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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文化艺术:珠三角流水生产线上孤单一人的音符,被他们谱成了曲

黄小娜说,“娜”字在广西的壮语里,是“不要”的意思。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做小学老师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是期盼下次可以要个儿子。多年后,一头扎进了工人世界的黄小娜告诉我,“故乡”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东西,是一个可以随时来去的地方,而女孩子自打出了娘胎,就没有故乡了。

中国的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外来工。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城市外来工。他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卖煎饼的小贩、写字楼里的清洁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城市的繁华,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2019年五一劳动节,新工人乐团推出了EP数字专辑:《新工人》,收录了四首全新单曲。

十年磨一剑

2016年,中国有2.8亿城市外来工。和10年前相比,他们在城市的居留稳定性更强,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他们的家庭化流动趋势也愈发明显,携子女外出、或在城市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

《新工人》是这支由劳动者组建的乐团的第12张专辑。乐队成员都是音乐人,更是和我们一样的劳动者。他们曾是建筑工人、厨师、推销员、矿工、老师……而大家在相同的音乐主张之下相聚在一起,作为新工人为自己发声,为梦想与尊严歌唱。

工人乐队“重D音”成立于2011年5月1日。

在城市久居的外来工,需要有融入城市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孤立无援,需要建立更可靠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城市默默无声,需要有更多表达和参与的途径。育有子女的家庭,还要面对子女受看护、受教育的需求。然而,这些需求在城市中往往得不到关注。

17年来,新工人乐团用自己的创作和实践,用歌声讲述着每一个劳动者真实的故事,把劳动的价值放进我们每个人的手掌。

2017年12月的第三个周末,这支乐队在深圳关内最有名的Livehouse红糖罐,发表第二张专辑。

为了满足城市外来工日益多元的需求,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外来工聚集的地区,涌现了许多服务于外来工及其家庭的公益机构。他们有的致力于建设工人文化,组织工友们透过文学、音乐、戏剧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些则致力于帮助外来工子女即流动儿童,通过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面的支援体系,维护流动儿童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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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指的是深圳1989年成为经济特区后,因毗邻香港而最早享有制度建设红利的行政区,目前是深圳市中心以及CBD所在地。

香港乐施会是一家扶贫发展机构,自1997年起与内地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城市外来工相关项目。2017年,在有关工作开展了20年之际,香港乐施会的城市生计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的项目组展开合作,对有关工作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

图为新工人乐团

专辑主创兼主唱黄小娜,站在红糖罐的舞台上,穿着没有腰身的薄棉衣,简单梳起马尾,扎上头巾。

项目组走访了全国7个城市的9个公益机构,并将其中一部分机构的故事记录下来。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城市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让参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的果实?

我们想表达劳动者对生活的思考,对出路的探寻,对美好的向往

“这是一张为女工创作的专辑,我和女工接触之后有很大的触动,想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嗡嗡的舞台下,隐约听见黄小娜做介绍。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内,藏着一家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唱会。表演者们不是满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浅唱的民谣歌手,而是两支工业区里走出来的工人乐队。观看他们演出的除了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群前来“应援”的女工大姐。

北青报:向读者们朋友介绍一下“新工人乐团”吧。这个乐团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那天,黄小娜嗓子不好,她让女工姐妹饭饭做乐队的主唱,自己则在舞台昏暗的一侧安静地弹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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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乐团:新工人乐团成立于2002年五一劳动节。最初是由孙恒、许多、王德志等几位热爱文艺的朋友发起成立的,后来陆续有很多打工者加入。成立之初,孙恒在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音乐老师;许多原来在迷笛学校学习,后来也在打工子弟学校做老师;王德志做过餐厅服务员、厨师、推销员等工作;2003年鼓手姜国良加入——他做过建筑工人、推销员,还走穴演出等;2016年孙恒去济南做唱谈会认识路亮,邀请路亮加入了乐团,路亮做过12年的矿工;2018年贝斯手姜杰加入——他是职业音乐人,也是我们上一张专辑《红五月》的制作人;2019年初,吉他手小帅加入,他是我们乐团最年轻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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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D音乐队主唱汪宗兴。 梁惠 摄

