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九、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1962年1月l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四川绵阳地区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44人,当时由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地委书记范艾带队。当时我认为自己年纪轻、资格嫩,做梦也没想到我能有幸参加这样的重要会议。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心情非常激动,竟然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到达北京后,中央对我们非常关怀,考虑到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京,还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四天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之中。大会没有什么开幕式,主要以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为主。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首先讨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大家。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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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同志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除天灾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同时,对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要求过高过急,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强调了对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负次要责任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我们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不是没有责任,我们县一级党委,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有自己的一本账。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大会的后一阶段,毛主席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要开一个“出气”会。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主席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毛主席强调,有什么气出什么气,不管是正确的气或错误的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1962年春节是2月5日,这个“出气会”一开,无疑我们就要在北京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春节了。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七千人的身心此刻都沉浸在大会特殊的气氛中。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在“出气会”当中,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发牢骚的也有。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在一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说老实话不行,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下面的干部的确很难当。绵阳地区19个县,南北的气温相差一个节气,南面的水稻已经收割,随之,国家的征购粮也就很快入库了。而处于大山地区的青川,那时的谷穗还是青的,因此,每年国家征购粮入库的速度总是排在最后一位。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奇怪的是,原中共青川县委第一书记赵大兴同志,在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为国家征购粮入库迟缓受到了批评。蒙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当时有口难辩,只好把它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一位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老红军,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屡建战功,在战斗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功臣,此时此刻,却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这个“出气会”,毛主席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广泛地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发动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解决上下沟通,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问题。其他省是如何“出气”的,我们不了解。我们四川与会的同志在“出气”中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了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他自己明白这几年四川发生的问题很多,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书记,他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会上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有些事情确实他推脱不掉责任,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的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泪。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这时,邓小平和朱德同志先后到四川组来看望大家,一方面鼓励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好这次会;另一方面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不能都算到某级头上”。邓小平又说“四川勒紧裤带,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了全国人民”。这样一说,帮助李井泉解了围,从而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不少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在绵阳小组,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出气中也异常活跃。少数同志的发言,情绪非常激烈。安县、德阳的同志发表的意见最多,李林枝同志一方面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一再地规劝大家,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对待,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共开了六次大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先后在会上都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决心、下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大会结束不久,由中央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各位中央首长在会上的讲话,分别整理成正式文件,下发至各省、市、地党委,由各级党委组织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别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压缩1000万人,1962年上半年还要压缩700万人。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在2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4年(1958~1961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39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270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3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3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3年到5年,有的认为需要5年到8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3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1957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26%,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下降35%,相当1951年水平;油料下降50%,为1949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56%,比1949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1960年起即连续3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1961年也大幅度下降了,1962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870万吨,约等于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1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3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3个报告。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刘少奇于5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5月11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周恩来说,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10年中有5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1945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9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2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1年减少了1000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700万,3月决定减1300万,现在决定减2000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1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3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3、4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4年财政收支不是有39亿元结余,而是有270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60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3000亿斤(1957年年产390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300亿斤。

  而不是更弱了。”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736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700亿斤,差额30亿斤,相当于供应1000万城市人口的1年口粮。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381斤,经常需要423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2.4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3尺。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30亿斤降到10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2000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就这样,5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