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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欢迎你军刊:解放军战区联合呼之欲出 陆海空建军种部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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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改革早已成为国内外、军内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成立陆、海、空等军种部和统帅各战略方向联合作战的战区指挥机构,以军政、军令分开,建立扁平网状领导管理体制为标志的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本质愿景是构建一个科学合理、高效健全的矩阵型组织结构,并建立与之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运行机制。

  原标题:转型期中国军队要做哪些战略准备

资料图:参加阅兵的俄罗斯军人

矩阵型组织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一种,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对以工作为中心和以对象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之优、缺点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至今已在诸多大企业中成功运行多年。为适应全球化管理和大型复杂项目管理,ABB、IBM、华为、西门子、通用电气、花旗银行等知名跨国企业,采用的基本都是“事业部-分公司”式的矩阵型组织结构。这一结构的精髓就是各事业部统筹本领域的全球业务,分公司则根据区域特点管理本区域内的各个事业部业务,两者在各自明确的职权范围内协同工作。分公司/事业部职员在接受直接部门领导的同时,也要接受相对应的事业部/分公司领导或约束,从而形成双重报告关系。比如说,某知名大型跨国公司的做法是:公司事业部负责本业务的研发生产、市场定位、产品定价等,但不负责销售,事业部不允许直接向客户销售产品或提交系统解决方案及报价;而分公司负责客户,其销售经理可根据本区域客户特点和竞争对手情况,协调各事业部资源,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制订并执行销售策略,完成销售任务。因销售经理没有定价权,他必须与事业部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得到所需的产品技术、价格等支持,而事业部因不能直接面对客户,为保持本业务的增长,必须全力支持销售经理的客户工作以赢得订单——销售经理与事业部既相互合作又互为约束。有的公司还要加上财务、审计、运营等职能部门,构成三维矩阵,形成三重报告关系。与此相仿,改革后的中国军队,可能设置直属军委的纪委、审计、检察等垂直系统,也将形成三重报告关系。