现在新工人乐团想表达的,是从劳动者的立场来看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实。这个劳动者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进城务工群体,也包括农村的劳动者、城市的劳动者。我们想表达劳动者对生活的思考,对出路的探寻,对美好的向往;既有悲伤、有迷茫,也有希望、有力量。当然,都是站在劳动者的视角来体验和表达。

 图片为作者拍摄

诞生于深圳的“重D音乐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这支成立于2011年的乐队,在当天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这是一张描写打工者生活的专辑,收录了乐队的10首歌。专辑封面是一张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纸片在空中飘洒,封底则是农村的黑白照,残破的房屋外墙隐约可见“团结拼搏”四个大字。

之前我们叫“新工人艺术团”,主要还是以文艺的方式开展新工人群体文化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2019年元旦,我们更名为“新工人乐团”,希望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和传递我们的思想与情感。

黄小娜2008年从中国政法大学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在学校里参加过学生社团组织的公益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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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时候,她想发挥专长帮助他人,又因为朋友多在珠三角,于是她来到了深圳的“小小草工友家园”。这是个成立于2003年的公益机构,服务打工者,为打工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重D音乐队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 摄

新工人,广义是指新型的劳动者

当时的黄小娜一边负责面向职高学生的务工培训、去工业区做劳动法的普法,一边参与到丰富多彩的工人文化活动当中。

来自东莞的“星期天乐队”则是演唱会的暖场嘉宾。他们的一曲《留守》同样唱出了打工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挣扎:“在外的生活虽然精彩/请你不要忘记孩子和老人/他们用一份无言的爱/为你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台下的女工大姐跟随他们而来,为他们的歌声打起节拍,他们在工业区不仅自己玩音乐,也教女工大姐们唱歌、表演。

北青报:这张EP专辑的名字叫《新工人》,在你们看来,应该如何理解 “新工人”?

“也就做两年,之后会做律师”,这是当年的她对这份工作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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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乐团:新工人,狭义可以理解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群体;广义是指新型的劳动者,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一些新型劳动形态出现,比如: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IT行业、办公文员、自由职业者等等……无论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者,只要是对他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工作者,都是劳动者。只是现在好多脑力劳动的同志们,他自己不认同自己是这个时代的新工人。

但从毕业到现在,黄小娜实际投身服务工人已有接近十年之久,其中又与当时还是工人、后创立重D音乐队的先生董军相恋,找到爱情、建立家庭、加入乐队,最终落脚在方兴未艾的工人文艺,又在其中艰难地一点点撑大女工文艺的空间。

星期天乐队在演出。 梁惠 摄

我们希望“新工人乐团”为最大多数劳动者的“自由、梦想与尊严”而歌唱;我们希望这样的歌曲能够被更多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听到,能够从中找到共鸣。

目前,工人乐队多以男性为主,屈指可数的创作型女工歌手当中,除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段玉,另一个就是黄小娜。

在舞台的另一侧,前“小小草”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做直播。她们把镜头对准舞台,用兴奋的声音向观众们介绍每支乐队、每首歌曲。在移民城市深圳,“小小草”是最早成立的服务于外来工的NGO之一,活跃时期辐射的工友超过60万人。尽管随着深圳市产业升级、机构发展等因素,“小小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它培育出的工人乐队和工人组织,却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北青报:“劳动者”其实是很广的范围。但今天的城市文化里,当我们谈到“新工人”,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地认为这就是为外来务工的群体。你们在创作过程中,会想过如何改变这样的看法吗?

“哎呀快到十年了”。坐在乐队练习室里的黄小娜抚着腮总结,语带感慨。

如果不是因为“小小草”,董军和黄小娜的人生或许不会有交集,更不会一起成立重D音乐队。

新工人乐团:
我们认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劳动”,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工作、劳动,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个人的价值与意义。新工人乐团希望通过歌声“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情感与故事,希望通过音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希望更多人看到劳动者的价值与贡献,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得到尊重。

