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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欢迎你】吴稼祥:文明的基因

深度|吴稼祥解读中美的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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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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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老师在本文中深度解读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深刻剖析了东西方文明的演化与嬗变,并揭示了我们国家的使命。文章原载《战略与管理》2009年3/4期合编本,篇幅较长,但入木三分。

吴稼祥 (进入专栏)
 

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在西方全球化冲击下开始现代化,但长期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在文化/*大革命后经济才起飞。从1980年代到现在,大陆在不改变其政治体制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三十年的超增长,这件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奇。面对大陆巨变,学术界一开始尚有崩溃和崛起两种说法,但到2004年,自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起,一种以中国模式为名旨在指导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论述,便开始兴起。2008年西方在金融海啸影响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大陆却持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有人估计大陆经济总量将在50十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系。一时中国模式说大行其道。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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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模式说是否成立,二十世纪末大陆经济起飞作为中国文明在一百五十年现代转型中呈现出的又一新现象,无疑加深了中国社会特殊这一印象。其实将时间往前推两百年,不是去分析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化,而是研究其传统结构及其演变,中国特殊论不仅不奇怪,而且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作为现代价值系统与相应社会行动互相维系的网络,只可能通过模仿在西方起源的现代社会结构而建立。模仿过程包括引进西方现代个人观念、普遍人权和工具理性,利用民族认同建立整合性契约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一般说来,只有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才可以允许市场经济不断扩张和科技无限制运用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模仿的目标是确定的,模仿过程亦无本质不同。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非西方文明现代转型,只能学习引进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而保持了自己原因的终极关怀。背后一定存在该超越视野和引进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之间复杂的互相调适。也就是说,既然不同轴心文明超越视野规定社会组织蓝图以及它们和社会结构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它不可能不影响其现代化学习过程。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刚刚结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危机”,和“债务违约”危机,可以被看成是爆发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金融危机是一种病,而且是恶疾,这种病是否有救,如果能救,能否迅速痊愈,取决于对它的诊断是否准确,或是否深入,然后对症下药。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伤害,比欧美国家小,对中国及港澳台地区的伤害,比其他亚洲国家小。

非西方轴心文明有无分裂并存的超越视野直接决定了其对现代性学习的快慢。不具现代价值的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化时,必须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因为这些社会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催生民族独立以学习现代价值。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迫使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达成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分离,同时个人权利在民族独立中普及,个体中从社会有机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建立契约社会的基础。其实对非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该文明是否具有两重分裂的超越视野以及终极关怀能否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决定民族主义兴起最关键因素。要让现代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在本文明扎根,一定引进理性精神之基石(发展了的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并使其和该文明本来就有的超越视野分裂并存。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这需要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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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通过某些手段,希特勒按照宪法的机制合法成为德国总理,而他的纳粹党也在1932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得到大多数议席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一,对金融危机的诊断

中文版序言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解释就是诊断。

前言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在中国学者里,对美国金融危机较具有独创性的诊断,来自秦晖。

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的崛起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谁将是全球化竞技场上的最终赢家,中国还是美国?不论中国经济有多么辉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已经决定了中国不会变得越来越西方!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他把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进行了对比:

一个全新的世界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第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终结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第1章 西方的兴起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卍”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秦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这段表述里,他自己也并不认为两次危机在一切方面都“截然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过度”:1929年是“过度”生产,2008年是“过度”消费。

1800年的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更拥有经济优势?为什么东方又很快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欧洲的优势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欧洲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有什么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形成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色?中国当前经济突飞猛进的基因源于1800年之后的近代?未来的世界,全球的主导力量是中国还是西方?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秦晖不同意把此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福利制度,有人(陈平)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次贷”“过度”支持穷人买房,工会“过度”强横,欺负资本。秦晖反驳说,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他也反对认定“资本主义”是此次危机的幕后黑手。他论证说:“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欧洲例外论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那么,病根在美国文化吗?秦晖也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欧洲的优势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在秦晖看来,危机的“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是美国滥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搞“透支消费”。更深层的病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国民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这需要解释一下。在秦晖那里,“尺蠖效应”指的是政策的一伸一缩都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效果,“反向尺蠖效应”当然是指前后左右伸缩都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效应。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这种“反向尺蠖效应”,他的表述如下:

美国的崛起

二、”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正是这种双“过分”,酿造了这次危机:平民都要当业主,挤出“次贷”,这是福利过分;金融过分创新,搞信用膨胀,这是自由过分。