  2015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已经成为国内外、军内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将中国军队变革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常说,俄罗斯是一个战斗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让俄罗斯民族蒙羞,造成永远的伤痛。1992年5月,俄罗斯军队正式组建,并从此开始了过程复杂曲折、内容广泛深刻的军事改革历程。
军事专家李抒音近日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建军以来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一部俄军改革史”。俄罗斯的军事改革,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期、2000年至2008年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以及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新面貌”改革。此后,从2012年到现在,还在对“新面貌”改革进行纠偏和调整。20多年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不停地改革,探索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持其军事强国地位,这场改革至今仍在路上。
俄罗斯军事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现代职业化军队。为此,俄罗斯以军队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部队结构等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效显着,初步实现了由苏联时期的大动员型向信息化时代机动常备型军队的转变。
理顺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提升管理效率
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质是对国防和军队权利利益的再分配和职权关系的再调整,意在建立决策更科学、管理更高效、指挥更便捷的军事组织系统。这也是军事改革最困难的领域,既需要改革者看清未来战争形态,还需要铁腕推进,打破既有格局,触动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奶酪”。
俄罗斯国防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职能的分离,即军政和军令的分离,从而实现军队的专业化建设与管理,同时适应联合作战的高效作战指挥,打赢未来战争。
俄罗斯军队如今已基本实现军政与军令的分离。作战指挥链条由“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独立兵种司令部-部队”四级指挥机构组成,其中,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战略决策,职能领域作战指挥的重心在总参谋部,地区性作战指挥的重心在联合作战司令部。建设管理链条由“总统、国防部长-军兵种司令部-军区-部队”四级机构组成,重心在国防部机关和军兵种司令部。
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修订《国防法》,重新调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把原来《国防法》规定的“国防部长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队武装力量实施指挥”,改为“国防部长通过国防部对武装力量实施指挥”的原则。同时规定国防部长对总参谋部的活动实施领导。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军队领导体制中,将领导权集中到国防部长手里,总参谋部被定位为国防部的军事指挥机关,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某种“平起平坐”的现象不再存在,领导指挥关系得以理顺。此后,俄军高层的矛盾大幅减少。
从2004年开始,俄军剥离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行政功能,将之交给国防部其他部门负责,实现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军政与军令系统的适度分离。自此,俄罗斯军队的改革才走上了快车道。
适应联合作战合并重组军区,剥夺军种作战指挥权
二战后历次战争证明,战争的基本类型已经从世界大战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转变,加之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客观上要求军队大幅提高指挥效率,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不断下移联合作战指挥重心。俄罗斯在联合作战体制方面探索了近20年,直到2008年的“新面貌”改革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俄罗斯的军区制由来已久,军区制的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苏联时期,苏军曾设立过多达30多个军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其缩减为8个,后又重组为莫斯科、列宁格勒、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6个军区。俄军原有军事指挥体制继承自苏军,集作战指挥和行政管理权于一体,职能和机构重叠,难以适应联合作战快速高效的要求。
俄罗斯军队一直希望建立类似美军那样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战役层级,俄军在1997年就规定了军区联合作战指挥的职能,但由于军种不肯交出指挥权,建立的战略-战役司令部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相关的改革一直停留在增减军区数量上,没能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2008年的俄格战争,暴露出俄军无法有效地组织起黑海舰队和陆军以及空军部队的战场协同、联合指挥效率低下等问题。俄军因此下定决心对军区体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战略方向上的战略-战役联合指挥机构。
俄军启动“新面貌”改革后,改革设计者基于此前的改革经验教训认识到,军区体制既不能抛弃,也不能原样不动,应该依托军区改造军区。为此,2010年12月1日,俄军宣布将原来的6大军区合并为4大军区,即西部军区、东部军区、南部军区、中部军区。此次改革对军区职能和战略-战役指挥关系进行了几项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俄军在军区司令部基础上组建联合战略司令部;其次,军种司令部退出作战指挥链,总参谋部和军种原来涉及的战区层级指挥权交由军区负责;另外,修改军区条例,统一指挥权,从法律上规定联合战略司令部,即军区机关对战区辖区范围内陆海空常规力量和其他强力部门部队实施统一指挥。至此,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俄罗斯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终于成型。
这次的军区改革,虽然字面上仍然叫“军区”,但此“军区”概念的内涵已不同以往。改革后的每个军区就是一个战区,也代表着一个战略方向,实现了军区、战区与战略方向的统一。军区转变为联合战略司令部,军区司令统一指挥战区内除了战略核力量以外的所有常规力量,包括空海军。空海军司令的作战指挥权上交到总参谋部,由于陆军原本就没有作战指挥权,故而陆海空三个军种司令部全部退出作战指挥链,专事“养兵”,也就是负责各类军事行政业务。
不过,这项让军种司令部放权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改革设计者为此不惜动用强硬手段。改革中,为了建立以联合战略司令部为重心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面对来自军种的阻力绝不妥协,强行将军种中央指挥所并入总参谋部,军种总司令退出作战指挥链。为了确保军种顺利交权,梅德韦杰夫甚至于同一天解除了空军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有力地震慑了改革的反对者。
大刀阔斧裁军,优化部队结构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一度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西方社会,冷战时期来自西方的威胁消失,加上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力不从心,裁军就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必然选择。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280万兵力规模的庞大军队,并很快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军之路:1992年裁军22万人、1993年裁军29.99万人、1994年裁军38.55万人、1995年裁军2l.74万人、1996年裁军20万人,1997年到1999年,俄军再次大幅裁减30万人,使军队总员额缩至120万人。
不过,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让俄罗斯认识到,西方并非俄罗斯真正的朋友,战争威胁也从未消失。
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俄罗斯裁军的方式从初期的减量为主逐步转向减量增质,兵力规模控制在100万。除了兵员规模继续精简外,还加强了海军、空军、战略火箭兵等技术军兵种的建设。随着军费投入的提升,俄军开始大规模采购新型装备,“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苏-35战机、“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等一大批重量级装备的列装,研制新一代航空母舰的计划也提上日程,俄军正在逐渐恢复往日雄风。
根据战争形态的演变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俄罗斯对其军种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如2011年,俄军在航天兵基础上新组建空天防御兵,这一全新兵种整合了军用卫星、战略预警雷达、反导系统等力量,有效提升了俄军战略预警、太空监视、防空反导的能力。2015年8月1日,俄军又宣布将空军与空天防御兵合并,组建新的军种–空天军。这体现出俄对未来军事斗争重心正向太空转移的战略判断。合并军种有利于统一空天领域的军事技术政策,统筹规划空天力量,提升作战能力。
裁军的同时,俄罗斯也在重塑和优化部队结构,减少部队数量和层次,缩小部队规模编成,实现部队的常备化、模块化,提升快速反应、机动作战能力和联合作战水平。
俄罗斯取消陆军的师-团建制,实行军-旅制,共编11个集团军,按功能组建了113个常备旅,并计划在2020年前将常备旅数量增加至125个。这些旅具有显着的模块化特点。李抒音指出,俄军为保持已有的动员能力,还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的物资保障基地,在这些地方储备有模块化旅所需的武器装备,平时这些武器装备只需要维护。战时,联合作战指挥部利用投送力量将相应的兵员快速投送到作战地域,在当地储备的武器装备则立刻投入作战使用,大幅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大幅裁减军官,盲目仿美遇挫折
历史上,由于长期保持大战动员体制,俄军军官比例一直较高,一度达到35%,其中主要用于战时扩充的“简编部队”和“架子部队”军官比例更高。在早期裁军与改革过程中,俄军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数量并没有得到相应削减,这一情况直到2008年才发生改变。
李抒音告诉记者,俄罗斯学习西方,希望将军队官兵比例控制在1:5到1:6之间。按照俄军2008年的改革计划,截至2012年,总兵力由113万减少到100万,重点是裁减军官,军官数量从35.5万降到了15万。
俄军军官裁减重点之一是国防部中央指挥机关和后勤保障部门。俄军中央指挥机关的军官人数将从2.2万人减少到8500人,被裁减的机关和岗位将实行社会化转制。在俄政府与军队高层的强力推动下,此轮军官裁减计划在2010年得以实现,将官由1107人减至877人,裁减20.8%,上校由25665人减至9114人,裁减64.5%,另外,还取消了14万准尉。
“此次军官裁减方案,俄罗斯盲目学习美军,改革并不成功。”李抒音向记者介绍称,美军有一只训练有素非常能干的士官队伍,但俄军基层军士的职业素养远不及美军,美军是全职业化军队,而俄军不是,还有大量的义务兵。这项改革造成俄军基层指挥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出现严重短缺。为此,俄军2012年借助组建空天防御兵的时机又增加了7万名军官的编制,军官数量增至22万名。
俄罗斯20多年来的军事改革之路走得曲折艰难,但总体来说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俄军的作战能力在不断改革中已得到实质性提升,从近年俄军大规模战备检查,以及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和近期空袭叙利亚境内非法武装等军事行动中窥其一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罗斯军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矩阵型军队组织的优点

