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近代华夏》

  胡适在某个地方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忘记补充一句:无论怎样打扮,那面容看上去总是不够真实。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的贫乏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并相继提出了诸如新革命史范式、新现代化范式、新社会史范式等。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

摘要: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历史的妆扮,并非虚构与编造,而是将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某种线索性因素编排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强化线索性因素的正确性。靠着线索的作用,历史被建构成这样或那样历史主题下的运动轨迹,所有历史叙述都围绕着主题而展开,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拓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新的现代化视角、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被称为“现代化范式”(又称“新范式”、“现代化取向”或“现代化史观”),以区别于长期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范式”(又称“旧范式”、“革命史取向”或“革命史观”)。21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两种范式之争,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阶段、基本线索等关键问题,关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实际上是如何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近代史之争,故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这种争论仍未停息①。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式之争?两种范式各自的优长及局限何在?如何超越范式之争自觉地重建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及学科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笔者无意全面梳理与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只拟对范式讨论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期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宏大叙事本身和化妆术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存在为依据,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妆扮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显然,妆扮过后的面貌,与最初的真实存在并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善”、“美”与“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是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试图从纷繁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把某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在一定的篇幅内对一段历史做概述,也必须要做内容的剪裁,这种剪裁也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越发突出。

一、范式及范式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无“范式转换”

一、“范式”问题的出现

  在宏大叙事展开时,近代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结构、时代主题与历史走向,都曾备受关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以来,宏大叙事日趋式微,而代之以个案研究。在今日,这一问题不但在专业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公共史学领域也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

范式是自然科学的概念,范式理论对于解释科学革命及变革是有效的。但范式概念及范式理论能否应用于社会科学?这是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首先面对的问题。

“范式”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显然,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只强调旧有叙事方式的缺陷,只不过是重弹“史学危机”的老调,若没有对先前各种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难从泥沼中抽身。

中国近代史学界使用“范式”概念,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库恩将科学革命中的“范式”阐述为:“第一,作者的成就实属空前,因此能从科学活动的敌对学派中吸引一群忠诚的归属者;第二,着作中仍留有许多问题能让这一群研究者来解决。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成就,我称之为‘典范’。”②中国学者在使用库恩“范式”概念时,力图对其内涵予以把握,认为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确,只是指出了“大概的趋向”。马敏指出,从库恩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的阐释,大致可将其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周东华指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③。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30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理论和方法”,有的视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认为是“一种解释模式”,有的大略等同于“学科体系”。不管如何定义,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具有本质性,不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且,参与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并不恰如其分。

  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作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两种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前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举动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后者则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王朝压迫的环境下,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一次次的革命不断涤荡着旧时代的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历史更应以共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终结。

范式概念最早运用于自然科学的演进与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范式转换”实现的,故库恩强调:“一种规范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④还指出:“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⑤故范式转换乃为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马敏对“范式转换”历程描述为: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⑥。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放回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对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述历史的过程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各自选取最能体现其叙事主题的事件作为历史的关键点。比如,现代化叙事会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三民主义”作为重点描述对象,除了义和团运动作为反面例证外,其他几个被描述对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对应,革命叙事则会选择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为正面描述对象,强调这些运动的抗争色彩与革命性,而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线性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会对很多对历史结果不造成影响的事件采取忽略的态度,比如近代史叙事中,可能徐悲鸿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就不会作为重要的环节被考察,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表现的个人情绪也不会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强调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等材料为依托,展开他们的研究,对原有的线性历史叙述进行冲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考察,很多时候是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线性结构的历史主叙事是坐标系的话,他们的研究就是在确定某一个坐标点的位置,或者其位移过程。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的发现和确认,有时会对坐标系的绘制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标系,更无法取消坐标系。

如果说范式概念适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革的话,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存在着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整齐划一的“范式”?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否也可以借用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概念来加以说明?范式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后是否一定要发生变化?中国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李时岳于1980年初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①不过,这篇文章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枷锁,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连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③

  在专业领域,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宏大叙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学领域,它也同样重要。趣味性的历史阅读是消费行为,而非完整的认知行为。坐标系的重新确立,对于“述往事,思来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重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坐标系,总容易让人忧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重建近代史叙事会与曾经烜赫一时的革命叙事相冲突,事实未必如此。在李怀印的分析中,现代化叙事在二十世纪末遮蔽或者说代替了革命叙事,而从线性的近代史叙事来看,革命叙事未必是不正确的。只要不将其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就有可能重构完整而立体的近代图景。

