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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犯3大错误致全球治理难 中国发挥作用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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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外交!

王湘穗:如何与“更年期的美国”打交道

——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抹亮色,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外交”的重大转变,外交新理念不断推出,南海推进战略,APEC与中国,亚投行,“一带一路”,种种新举措,令世人炫目,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一向是全球国际政治光谱中的耀眼一道,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习奥会”刚刚落下帷幕仅仅半个月,李克强总理又在纽约会见奥巴马总统。此次“李奥会”被外界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是“习奥会”的延伸和拓展。中美如此高频度的高层会晤,折射出中美之间利益交织的深度和广度,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两国间存在许多亟待沟通解决的重大事项和问题。美方政界和学界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否稳健前行、两国之间能否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而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虑及甚深”,李克强总理带着对这些被关切问题及回应,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又与美国经济金融界、智库和媒体直面交流坦诚对话,这无疑对增进双方的信任、扩大战略交集和共识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但是,中国的周边形势仍存在若干不利:美国高调推行所谓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纷争不断,波谲云诡。秉持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中国,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对于崛起的中国,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焦躁。曾经辉煌的帝国,因自身衰老、看不得也容不下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这实际上是霸权国家进入更年期的体现。在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晚期,也出现过类似病症。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与罹患帝国衰落综合征的美国打交道。

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以及与美国经济体量日益缩小的事实,使得全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成为近些年讨论中美关系的主要话语之一。但是将中美问题简单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迷思。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据此研究了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大量案例,得出结论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将这种现象冠之以“修昔底德陷阱”,并用于定性中美关系。艾利森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战略策对的当下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当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久又加速推进TPP谈判,意在遏制中国以及与中国争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随后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相继被点燃,亚太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国持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主动态势,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军事盟友的合作。从军舰和军机威慑到部署“萨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呈逐渐升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8月艾利森的研究破壳而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訇然洞开、崛起的中国开始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积多年研究中国外交和大国战略的成果,对中国近几年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解读,为你揭秘中国外交大格局的大国智慧,讲透特色外交全球布局的奥秘,全面预示中国外交未来30年走向。

去年底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定义中国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者”有很大区别,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战略学者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系列报告,正是这一共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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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中国的外交很软弱?这位学者对于鹰派鸽派的论述一针见血!

金沙国际欢迎你,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对手。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的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基本上渗透到了每个学科。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的威胁,这需要全美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目前,美国政治精英们正试图通过媒体渲染,把“新敌手共识”发展为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集体意识,为与中国的对抗创造社会基础。

理论地看,无论是修昔底德那段有关大国关系的名言还是艾利森的相关量化研究,其基底构筑都是遵循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即权力分配和敌意-友善法则决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关系性质。这种物质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权力的转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乃至战争。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海默斯依据这种理论逻辑提出,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认为这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于现行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体系。这种战略思维作用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很容易被放大和过度政治化。

  嘉宾 : 王帆 | 外交学院副院长

需要确定的是,美国精英们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不是对中国进“一带一路”或其他某个具体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中美两国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变化的判断,是一个老大帝国维持病态自尊和实际利益的需要。

但是,对上述所谓历史逻辑持不同看法的一些学者则提出,现代的对位大国关系与以往相比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范式变化,由于当前战争的成本空前提高,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互动模式也因此发生质变,对位国家争夺的是国际影响力,其途径不再是战争,而是在国际“寡头市场”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比如当今的中美、美俄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更是认为不能用历史经验来简单地解释现在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因为国际关系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革命性变革,比如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国际法国际准则的作用、以及武力在处理国家冲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等等。约瑟夫·奈就是这类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对中美两国在管控分歧处理好冲突方面及对中国和平崛起一向持乐观见地。

  主持: 武君 |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在利益棋盘上博弈

“修昔底德陷阱”逻辑还包含了新兴大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家的隐形假设。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霸权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占绝对优势实力,从而胁诱其他国家参加自己的体系。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干着帝国主义的行径、用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以及掠夺他国财富。虽然美国被西方学者归为不同于历史霸权国家的一种“制度霸权”,甚至基欧汉认为这种霸权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因而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保障,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霸权。既然是霸权,就无法摆脱霸权必然衰落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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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具体举动包括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等。凡此种种说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敌意,正从共识变成行动,中美间的对抗不仅限于经贸领域,还向政治、安全领域扩散。

