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⑨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着书立说了。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学’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着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②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着,尚不多见。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①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③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其二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③同上。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995年2月版,第66页。)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

  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