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换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可以借用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他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范式概念是可以用于历史学解释的,只是历史学上的范式不是唯一而是多样的⑦。

李时岳本人曾说,自己的提法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有学者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革命的“后革命范式”。但早在“范式”争议出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徐按:同样源自库恩的着作,是“范式”曾经的译法),但这一提法“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④也就是说,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脉络”的新看法,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言,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挑战。⑤

  如果说,过去的近代史叙事有一种“淡扫蛾眉朝至尊”的霸气,未来的近代史叙事,因其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应该有点“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怯吧。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郑师渠指出,人们借用范式及范式转换理论时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一点:库恩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规律提炼这个重要概念的。尽管他本人不否认一些人将范式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可能性,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阐述道:以客观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重在求真。构成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是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它所体现的科学认知,可以反复验证,具有唯一性即客观真理性;其新旧的更替多具有不可逆性。故自然科学领域所谓“范式”的概念所体现的事实,更符合其字面的意义,显得整齐划一。但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在求善,包含着价值与意义,其认知多不具唯一性。“正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存在自然科学的范式及范式转换。”⑧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故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应持谨慎态度。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⑥的状态,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也可以说,是处在“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80年代初翻译出版,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适用工具,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董正华在研究库恩的范式理论后认为,科学观察的方法、角度是多样的,从而科学结论、科学定理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故科学研究的“范式”不是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一个从科学史研究“拿来”借用的概念。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与库恩所强调的“范式”转换造成“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有重大差别⑨。

借用范式概念归纳中国近代史的新方向,不仅限于中国学者,美国的相关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念。这一方面显示了“范式革命”的强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具有普遍性。相关讨论的国际性在提升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点留待后文再讨论。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张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将“范式”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源时的“眼光向外”倾向。

最早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史解释者,是美国学者德里克。他在《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但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时需要对其做出修正,承认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⑩。

1988年,张亦工已采用库恩的概念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趋向。他敏锐地观察到,“近几年的研究情况表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正处在研究规范发生某种变化的过渡时期”。“自1979年以来,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传统规范已经面临一些新的规范性认识或理论挑战。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关于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观念,众说纷纭,这使我们预感到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规范有所不同的理论、原则或概念,它们还不成其为完整的规范,只能称为规范性的认识或理论,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规范。”对于“传统规范”,作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对于正在形成的“新规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认为不止一种,譬如有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史视角研究近代史,有些学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都体现了与传统规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过作者明确指出,“四个阶梯”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⑧由此可见,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在198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德里克的观点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范式转换”问题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杨念群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他质疑“范式转换”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上的范式及范式转移问题。

稍后两位海外中国史研究者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结束了这种“无以名状”的状况,不但明确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对立,而且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存在“规范危机”。他们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概念化,争议也随之出现。黄、德两人文章的学术背景或包含中美两国,并不专以中国的史学界为对象,不过,由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两文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在中国学者中接受度极高,其间又出现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偏差,提升了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提升了争论的尖锐度。

郑师渠基本赞同杨念群的观点,认为不仅历史学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时应该慎重,而且用它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范式转换时更应慎重,事实上并不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问题。库恩的“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二是具有“不可通约性”。郑师渠以这两条标准衡量“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现代化范式”,更不存在以该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范式转换”问题。在他看来,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的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也与旧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所谓“现代化范式”则不应等量齐观,不仅没有取得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而且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它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故“现代化范式”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谈不上形成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其结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中文版发表于1993年,英文原文发表于1991年。中文版“编者按”指出,原文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重要转型。黄文将中美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同样的“规范认识危机”中。他指出,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是:“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这使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范式转移是客观的事实,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范式转换问题。他指出: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理论思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

黄宗智的文章并未直接针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反,他明确指出,他所指的“规范认识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他所理解的“规范”比一般学者宽泛得多,是指“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⑨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所举例子也易于接受,典型的如“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贯穿于中美两国学界的“共同信念”。确实,研究者对于这样的联系习焉不察,往往把它看成是不言自明的,黄则提醒这样的“规范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个人的研究也长期致力于解构这样的“信念”,并屡有创获。

马敏认同德里克的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就是库恩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唯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先前的革命史范式。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多种范式,这些范式对于人们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颇有意义。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可以看到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