长远来看,霸权也只是一种历史产物,在历史中产生又在历史中消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很有可能使美国成为“末代霸主”。从这点来说,霸权同样适用本尼迪克特发明的那个术语“想象的”(
imagined
),即,“想象的霸权”。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一个认知过程。然而其认知的先决条件,亦即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理解世界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核武器的扩散导致的霸权成本升高,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家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等等,这些全球政治中最深刻的变化,使得支撑旧的国家间关系的观念认知丧失了统治地位。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新兴国与守成国)那种陈腐的大国关系的二元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国家这种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开始被“文明”、“地区共同体”等等替代。虽然“永久和平”尚难以企及,但是地区性各种安全共同体出现了,比如东盟、欧盟,这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和平的变化持有可靠的预期”,从而开始超越国家间那种传统的“零和博弈”性质的结盟对抗关系。面对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球难题以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地球村”、“全球共同体”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背景下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呼之而出。可见中国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其本身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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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美国的反华、制华、压华举动气势汹汹,仔细看却并无章法。这说明,金融、军工、制造业、商业、科技等不同集团各谋其利,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美国政客,表面上可以形成针对中国的共识,实践中却无法协调不同利益诉求。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出自音调不定的号角,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步调。

那种被许多西方学者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无法被抽象为霸权国与挑战者关系。霸权终将成为历史遗物,而导致美国丧失霸权的只能是美国,——如果美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依旧用旧的霸权思维看待国际关系以及新兴大国的话,那么他将被时代以及其他国家抛弃。正如20年前一本名为《下个世纪谁最强: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的书中论道:“在中美历史性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中国只要不输即赢,美国则相反”。由于霸权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因此其消亡可能也是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并不必然地带来战争与流血。而新崛起大国将在全球经济政治变革中应运而生,它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再是过去时代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时代呼唤的创新,包括国家间关系的相处之道、准则、制度、安全承诺等等。

  即使战争明天就要来临

下一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程度和中国的反应。从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国利益、力量的角度看,中美关系不会陷入“新冷战”。当今世界已超越了划分两个阵营进行对抗的冷战时代,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货币和经济体系对美国利益重大,对中国目前的发展也有益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当今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美国作为虚拟经济国家,本质上靠占有全球资本积累为生。危机之后的美国,需要更多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已经空心化的经济。

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必要增强战略互信,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加强互利共赢合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与摩擦,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仅仅走进概念让其变成外交辞令那么简单,还要能走出概念,让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外交行动。不仅是面对处理和管控当下彼此之间分歧,且要面向更长远的未来致力于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因此,脱离“修昔底德陷阱”迷思,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中国努力,也要求美国改变思维、调整政策。两国关系的良性与稳定,取决于战略交集,同样也取决于战略共识。中美之间需要扩大战略交集,这是避免中美关系波动的根本办法。我们常说,两国关系有经贸这块“压舱石”,但是对于国家战略来说,经济利益与核心战略利益相比仍然不在同一个天平上,因此还得有迎风破浪的船帆,也就是扩大经济利益之外的战略交集和共识。40多年来所形成的中美友好关系的基础,除了两国在经贸方面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利益需要,最重要的还有地区和全球安全领域的需求与合作。例如,中美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以及在气候变化、全球核安全领域都有成功合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热点问题上,双方也都有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今后中美可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外交官今天也会站在桌前跟对方进行谈判!

分析彼此需求利害,美国需要中国要更多些。对美国来说,打压中国是为了从中国获取更多利益,如果一拍两散,将是其难以承受之痛。若中美对抗导致中国脱离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固然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可能同时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求利与害命,孰轻孰重?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中美间的对抗是不允许打翻棋盘的博弈。

因而学界和媒体对于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描述,实际上简单化了两国关系,也很容易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无论霸权本身,还是霸权与新兴大国关系,甚至新型大国关系其本质都是一个认知过程。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战略观念建构的过程,如果用一种“敌意”思维看待彼此,就会生成甚至强化这种敌手关系;如果是用“友善”目光看待对方,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康德文化社会”、进而出现对于“和平的可预期”。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就这一意义而言,“李奥会”以及与智库、媒体等对话,有助于重塑中美战略共识、找到两国更好的相处之道,从而为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能。(朱宁,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主持人:有种论调说,中国的外交很软弱,都是鸽派,在立场上不够强硬。您怎样评价这样的言论?其原因何在?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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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帆:我觉得外交官就是鸽派。因为,我们的外交官就是要去追求和平、捍卫和平,努力维护国际和平的局面,这是毫无疑问,外交官的任务就是如此。外交官的目的就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和重大的战争隐患,这就是外交官的使命。

