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震惊全国的兵变事件:差点危及主席安全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

  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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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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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解说:1965年,由江青、张春桥组织下,姚文元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法定的接班人,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视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个时候,“四人帮”势力空前强大。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周美华(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让我们一起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它的右侧转了一圈。几次在这过程中,几次首长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给制止了。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短片:今天成前上万的工农兵同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总理爱人心,人心热爱周总理,这就是历史的最好的见证。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阴谋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隐退27年对一件事绝口不提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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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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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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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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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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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XLW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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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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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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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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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丁家琪(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东西是非常管用的,叶帅把它视为“尚方宝剑”,后来就是抓四人帮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十几天后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和其他的老将老帅,再次对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抗争。然而,毛泽东把这次会议,最终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史称“二月逆流”。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陈晓楠:2008年8月20号,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华国锋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但也是一个从显赫到沉寂转换得最快捷的名字。但是,很多人不会忘记,没有华国锋便没有“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粉碎“四人帮”可以说是华国锋一生最辉煌的业绩,然而遗憾的是,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公众视线的生活。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这个远离政治的老人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XLW

  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毛泽东和华国锋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帮”是在何时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在此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帅又和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为精彩的。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毛泽东和刘少奇

  手里。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嘉宾:我如实地说,在中央电台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跟着那时候“四人帮”那个调子,是宣传得很起劲。就在四五那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给驱散以后,我听到我的一个领导说,“四人帮”的人和中央的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上层,通过那看着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把这些人驱散以后有些人就高兴说,干杯,倒上茅台干杯。把这个消息就传回来,说是,紧接着又说,你们一定要播好这消息,播好这些文章,但是我说明白一点,这并不代表着电台的人心。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晚年的毛泽东最终没有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进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让局势更加严峻。事后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们,已经有很多的反思。很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很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也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些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也更加痛恨。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的基础。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第43—45页。)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陈晓楠:对于自己的妻子,毛泽东还多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并要求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974年12月23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四人帮”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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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文革后期,叶剑英多次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但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袭来。叶剑英又再次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最后被迫“养病”赋闲在家。但是此刻,叶剑英仍然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要职。而他的在军队和老干部当中的威望,使他成为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中枢。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刘诗昆:在1974年、1975年那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一再批评“四人帮”,一再特别批判江青,在中央的会多次,所以这个“四人帮”的词怎么来,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我还要你来教训?”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王洪文曾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怎样的一种较量?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自1981年6月,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起,华国锋远离公众视线二十七年。对于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事件,他一直保持沉默,从未公开谈论和发表意见。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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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1978年,华国锋为何瞒着中央军委偷偷搞大阅兵?事后遭邓小平批评的为何是苏振华上将?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经有酝酿,最早可以说是中共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这其中,叶剑英元帅起了举轻若重的作用。叶剑英和“四人帮”的公开对抗,可以追溯到1967年,发生在京西宾馆的会议。

  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解说:有关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说法,最早来自1974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警告她“不要动不动给人戴帽子”,并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说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她也算是上海帮。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1976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提到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看到后,说“不对,此话有误”!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会上为维护军队稳定,反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插手军队,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帅进行抗争。叶剑英当时为此大发脾气和江青拍了桌子,震裂了小指骨,这就是着名的“三老四帅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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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在文革中,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兵变事件,这次兵变,差点危及到毛主席的安全,那么“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请听小编慢慢道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解说:在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有一位老帅也悄悄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就是在军队和老干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叶剑英。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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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解说:在杨正泉看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的做法,激起了当时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76年上半年,民间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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