把她们的故事写进歌里

董军是乐队的鼓手,也曾是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来自湖南的他从小喜欢音乐,不喜欢学习,“高中上了一天就跑了”。父亲要他好好读书、考大学,他却想:“我为什么只有一条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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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娜写的第一首关于女工的歌是在七年前,那年她看了一本打工小说《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这本书原名为《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讲述一个乡村女孩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读完深受感动。于是便有了这首《飘零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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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艺术团的十年精选专辑《劳动与尊严》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的青春和血汗/被繁华和辉煌埋葬/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董军。 梁惠 摄

我们希望能把更多音乐人联结起来,共同关照现实

自这次之后,小娜发现用音乐说出故事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为“改变现状”做出一点贡献。“其实工人群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女工的问题、工伤的问题,甚至养老的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孩子入学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讲明白了,才能让别人知道怎么去做改善。”

20多岁时,他来到广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雨伞厂里做包装。“一开始有种荣誉感,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出口到国外的”,但工厂里疯狂的加班很快就让他崩溃了,“跟我爸那种完全不一样”。

北青报:专辑《新工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的?

2015年,小娜参加了一个关注女工人流问题的戏剧创作,负责写剧本。戏剧需要具象化,在这个过程中,多年来积累下的生命故事支撑了剧本的情节,也引发了小娜在音乐上的再一次创作。

董军的父亲在一个类似国企的地方上班,“8小时工作,有很多业余时间可以支配”。跟工厂宿舍里6张上下铺、每张床还要挤两个人的恶劣环境不同,父亲的单位会给员工分房子,董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家属院后面有一个电影院,放学后跟着下班的父亲一起去看电影,是他童年时习以为常的事。但当他来到工厂后,问起一个来自河南的工友:“周末放假去哪里玩?”,对方惊讶地问他:“放假?你开玩笑?”

新工人乐团:去年五一。一部分歌曲是想把工友的诗歌谱成歌曲,制作一张完整专辑。因为工作进度有些慢,现在以迷你专辑的形式先发四首歌曲,之后还将发整张专辑。

同时,乐队也开始构思第二张专辑的方向,小娜建议,这次可以把问题写得更具体、细致一点,才能找到“改变”的方向。她原来的设想是,专辑从一个姑娘的出生讲起,讲到她出来打工、遇到问题,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

年少气盛的董军很快辞了工。他想找到理想中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什么工作是8小时的呢?电子厂也是无休止地加班,只有保安工作能勉强实现。但时间一长,他又觉得自己虚度光阴,于是又一次次地换工作。这样“无头苍蝇”一般的生活持续了4年,直到他走进“小小草”。

北青报:这四首歌的灵感来自哪里?

“我都想好了,用哥式比鞋厂因为养老问题而跳楼的女工周建荣的故事,做最后一首歌。”

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军,偶然来到了“小小草”的活动室。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也很单调,“基本就看看书,然后小小草正好有一个书屋。”董军来到书屋借书,“小小草”的工作人员刘晓红热情地接待了他,“她说话很快,特别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传销的。”

新工人乐团:路亮的《一路有你》是写给新工人乐团的同志们的,讲的是他跟乐团相遇的故事:路亮之前做了十几年煤矿工人,后来煤矿也不景气,他同时又热爱音乐,就开始出门闯荡。加入新工人乐团,也算是他第一次出门打工。《过客》是孙恒在2018年12月31日晚“跨年之夜”创作的,回顾这些年来他自己在城市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不干啦》是许多前几年的作品,关注第一代和第二代进城打工的群体已经慢慢面临退休的问题。

小娜试图向外界呈现“女工”是个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讲到女工,好像都是狭义的,那种流水在线的女工。其实女工有不同的年龄段、工种。像是清洁女工、大龄女工,她们除了工作选择与年轻人也更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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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专辑的配器当中除了吉他、贝斯外,还有口琴和唢呐?

