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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迎头相撞 已进入战略相持期

从大辩论看美对华战略走向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既是美国的对手,又是其合作伙伴,美国在这两个角色定位区间摇摆,那么现在的结论则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竞争对手,并且是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中美不只在亚太竞争,而是全球性竞争,这与过去相比是最大不同。

  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辩论总在一个大框架内进行,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应以接触加遏制为主。然而,本次辩论认为,该框架应该彻底抛弃。过去三四十年,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大框架是失败的,这个结论目前已经基本得出。

这场大辩论仍在进行中,但似乎几个初步的共识正在形成:其一,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超越经贸领域和亚太区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其二,美国既有对华战略虽难说完全失败,但可以说基本失效,亟须改弦更张进行调整重置;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去的辩论总在一个大框架内进行,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应以接触加遏制为主。然而,本次辩论认为,该框架应该彻底抛弃。过去三四十年,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大框架是失败的,这个结论目前已经基本得出。

  可是,当前指导中美关系的仍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现实情况中,它们实际已经指导“失灵”。因此,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没有积极呼应。


  现在的中美“相撞”,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寻,也没有现实路径可走。双方都很痛苦地寻求如何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

  现在的中美“相撞”,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寻,也没有现实路径可走。双方都很痛苦地寻求如何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

实力变了,战略变了,基础也变了。冷战时期,有苏联;冷战后,有共同经贸;911后,有共同反恐。现在,中美之间突然惊觉,要靠什么支撑中美合作?

  从结构性原因看,根本还是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巨变,主要是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四大变化同时来袭,令美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但毋庸置疑,“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对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战略设计上主张“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主要策略是塑造对美有利的“软制衡”环境和约束中国的各种规则,以及加大针对性强的军事准备、外交围堵和经济高压,大体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机结合,当前阶段其遏制、规制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在经贸领域更加咄咄逼人。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跳出上述“五位一体”的总框架,只是依据不同事态、根据互动情况排列组合而已。这一框架较过去“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政策多几个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或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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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略基础来看,长期构成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现在反而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类似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9•11”事件后联合反恐这样的安全基础目前也基本不存在。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令支撑双边关系的气变合作也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颠簸摇晃也就不令人意外。

  短兵相接在亚太

一是结构性原因,中美实力对比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临界点。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变化,美国过去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现在转移至亚太;中国过去是韬光养晦,现在则是奋发有为。

  美国朝野此番对华辩论几乎众口一词指责中国,另一重要诱因是对近年来中国对美认知的误读或“过分解读”。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有意轻忽美国实力,巧妙松动美国秩序,并开始逆向影响美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施行所谓“锐实力”,所以美国必须施以颜色、晓以利害,让中国知所进退。

  上述特点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观及其团队构成也多有关联。作为崇尚实力、善于交易、不循常理的房地产商,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强硬和尼克松式变通,他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自我定义似很贴切。其中国观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经历,以及一些对华极端派人士的思想灌输,因此带有片面性、随意性和狭隘性。政府内缺乏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频繁的人事变动,客观上给中下层官员尤其是少壮派官员提供了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种直抒胸臆式、针对性极强的对华政策表达,显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化色彩。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适心态、调整思路加以因应。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正是基于此的一种主观努力。遗憾的是,美国不是去呼应其中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放大其“谋略”色彩,虚与委蛇,最终将其束之高阁。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错失了构建合作共赢新框架的历史机遇。一心想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则干脆另起炉灶,走上封闭保守的旧路。在战术层面,紧盯经贸关系这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切实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蛮横无理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则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断地自认吃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从“战略对手”的视角规划新的对华战略。

  美对华认知狭隘片面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适心态、调整思路加以因应。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正是基于此的一种主观努力。遗憾的是,美国不是去呼应其中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放大其“谋略”色彩,虚与委蛇,最终将其束之高阁。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错失了构建合作共赢新框架的历史机遇。一心想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则干脆另起炉灶,走上封闭保守的旧路。在战术层面,紧盯经贸关系这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切实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蛮横无理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则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断地自认吃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从“战略对手”的视角规划新的对华战略。