作为守成大国,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都会被美国视为威胁,不论以往的苏联、日本,还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国越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中国怀揣着足以改变世界财富等级的能力,其本身就成了罪过。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颠覆资本全球积累路径的可能,那就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异己力量。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没有取代美国的主观想法,都会被美国认定为“敌手”。

  至于很多人觉得中国外交软弱这一点,实际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我们国家的大战略就是和平发展,所以外交官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指导原则下去开展工作。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是外交部执行相关的政策,而不是外交官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在此之前,中国曾想通过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随着中美经济规模的接近,美国想方设法让中国下车、罚款。于是,中美两国就像叔本华所说寒冬里的刺猬,靠得太近会相互刺痛,离得太远彼此又感觉寒冷。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其实是虚火太旺的表现,只有几番折腾,通过挑事、挫败、再挑事、再挫败的方式发泄出来,才会无奈接受老了的事实,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

  外交官的职责就是用非武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军队永远是为战争而准备的,它是为了一个最坏的结果去做准备的,就是说战争来临的时候军队要挺身而出。二者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只是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面对美国趋于强硬的对华战略,我们一方面要不怕事不躲事,比如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实行对等自卫反击,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予以反制;另一方面也不可随美国的刺激起舞,而要通过调整距离,获得主动权。

  换句话说,即使战争明天就要来临,外交官今天也会站在桌前或者坐在桌前跟对方去进行谈判,最终要避免战争的发生,这就是外交官的责任。

降低合作预期,拉开点距离,彼此才好相处,即所谓暂时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中国应通过更多顾及民生和开发内部市场,更多与周边国家合作,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避免受制于人。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东方式的智慧,可使我们避免与美国正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的两个极端选项之外,寻求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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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

  不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可以决定的

  主持人:如今,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对比前几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会有哪些不同?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发展?

  王帆:总体来讲,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甚至是美国当年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这些人在回顾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都感慨道:当时都没有想到中美关系能有现在这么长足的发展,相互依存程度会这么深,这么广。30年前还觉得中美能够实现正常的交往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发展已经到了非常深化的程度。

  所以,总体来讲,中美关系一直在不断的发展,而且造福于两国人民,也造福于很多国家。因为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它不仅仅具有双边的意义,更具有地区的意义,还具有全球的意义。过去,中美关系也有各种各样的波折,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所导致的问题,但是,中美两国的决策层始终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关系,最终把握住了向前推进中美关系的大趋势。

  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竞争。比如在传统能源领域。因为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一个国家需求量大,另一个国家肯定会受到影响。关键是怎样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实际上,竞争它有它好的一面,市场也是鼓励竞争的,会推动自己国家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竞争战略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在竞争过程中,我们不能使用负面的手段。比如说,在竞争过程中,我要使自己变得更好,就要使对方变得更坏,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对方的发展,来使自己在竞争过程中取得优势,这是恶性竞争。

  中国所推进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在这个基础上,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要推动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也好,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使得这两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我们彼此追赶,在竞争的过程中能够互利共赢,这才是中美关系的最高境界。

  客观上来讲,中美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发展到如此之深,不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我们必须要推动这种关系向前发展。从特郎普总统上任半年有余来看,我们还不能完全地看到他未来的政策,因为很多的官员都还没有到岗。在刚刚上任的这半年内,他还处于试水阶段。

  但是,中美首脑已经有过多次会晤,而且谈得非常的好,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方向也在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包括朝核问题和反恐问题等,两国都达成了很好的战略共识,这些都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现在美国强调优先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在很多交往层面上进行着非常深入的谈判,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竞争方向发展,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是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中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多关键的节点上,中国都体现了对于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价值的尊重。比如说,当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要是按照西方的所谓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国应该去进一步的去加速它的衰落。因为这个权力政治的逻辑就是你好我差或我好你差。但是,我们在美国所遇到困难的关键节点上,我们都雪中送炭,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我们希望美国也能够有这样的战略境界,使得中美关系能够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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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质就是把互利共赢落实到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