“我也想写婚姻制度里的女工是否自主。以前我认识一个新疆姑娘,她被婚姻买卖到甘肃,但是又有家暴的问题,而且那家人也不让她工作,觉得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

曾经的小小草书屋。 重D音乐队供图

新工人乐团:我们乐队风格的一个特点,就是民谣摇滚化。口琴是民谣的标志,我们在摇滚的四声吉他中保持口琴的音色,也算是民谣和摇滚的融合。至于唢呐,其实我们还是保持着主动向民间学习的态度,把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元素融进来。

可是专辑出来不是小娜想象的样子。小娜所掌握的是零碎的经验材料,她自嘲非科班出身,素材很多,但创作能力不够。其实她是来到小小草之后才开始摸索乐器以及音乐创作的,“那个新疆姑娘我有写进去,不过就变成了一句:当我的爱情没有和我一起远嫁他乡。”

刘晓红向董军介绍“小小草”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吉他班,董军很感兴趣。“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无意中摸了一下,觉得声音很好听,但我爸不让我学。”加入吉他班之后,董军进步很快,不久还组了自己的乐队。

北青报:非常喜欢你们新专辑的封面,能讲讲这个logo的寓意吗?

小娜的创作,多以简单词句重复,用旋律营造情绪。专辑发布会现场,有工友观众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当时,董军在一个玻璃厂上班。厂里不休周六日,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2000多,在最低工资只有六七百的年代“已经很高了”。但董军仍然觉得很疲劳,“虽然钱多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新工人乐团:这个logo也是新工人乐团的新logo,我们希望冲锋号能代表一种向前的声音,这个图案中的N和W代表新工人。字体上,我们希望让她既沧桑,又有力。

相较之下,先生董军在音乐上的熟悉度要更胜一筹。他创作过多首单曲,在重D音专司架子鼓。董军会给小娜的作词把关,“他有一个审美上的东西”,这关过了之后,再由乐队里的吉他手根据小娜设想的旋律进行编曲。

那是他最后一份工厂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虽然也只有两年时间。合约到期后,他决定离开工厂,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临走之前,刘晓红把他叫来活动室,问:“小子你还有没有钱用啊?”董军说有,刘晓红说:“别骗我了,你哪里有什么钱!”硬是塞给他几百块。

北青报:我看到这张专辑是由“民之谣”厂牌出品,这是你们的项目吗?

乐队成员都是工友出身的男性,他们对“女工”这个群体有着同理心,却缺乏更深入了解的动力。

2008年是“小小草”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急需向基层劳动者提供新的普法和法律援助工作。黄小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小小草”。

新工人乐团:“民之谣”厂牌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项目。未来还会把大地民谣音乐会/节和村歌计划做下来。我们希望未来能把更多音乐人联结起来,共同关照现实,也希望能在“振兴乡村”的背景下,和乡村发生更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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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娜是乐队里的高材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出生于广西农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亲希望她“做官”,父亲的教育却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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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D音乐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爸爸曾经是小学老师,对我说的都是要对社会有用、要做四有新人,这些不是很利己的想法”,黄小娜笑称,“虽然他现在并不完全支持我,但他小时候是这么教育我的。”

新工人艺术团以前发行的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

董军也创作过一首与建筑女工有关的《英雄》——喝不完异乡的酒/一喝就白了头/三十年来沧海桑田/我还是找不到北斗——抒发的还是离情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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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或者抖音这样的传播,对工友的表达肯定是有帮助的

小娜说,董军在乐队中已经算是对性别问题认识比较深刻的,他会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比如带小孩、下厨房等,来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别的成员,都专注于玩乐器本身。

黄小娜。 梁惠 摄

北青报:你们的音乐都是在什么渠道传播?听众大多是什么样的群体呢?

相对于男工,女工面临更多问题,如性骚扰,家暴等等,因此小娜的创作变得更慢了,她有更深的话题想与人讨论,却无人可说。

体会过农村生活的艰苦,黄小娜在大学期间参加了西部志愿者协会,前往西北的贫困农村支教。2008年毕业后,她在劳工教育及服务网络上发现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于是应聘来到深圳工作。

新工人乐团:近两年的专辑在国内的音乐APP上都能听到。去年我们在抖音的一个音乐论坛上遇到了台湾滚石音乐的大陆负责人,台湾滚石对我们的创作很感兴趣,这张EP就是由他们来发行的。听众的话,年轻人会听得比较多,不管是工友还是学生,社会组织工作者、乡村建设工作者、新农人、关注工人群体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等,主要以年轻人居多,像网易云音乐上有一些青年群体的留言。新工人乐团有自己独立的微信公众号xingongren,乐团的日常活动讯息会通过微信号发布,欢迎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