黄的“危机”说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共鸣,而与范式争论更直接的则是德里克的文章。德里克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新趋向定义为“现代化范式”,使张亦工所谓“正在酝酿之中”的“一种重要变化”找到了比较恰当的概念表述,也使相关学者明确了自我定位。因此,评论学术史的学者一般将范式之争追溯到这篇文章。

如何看待库恩的范式概念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笔者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确实有差别,在借用范式概念时不能完全墨守库恩的定义,必须照顾到社会科学的特点,对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阐释。如果对库恩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的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转化的话,范式概念是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统一的、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互相排斥替代的,而是可以并存相容的。库恩的范式概念作了这两点修正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范式讨论就会减少因概念而产生的歧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实际上就是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故修正后的范式概念,是可以作为解释和叙事框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中的。

但是,迄未引起注意的是,对德里克文章的解读存在两个重要的偏差。第一,将德氏之文解读为针对中国史学界现状而作。其实,德里克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我的讨论是针对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与欧洲汉学界有关”。作者称他虽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但“由于这种感觉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他“将不对当代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作直接的评论”。⑩不过,德里克学术上的谨慎似乎未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在借用其概念的同时并未作必要的语境分析。第二,更为重要的误解是,认为德里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这一成为后来“两个范式”之争主要焦点的提法,就德里克的原文而言,其实有相当的距离。德里克从“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解释途径的消长解读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他指出,“现代化范式”在二战之后“统治了美国与欧洲社会科学的思维,也支配了对中国的理解”。到60年代后期,这一范式受到革命范式的挑战,在随后的20年里“革命范式煊赫一时,以至现代化论者也觉得必须将革命纳入现代化论之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发展模式”。1980年代中期之后,同样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革命范式受到美国学界质疑,相当程度上被抛弃,新的研究趋向接续了“现代化范式”的脉络。在德里克看来,与革命在历史叙述中丧失中心地位的同时,新的趋向因“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尚不足以形成新的中心,“危机”由此而生,即,“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这一危机,虽然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但解读为“革命史范式”的危机,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说“革命范式”面临被抛弃的“危机”,“现代化范式”则面临对历史事实和既往研究不能融会贯通而且“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的问题。德里克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指这种“缺乏挑战的状态”。毋宁说,“范式危机”是史学界共同的危机。文章更未提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观点。

中国学者借用“范式”概念将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取向称为“两种范式”,是有特定含义的:范式主要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因视角不同而对中国近代史主线、主题的认识不同,研究关注点、研究方式及方法、研究理论及结论都会发生差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就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如果借用“范式”概念容易产生歧义的话,不妨改用取向、视角、模式等概念。故革命史范式,实际上可以称为“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视角”、“革命史叙事”、“革命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诠释构架”等,虽然所用名词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革命”的视角观察、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同样,若用“范式”一词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的话,现代化范式也可称为“现代化取向”、“现代化视角”、“现代化叙事”、“现代化解释体系”,“现代化诠释架构”等,概念虽有差异,但所表达的意思也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解释和叙事的模式。

德里克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总结美国的学术史,这一概括,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提供了基本合用的观念工具,同时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之间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家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来解释历史研究视角及主题的变化,实际上是肯定了它是能够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的。中国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其对两种范式的表述,内涵仍然是指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视角及解释体系而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仅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而且存在着诸如新社会史范式、后现代范式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视角和解释模式。故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必须强调:历史学界不存在单一的范式,存在着多样的范式,这是与自然科学界不同的。但因历史学界不存在统一的范式而根本否定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范式及范式转换现象,也是不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问题,只是对范式及范式转换要作广义上的理解而已。

二、“范式”之争的基本内容

二、两种范式争论的焦点: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根本差异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以此为主要坐标,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均曾引起激烈争论,可以说,近二三十年内,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均发生过争论,观点截然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范式”本身的问题,对于实证层面的讨论不展开;另,现实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近代史学界的争论从来存在不同方向的“溢出”,这使观点聚焦产生困难,但本文将尽量在学术脉络上进行讨论。

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郑师渠指出,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确实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研究视野与内容上都显得单一、偏枯;但因此将之定性为“革命史范式”却是不准确的;将经几代学者认真研究所形成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简单定性或归结为“革命史范式”,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认知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将之仅仅归结为“革命史”的范式意义,显然是低估了它。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