从力量对比看,两国从以往的“强”关系变为“老大老二”关系,形成战略竞争格局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基本规律。“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之热炒就源于此。

  二是美国战略收缩并没有收回去,而是停在了亚太;中国战略扩展也没有扩出去,目前仍聚焦于亚太。因此,双方在亚太地区正面相撞,短兵相接。

  毋庸置疑,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大辩论、大反思和重要调整阶段。这种辩论在历史上曾有三次,当前为第四次。与以前不同的是,美国的政、商、学、军全方位参与此次辩论。

所以,实力、战略、基础、力量四大变化同时出现,导致当前中美关系早就不是过去的中美关系。

  可是,当前指导中美关系的仍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现实情况中,它们实际已经指导“失灵”。因此,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没有积极呼应。

  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缺乏顶层新框架,这也导致中美关系被一个个具体领域的具体事件拽着走。虽然没有发生撞机、炸馆这样的恶性事件,但感觉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

从结构性原因看,根本还是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巨变,主要是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四大变化同时来袭,令美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本质而言,中美两国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矛盾,但因为受到朝鲜、日本、印度、乌克兰、伊朗等问题掣肘。中国与第三方的矛盾,美国与第三方的矛盾,最后无一例外,都上升到中美两家之间的矛盾。原因很简单,中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

  从大辩论看美对华战略走向

过去,美国担心中国在亚太的挑战,但随着“一带一路”、吉布提保障基地等建设,美国越来越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对手。这些背景叠加在一起,并不排除美国对华战略重新定向。

  中美关系呈现四大变化

  美对华战略“五位一体”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战略对手。这个对手类似苏联那样幅员辽阔,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与现有国际体系相磨合而不是相冲突,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它拥有当年日本那样的经济金融规模,却更加独立自主,更有潜力,更具韧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它拥有欧洲那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却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还拥有像印度那样的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在2020年将宣告全面脱贫,走上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法,那么今天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复合型对手,任何单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应对。

  短兵相接在亚太

  实力变了,战略变了,基础也变了。冷战时期,有苏联;冷战后,有共同经贸;911后,有共同反恐。现在,中美之间突然惊觉,要靠什么支撑中美合作?

当前,一场冷战结束之后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大调整正在美国上演。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辩论是朝野共舞、府会同台,政府亲自上阵引领、定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既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五角大楼《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将中国同俄罗斯等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对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环境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而美国商务部时隔20多年首次发起“自上而下”的对华“双反”调查,无疑是给本已十分严重的美中贸易摩擦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变化,中国的战略核心应该是预防、塑造、准备,即千方百计预防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挑战、风险;利用我们已然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去尽可能地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准备一旦塑造不力,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应对最坏的结局。

  二是美国战略收缩并没有收回去,而是停在了亚太;中国战略扩展也没有扩出去,目前仍聚焦于亚太。因此,双方在亚太地区正面相撞,短兵相接。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既是美国的对手,又是其合作伙伴,美国在这两个角色定位区间摇摆,那么现在的结论则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竞争对手,并且是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中美不只在亚太竞争,而是全球性竞争,这与过去相比是最大不同。

  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缺乏顶层新框架,这也导致中美关系被一个个具体领域的具体事件拽着走。虽然没有发生撞机、炸馆这样的恶性事件,但感觉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

  过去,美国担心中国在亚太的挑战,但随着“一带一路”、吉布提保障基地等建设,美国越来越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对手。这些背景叠加在一起,并不排除美国对华战略重新定向。

袁鹏:现在感觉比撞机炸馆还糟

  从战略环境看,中美关系对内受各利益群体的掣肘,对外受“第三方”因素的滋扰,双边关系的主轴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所以,实力、战略、基础、力量四大变化同时出现,导致当前中美关系早就不是过去的中美关系。

短兵相接在亚太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战略对手。这个对手类似苏联那样幅员辽阔,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与现有国际体系相磨合而不是相冲突,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它拥有当年日本那样的经济金融规模,却更加独立自主,更有潜力,更具韧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它拥有欧洲那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却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还拥有像印度那样的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在2020年将宣告全面脱贫,走上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或者说“老二”),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法,那么今天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复合型对手,任何单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应对。

  中美关系呈现四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