第2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新概念。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加民主制度的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各国没有出现他所谓的“反向尺蠖效应”?如果他回头再拿美元霸权来说事,他就落入了循环论证。他必须钻探,穿过政治制度岩层,深入文化核心。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它,但又放弃了。这个核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过度”。1929年危机,是资本“过度”压制劳动,生产“过度”;2008年危机,是工会“过度”压制资本,或者按照秦晖的说法,“人民”“过度”逼迫政府,自由与福利双“过度”,导致消费“过度”。信用“过度”衍生,美元霸权“过度”使用,都是这些“过度”衍生出来的“过度”。

对东方来说,日本是个另类,它总在标榜自己的独树一帜,它总想着脱亚入欧、入美;对西方来说,日本也是个另类,从明治维新到向西方全面转变,它总是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它也摆脱不了东方的特质。日本——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美国奉行的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文化吗,不是以勤俭、禁欲和积累为美德吗,怎么会有过度消费?美国文明不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的移栽文明吗,为什么比欧洲还“过度”?

金沙国际欢迎你,日本从哪里来?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弗格森等人看到的正是最后这一点,因而感到高兴。

    

明治维新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石里克教授,2007年12月在国际经济政策学术刊物《国际金融》上刊载了题为《中美国和全球资产市场浪潮》的文章,文章把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造出一个合成词:Chimerica,翻成中文就是”中美国”。他们用两个国名的联结来象征两个国家经济的共生关系,这个共生关系就是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储蓄国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从而构成了”中美经济共生体”。该共生体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人口的四分之一、GDP的三分之一,它将在21世纪初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过,当这个共生体时代结束后,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他还表示,日后在中国的统治下,世界将维持和平,并出现中国经济霸权。

   二,东西方文明的基因

对历史的传承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第一个问题与当代世界的世俗化和信仰多元化有关,因而也与文明有关。信仰不是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一个文明的真正核心是“认知”。当信仰的积雪完全覆盖住“认知”的原野时,信仰文化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确实能起到支配作用,当信仰影响力下降时,曾经被信仰之水淹没的认知之石就显露出来,并发挥作用。信仰衰落和多元化,是当代美国的时代特点,新教伦理有如暮春飘拂在空中的杨花柳絮,虽然还在漫天飞舞,但已经是无关痛痒了。

向西方转变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另外,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发挥到极致,是可以理解的,包括这个文明的基因优势,和基因缺陷。西方文明基因的最大缺陷就是“过度”,这个缺陷不仅也在欧洲发作过,而且还疯狂地发作过: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种族主义的疯狂屠杀,空想共产主义对暴力的极端崇尚和对财产的过度仇恨,等等,都是它的种种病态。不过,“过度”也与力量有关,在欧洲诸国还是世界大国时,它们能做出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过度的事情,比如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如今,在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发挥作用之前,做“过度”事情并左右世界的只有美国了。

第3章 中国:动荡的历史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的认知基因呢?你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去剥一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最后会留下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元概念,没有比它更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认知基因了。西方文明里的“逻各斯”(希腊语λoyos,英语logos),华夏文明的“道”,就是这样的认知基因。西方的“逻各斯”和中国的“道”一样,都是这两个文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思想的第一起点,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等等,都是它们的别称。它们都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发生学概括,每件事物是什么的本真说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语言系统的基础所在。它们都形成于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代文明轴心时期,分别是两个文明轴心中的轴心。

中国从1300年之后开始步入了衰退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无法延承下去?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究竟有多么可惜?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源于中国人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恨意?1949年,中国终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进行了一次辉煌的改写历程。

*福泽谕吉,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的口号即是福泽谕吉首先呼喊出。

  
《希腊哲学史》的作者,哲学史家格思里在该书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逻各斯”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

辉煌的世纪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很显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基因存在,“逻各斯”与我们文明中所理解的“道”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逻各斯”寻求自我确定,“道”则处在动态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第二,作为一种精神实体,“逻各斯”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外化”和“客观化”,“道”则始终具有两种冲动,既有“外化”冲动,也有“内化”冲动,“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说的就是道外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内外,内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外化。外化就是“无中生有”,内化就是“有中生无”。如果把外化看作是传播与扩张,内外看作是吸收与生养,那么,西方文明则是一个直线扩张的文明,把扩张的停止看作文明的失败,而不是文明的生养。因此,外化或扩张“过度”,就是这种文明的常态。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直到基督教的传播把希伯来-以色列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之后,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百衲衣才借助宗教的丝线开始缝缀。亨廷顿用宗教信仰来划分当代文明,并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几乎划等号,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作用。