1.“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

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参加范式问题讨论的学者多承认两种范式的争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并非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张海鹏有条件地承认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赞同革命史范式。他撰文解释道:“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革命和现代化,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两者是否有轻重之分?孰轻孰重?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理解更为本质。

张海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之渊源作了历史追溯。“现代化范式”最早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革命史范式最早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来的。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胡绳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等着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着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由于“革命史范式”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它在说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遂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罗荣渠对此揭示道:“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

“一场革命史”的提法更多地出于其他学者的判定,而非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的自我认定。被认为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革命史范式”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因为在“革命史范式”下产生的代表性史学着作,都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以农民战争为主线”,这些着作在重点关注和重点叙述革命史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嬗递、民族关系等内容,也没有忽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在这种叙述框架下,革命是“主线”和“基调”,但不是“唯一”。不过,鉴于“革命史范式”的概括“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相关学者表示愿意采用这个提法。

革命史范式长期流行显然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代化范式的兴起同样与中国社会转型及“时代精神”的变化有关。步平指出,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

产生于革命和战争环境的革命史观,把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范文澜在1950年代曾经说过:“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胡绳在这个时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革命”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关键词。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被归纳为“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

为什么19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兴起“现代化范式”并出现“范式转换”?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重建一个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为参照的新的分析框架的要求。胡绳解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大家明确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李侃也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以往长时间那种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产生了一些困惑,要求突破、创新、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向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并与“革命史范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激烈争论。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转换情况,李怀印在其新着《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阐述道:“两种表达均起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时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落后和生存危机的背后原因,并找寻解决方案。同情或偏袒国民政府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创了现代化叙事,旨在强调国家推行的渐进改革,支持现有政权的政治方案,而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则支持共产党革命,发明了革命叙事,强调中国历史自上而下的反抗和革命,从而证明当前革命的合理性。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在中国的历史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合法化社会主义政权,并满足党的领导人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叙事完全丧失了根基;在毛泽东去世后,由于跟1980年代及其后党治国家的改革开放新政相一致,现代化叙事重回人们的视野,在中国近现代史表述中渐据主导地位。”

相关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以下概括性阐述:“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分歧和争论。两种范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史两种解释体系的争论。范式之争背后展现的是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认识的根本差异,而这种根本差异无疑来自研究视角、方法及解释框架的差异,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审视后的认识差异。李成军指出:“中国近代史中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一种把中国近代史主要理解为革命的过程,而另一种则主要理解为现代化的过程。”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现代化范式”这一归纳同样有所保留,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或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现代化范式”的内涵界定非常宽泛:近代史研究以“现代化”为基本概念;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从事的革命化;为实现自由平等而进行的民主化;为争取社会文化进步而进行的理性化启蒙运动”等为基本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民族独立等为评判价值,纲举目张,来架构近代史的模式。这就是说,近代史就是一部一代代中国人探索、争取、实现这些价值标准的“现代化史”。“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着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

范式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近代史认识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别是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解释体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主题、事件及人物评判等根本性的分歧。

由中国近代史是否是“一场现代化史”的讨论,衍生出中国近代是否曾经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的论辩。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吴剑杰作了这样的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入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从“现代化”因素的产生、成长、波折、趋向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这一基本认识从事实层面受到挑战,对方提出中国近代未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有学者指出,从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看,前80年,从洋务运动开始,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不过几十家,民办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农业方面,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30年,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现代化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钢产量不过55.6万余吨,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也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如果从政治上考察,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了若干新事物,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然而,对于这些政治运动,“新范式”的研究者评价并不一致,并未描绘出现代化发展的连贯图景。从史学研究的实践看,则认为迄今未出现有分量的依据“现代化范式”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论着。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

面对质疑,“现代化范式”学者主要从价值和事实两方面加以反驳。前一方面,他们借用台湾学者的话说:“中国百余年来努力于致富致强,努力要求民主政治,努力于人人自由平等,说中国的近代史便是现代化史,谁曰不宜?”后一方面,则指出了在现代化史观指引下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详细列举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开拓了诸如对近代中国商会、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系统研究;对晚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对世界史上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以及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等许多新领域”,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则指出2003年前的20年中,“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仅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来看,就已有近百部着作问世,涉及对中国现代化全过程和分阶段、分过程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等,专题论文更是难以计数”。

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主流。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雷颐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撰写的“总序”指出:“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2.“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罗荣渠解释说:“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即唯一的解释模式。”故提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初衷,就是要冲破这个“唯一解释模式”的藩篱,在革命范式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论争的双方都对对方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并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

