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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欢迎你】中美应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管理防被干扰–国际

中国对美战略核心就一个字——熬!

人民网讯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联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盘古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等共同发布《中美智库研究报告》。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地震”,而当前的震中在经贸。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双边关系压舱石。每当两国关系遇到重大障碍,经贸合作都发挥了缓和矛盾,维护稳定的功能。现在情况变了。经贸关系领域爆发严重分歧,压舱石变成震荡源。中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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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如何避免中美战略对抗,应在经济、亚太、军事、政治和全球治理五个领域分析中美关系现状,增进对两国各自政策变化和中美关系整体变化的认知与把握。报告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深入思考以下几方面的关键问题。

未来会如何很难预料。但从维护两国人们根本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各方应当积极努力让中美关系回到稳定轨道。而中美关系重返稳定的逻辑起点,应当是重建稳定的经贸关系。主要困难在于,既有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能适应两国发展,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宣告了其破局,需要寻找新均衡。对中国经济而言,真正的痛苦是戒断对美国的路径依赖。

作者: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着有《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币缘论》等

一是就国际秩序愿景进行持续沟通,中美应当成为全球持久稳定的共同维护者。全球不稳定因素正在多个地区、多个领域急剧涌现,如果放任自流,终将威胁两国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理体制的渐进性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实现“全球化2.0”,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问题,核安全和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新疆域问题上,应主动推动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共识。双方要防止世界走向结盟对抗的时代,保障全球持久稳定。可通过共建亚太自贸区等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建立安全共同体,通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构建责任共同体。中美有责任培育和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要经历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去魅”,还其利益关系、商业关系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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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避免做出战略误判。更好地应对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中美领导层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实际上都在于国内事务,中美都在推进富有挑战性的国内变革议程。双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对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内政策,还要避免中美受国内因素驱动而对对方做出战略误判,或因考虑不周、表达不清晰而引起对方的战略误判。美方应认识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等对中国的重要性,承认中国的自主变革努力。中方需认识到美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全球领导地位理念等对美国的重要性。中美双方都有较强的大国抱负和“例外主义”传统,两国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克服“必胜主义”情绪。双方需要审视各自正在推进的变革和转型,培育新的合作互补性,避免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关切造成伤害。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提升,美国的企业界正更多地从“中国转型”中获得新的机遇。双方需要加强人文交流,寻找中美共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促进本国社会和舆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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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中美不合作的应对

三是对“第三方因素”进行更好的管理,避免被干扰甚至绑架,发挥“第三方”正面效应。在涉及“第三方因素”的情况中,有些是美国的关切,需要中国配合;有些则是中国的关切,需要美国配合。双方需要切实管控那些可能导致两国直接对抗的“第三方因素”,而在那些有可能实现更大合作的“第三方因素”上加强协调协作。在东亚地区,日本、菲律宾、朝鲜都可能是导致中美关系“破局”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可以用合作共赢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建构“中美+X”的新型三边/多边合作框架。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也为中美构建促进全球发展的伙伴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中国从两国经贸合作中获得出口和投资的市场、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标准,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必需的市场化制度、国际规范和全球体系。人民币制度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建立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基础之上。不仅如此,中国希望通过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让两国利益深度交织,从战略上相互捆绑,缓解两国政治关系天生相斥带来的压力。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两国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视经贸关系为“压舱石”,期望通过它稳定两国间各种紧张,缓和结构性矛盾。

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行动还很难形成。因为美国现实利益分散化,包括各州、各参议员的利益均不同,因此很难形成一致行动。

四是中美应大力培养“合作的习惯”,探索以“新型”方式有效应对“新型”难题。无论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还是海洋方向的挑战,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新问题,需要双方以一种直面问题、相向而行的“新型”心态和方式予以应对。中美两国政府近年处理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经验表明,只要双方本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就有可能使敏感问题降温,甚至将中美之间的“冲突领域”转变为“合作亮点”。此外,中美两国还应就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持续进行沟通,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卫生等方面继续大力拓展“新型”协作。

美国也长期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经贸关系。前期是借重中国对抗苏联。苏欧巨变后,是想促使中国发生美国所期望的政治变革,将中国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利用中国大市场,完成美国的后工业化。

但是,不可否认,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拐点:竞争成为主题。对这一点,中方应该有清醒认识。中国一直在讲:我们希望合作,避免对抗,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基本不提合作。所以,中美关系拐点已经出现:求合作而不得,对抗又不可。因此可以说,当前中美就处在这样较为较尴尬的时期。但是,这又是一个基本政治现实。

五是中美双方应找到界定相互关系的、便于表述的准则(formula),建立更为通畅、坦诚、高效的对话机制。20世纪末,双方共同提出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美方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得到中方正面回应;2009年,中方提议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美方高级官员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想法;2013年中方提倡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可在以往关系定位的基础上,根据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制订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准则。两国元首的非正式对话对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良好效果。双方需要用好在2017年4月新建立的“全面对话”机制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对话机制,并努力使它们更有效率、更具实效。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大调整要求两国经贸关系彻底完成“战略去魅”。这对两国来讲都不容易。政策调整会带来中美关系的重大甚至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了中美关系基本属性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