  
有个日本作者岸根卓郎写了本《文明论》的书,说“西方文明是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父性型物质文明,东方文明则是自然顺从型、自然循环型、自然共生型的母性型精神文明。”看到西方文明的单纯的扩张性是对的,但看不到东方文明也有扩张性就不对了,东方文明的扩张性不过度而已;看到东方文明有内化的精神作用也不错,但说西方文明不包含精神文明,东方文明缺失物质文明,那就错了。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第一期精神文明轴心化之后,寻求精神-物质文明的一体化。不同的是,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早地创造了工商业文明。

内忧外患

西罗马帝国坍塌后,西方文明丧失了世俗核心国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认同,于是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世界发动了9次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发动东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实际上”安内”,它不仅想做教庭,还想做朝庭,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扮演核心国家角色,肩负起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未完成的使命–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一体化。

  
改革开放,释放了潜藏于中国历史意识中东方文明的外化冲动。这种冲动一旦释放,在一定时期内会比西方文明的外化冲动更为强劲,这是“道”的特性所决定的。道遇内更内,比如唐代,道内化了佛教之后,创造了比佛教更加内化和空无的“禅宗”;道遇外更外,比如体育,中国一旦从事,就在所有体育中最外化的竞技体育中大显身手,这与以纯内外的“梵”为文明基因的印度大不相同。

1949年之后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新教革命,让罗马教廷泄了气,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质一体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文化认同和经济增长,但还没有核心国家。于是基督教世界各国为争夺核心国家地位进行了无数次内战,并诱发两次世界大战。

  
道还遇刚更刚,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是所有民族中最刚烈的民族之一,所以整个文明体才得以完整保存;道遇柔更柔,对那些前来送礼的外邦,中国的答礼更为丰厚。毛泽东的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最刚的,从政治经济革命到文化革命;邓小平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柔的,所以获得成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外向的,几乎整个发达地区都在为外国生产;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内化需求,也是动作最快、投放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

经济腾飞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在东方,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争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当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他并不真的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西方文明没落了,要想让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就应该让德意志民族主导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英美的金钱霸权和民主政治已经腐朽,现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推销的”尚武精神”和扩张精神,他对此的描述是:

  
综合上述,“过度”,是西方文明逻各斯基因的缺陷;而“适度”,是华夏文明道基因的优点。因此,2008年震中在美国的过度消费诱发的金融危机大地震,在华夏文化圈烈度较轻,就不难理解。

第4章 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空间”,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宾格勒在写这段话时,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动得在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

  
不过,道不是猪,并非全身是宝,也有不争气的东西。笼统地说,西方文明的长处,正是我们文明的短处,比如确定性。道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缺乏原则性,我们的文明缺乏制度结构。这些都是需要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改善自身的地方,“道”本身就具有这种内化和吸收功能。东西文明虽然走的是不同道路,但全球化提供了两种文明互动共生的机会。

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击破。究竟是东方西方化,还是西方东方化?文化的差异有多么的根深蒂固?语言、服饰、饮食、政治权力,西化的成份有多少?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没有核心国家的”战国时期”,继战国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帝国推行”血统权力”的”凯撒主义”,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担西方历史这最后一个阶段伟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民族。他说的正好是后来的”第三帝国”。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德国和日本政治家预想的不同,与中国当局预想的相去更远。德国和日本失败了,没有分别当成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从西方准核心国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手里接替这个职位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胜利了,但其大陆部分非但没有承担起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历史使命,反而并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阵营,成了那个阵营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重新划分世界,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国家,虽然他反对这样自封。

   三,“不”字当头,是对华夏文明基因的背叛

转变的速度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中国从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归东方文明,并且开始重建文化认同;第二,为完成一个世界性文明一体化的三个条件(大规模的政治体,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基本具备,尚待改善的,是这些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由于“道”的规定性是适度,而非过度;是“融他”,甚至“胜他”(遇刚更刚,遇柔更柔),而非排他,因此,“道”的最高境界,是对任何异己,只说“是”,不说“不”。要说这个自信,那个自信,这是华夏文明最大的自信。

如何界定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