罗荣渠等人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的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他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他阐述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主张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并不笼统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从现代化视角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论着,“用经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相对于长期流行的革命史范式来说,新兴的现代化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形成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观点。正因它是挑战革命史范式而兴起并与后者在中国近代史的认识问题上有根本分歧,故不可避免地受到维护革命史范式的学者之批评,进而引发关于范式问题的激烈争论。

问题在于,“现代化”视角只能作为“革命史范式”的补充和校正,而且,“革命史范式”可以而且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视角和内容。相关学者明确提出,自己对“现代化范式”所不赞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

针对雷颐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表述的现代化范式,吴剑杰提出质疑,认为革命史范式不是“僵化模式”,“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新范式将百年中国史说成“一场现代化史”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故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而且认定新范式有以“假设代替既有事实”的方法论弊病。针对吴剑杰的观点,周东华发表《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加以反驳。争论双方围绕着百年来的中国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是否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问题展开。

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政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历史研究在这一范式之下所取得的成绩,为所有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所共同承认。“现代化范式”肯定“革命史范式”在史学史上的合理性及其在这一范式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不满,在于“由于只存在一种研究规范,往往抑制了重要的不同学术见解,因而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具体而言,“传统规范注意到的问题受到特别重视,一般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传统规范忽略的问题往往不被研究者注意,与传统规范有重要区别的学术见解通常会受到排斥或抑制”。这是非常中肯的批评,正如黄宗智所说,范式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论者指出,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导致“史学家观察的局限”,从而“难免造成认识失误”,这一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现代化范式”则更具包容性,它主张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包括革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释框架。

在范式之争中,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根本反对以“现代化”作为主要视角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认为“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批评“以现代化理论来重写中国近代史……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还认为:“离开对百年中国客观存在的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离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的结论,硬要去从中找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连续的现代化运动,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反驳说,“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包含民族化、民主化、工业化、理性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就是“民族化”,也就是旧范式所谓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的结果;“反对封建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就是“民主化”,也就是旧范式所谓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结果。现代化范式的落脚点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作为“一元”的“生产力”能够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即“多线”相对应,现代化范式之谓“新”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在有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必要(这里仅仅是作理论探讨的结果,并不反映目前近代史研究两种范式并存的现状)。

“现代化范式”有较强的理论建构意识,形成了包容性极广的解释体系。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引发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

三、两种范式的关系:替代、包容还是并存

这一“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主旨都在寻求尽可能地符合中国近代历史事实。究竟哪种解释体系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两种模式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三、范式并存与互济

学术界关于新旧范式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认为不仅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即所谓“并存派”。

前已述及,“革命”与“现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相互包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亦均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位置。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新旧范式对近代历史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依据库恩“范式转换”理论,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成为主流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冯林主编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该书明确提出了新旧范式的“替代”关系,认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主要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而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雷颐指出:“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在他看来,时代精神变了,研究范式也必须转变,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史范式”是受到挑战的一方,其代表性学者的反思和重新建构相当自觉和努力。在“革命史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承认这种范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吴剑杰概括为“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在总结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时,张海鹏做了以下评语:“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质核心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本意。主要表现在:由于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势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自省。

实际上,主张新旧范式“取代”论者在学界属于少数。即便是那些坚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也并不主张新旧范式取代,而更多的是主张新旧范式并存。多数学者尽管看到了新旧范式“转换”的可能,但并不认为它已经变成了替代现实。新旧范式的转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没有成为事实。周东华指出:一方面,近代史研究的确出现所谓的“范式转换”,即在旧范式之外出现“现代化”新范式;另一方面,新旧范式目前是并存关系,还谈不上“范式代替”的问题。

在进行反思的同时,“革命史范式”致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再生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到胡绳、刘大年这两位“革命史范式”的主要建构者的思考及其研究实践。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再版序言中,胡绳对于此时学界较为热衷的现代化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他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这自然不能理解为作者对革命史范式的放弃,因为接纳一个主题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另一个主题。事实上,胡绳强调的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两大课题”,对于这两大课题之间的关系,他的表述如下: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民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以首先解决现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近代中国的恶性循环被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也就是说,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坚持革命史范式者对少数主张范式“替代”者给予严厉批评。作为革命史范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胡绳和刘大年尽管不反对从现代化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但并不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坚决反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张海鹏指出:“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

