作。他们还指出,武汉不适当地把季节工和临时工变成固定工人,一方面胀死小企业,另一方面使这些人在乡下失去分地的机会。应改变这种做法,允许季节工和临时工存在。不过,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大家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陈云在会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在主要行业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此,陈云提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在各个行业内部实行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提高生产力并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广定息的办法,把原来的“四马分肥”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资本家定额利息;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国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原料、市场和金融命脉。上海人民银行行长谢寿天、工商局局长蔡北华等同志说,今天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上海机器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我们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37个行业。我们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同志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当然,在讨论中,对发展公私合营问题也曾经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个别同志认为发展公私合营不利于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调查之后,我们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党中央一向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部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专门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跟着加快,争取早一些完成,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黄铸,时为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1957年至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势急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城市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为之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进展顺利。至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中央批示和会议的精神,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很快解决。

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鉴于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获得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经验,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

○上海的同志反映,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针对工商界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的不安情绪,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勉励说,将来资本家的阶级成分要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毛泽东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工商界人士不安的情绪,促使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过去“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其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同志和我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关于《意见》的题目,李维汉同志起初定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理由是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7月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同志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不同意见,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同志为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我们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根据上海调查的成果,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报告还指出:“我们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的过渡形式,又有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主要的过渡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私有生产的过渡形式。”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个讲话也是由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的。讲话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李维汉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会前,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同志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生事物,要大喊大叫。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把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同志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同志来帮助。胡乔木同志对文件的结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指出:首先要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即说明:第一,它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和改造。第二,它是人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不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联系,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因而产生了利用的可能。它又不同于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反革命,不能没收,也没收不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们腾不出手来,没有多管,但很重要,应多做工作。要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就要把它纳入计划,而这又很复杂,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拿起来。叙述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可分高、中、低级形式来说,由低到高,稳步地积极地进行。对于公私合营,应实行积极的方针。胡乔木同志强调,监督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中间阶段,要积极找出经验来,如劳资协商、增产节约委员会、派监督专员,都是可试验的方法。大批加工订货,不监督不行。草案稿写出一部分后,送给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同志,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953年李维汉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

  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公开宣传

  工商界是不行的。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2年6月对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同志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这次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同志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同志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同志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同志任副主任,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

  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

  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①(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

  家都会想得通。

  得来,可以办好。

  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事。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

  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②(②《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②(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

  公积金30%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家能获利多少?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