  势在必行,呼之欲出——

矩阵型组织是由职能型和项目型组织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因在职能型组织的垂直层次结构中叠加了项目型组织的水平结构,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种结构的缺陷,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组织资源,进行更为灵活、专业的运营。军队采用矩阵型组织结构,矩阵的“纵轴”——各军种部负责提供不同专业、训练有素的作战力量;矩阵的“横轴”——战区指挥机构被赋予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的职权,以更加灵敏地对安全环境作出反应。

  金沙国际欢迎你,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金沙国际欢迎你 3图1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当前世界强军的主要作战形式。

与传统职能型组织结构相比,矩阵型军队组织顺应了日益专业、精确,“掰手腕式”甚至“秒杀”的信息化战争形态,有着“军政合一”体制不可比拟的优点:

  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作战力量多元一体、战场空间多维一体、信息系统多类一体、对抗行动多样一体的独有特征。显然,要打赢这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关键是要有上下畅通、指挥统一、实现多方力量聚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①利于统筹建设。矩阵型军队组织由于成立专司“军政”的军种部,有利于从全局角度统筹各军种的训练、管理和建设,可为遂行作战任务提供专业更为精通、训练更为有素的作战力量;同时,由于军种作战部队不再固定归属于某一地域、某一方向,可在不同时期担负不同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一方面可减少部分作战部队,另一方面,也可合并部分作战保障和后勤保障力量,有利于减少人员和机构的重复设置,增加军队资产的利用效率。这也是中国军队裁军三十万的管理学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在领导指挥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制约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建设。

②利于统一指挥。矩阵型军队组织基于安全威胁判断,在各战略方向成立专司“军令”的战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调配来自不同军种的作战资源,各取所长、协调一致地遂行联合行动,有利于强化作战导向。由于不同军种的专业人员可建立直接联系,共享行动平台,互用作战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军种壁垒、消除了本位主义,使得战区能够针对全域化的现代战争,主动塑造战场态势,高效应对本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一旦有事,不必再按传统方式跨机构临时协调,指挥决策的前瞻性、专业性、时效性大为提高,对安全威胁有更快的反应能力。

  比如,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不仅存在着指挥层级多、指挥链条长的问题,更存在着联合指挥难、联合训练难、联合保障难的突出问题。一个大战区,平时要组织战区内驻有的陆、海、空和二炮等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中的协调难度很大,更不用说在战时进行联合指挥诸军兵种作战。

③利于多向支持。矩阵型军队组织强调基于国防安全总体需求和军事战略目标,统一调配作战资源,为应对不同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提供支持。特别是当国家面临多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军队需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时,作为统帅部派出机构的战区,有权代表最高统帅,研判战争威胁,进行战略规划,组织作战推演,拟制作战预案,待统帅部批准后,从全局范围内申请和调集所有可用的资源进行应对。在此过程中,军种部和战区都必须站在全局角度,按照联合作战计划流程,对资源配置和行动方案进行比较、权衡、磋商并达成共识。这就使得各战略方向必须按照系统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分配和作战设计,尽可能避免为应对某一方向威胁而牺牲其他方向战略利益的情况。

  从根子上讲,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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