由于学术背景以及在学术体制中所处位置的有所不同,刘大年的学术特质更为鲜明。他很早即重视对经济史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晚年对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脉络多有精微阐发,并尝试从新的角度对历史问题作出解释。他反复强调“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指出这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与胡绳的“先后”说略有不同,刘大年更重视两者的互动,认为它们互为条件,并且把“革命”和“现代化”包纳到更高层次的“民族运动”中。他指出,“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笔者不认为晚年刘大年对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态度是“坚守”、“捍卫”,而是“整合”、“创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民族运动”对两种范式的包纳并未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刘大年的努力超越了单纯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的视角。显然,“两个基本问题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同。胡绳、刘大年这两位近代史大家晚年在学术上的不懈探索,以及以理服人的学者风范,对“范式”争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树立了典范。

张海鹏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其一,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且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其二,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并且这样的“替代”后果很严重:“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在这种史观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总之,在现代化史观下,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他主张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在“革命史范式”进行自我调适和完善的同时,“现代化范式”也在修正自己的表述。董正华指出:“由于史学家受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对历史整体的真知只能是相对的。这些都很让史学家困惑。合理的‘解决’办法恐怕只有一个: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他明确表示:“‘现代化’不过是已有和将有的众多新‘范式’之一而已。‘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并呼吁“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详细申论,“总而言之,史学家所选择的众多路径、取向或‘范式’,是可以兼容、互济的。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学流派相互间应当宽容、共处。对因理论和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不必急于达成‘一律’。史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史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是史学走出‘危机’和萧条而重新步入繁荣的征兆,也是有利于史学理论研究繁盛的好事。”相关学者的学术用意,由初期的“包括革命史”,调整为范式共存;“不是反对革命史,而是反对以革命史为唯一解释模式”。

吴剑杰等人与张海鹏持相似观点,同样反对以新范式替代旧范式。他说:“本人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

可见,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性价值。

有人正面阐释了革命史范式存在的必要。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毕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第二,他们所坚守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官逼民反”等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仍然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一面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第三,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是再以发动“革命”为目的,不是再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从源头上看,无论从“革命”还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书写中国近代史,都与解释现实和服务现实相关,而“现实”的主要方面,是中国近代在内外交迫下国弱民穷的事实。“救亡”是双方的共同诉求,“革命”和“现代化”则被视为救亡的两大取径。即使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海外中国近代史学界(此处主要指美国学术界,它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同样存在着从革命史角度和从现代化角度解释中国近代史不同流派的倾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范式”概念虽来自域外,针对的无疑是自身的问题,连中间有意无意的“误读”,也在显示了取用者或批评者的主体性,因为“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史学界受到的挑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可见,在革命史范式论者看来,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

用来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界定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显然具有局限性。科恩认为,范式的出现是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一门成熟的学科只有一种主导性范式,“范式革命”即是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取代解释能力已然不足的旧范式。他认为,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尚未形成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绝不可能出现范式革命前后科学家眼中的“鸭子”变成“兔子”的情形。显然,对于将“范式”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卷入“范式”之争的学者有其自觉。在“现代化范式”初现端倪时,张亦工即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打破‘一道而同风’的大一统局面,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不同规范的并存和竞争,以促进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这是时代对历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张文意在打破一统,鼓励竞争,丝毫没有“取代”之意。德里克在被认为引起了两个范式之争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一文中明确表示:“显而易见的是,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据此我认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欲的。”十多年后,德里克再度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很难说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范式的范式就能解释更多的事件。即便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而无论其在解释证据方面的超越性要求多么有可能令人信服”。就中国史学而言,讨论范式的“扩散”或许更有意义。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看,正是“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为范式之争双方的归趋,而且成就了史学研究的洋洋大观。

在反对新旧范式的替代论的基础上,很多学者主张两种范式之包容。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论者,还是现代化范式论者均有这种主张。

但决不能因此认为,这种“扩散”、“并存”、“互济”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既然称之为“范式”,当然有其区别于其他范式的独特解释体系,新范式往往形成对旧范式的冲击和挑战,旧范式则容易成为压抑新范式的保守力量,“并存”局面下也仍有“主导”的问题,加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现实形成紧密的互动,“相互接纳、彼此扩容”的达成并不容易。只要回顾一下“范式”之争中的复杂和曲折,便可体认这一点。本文在最化约的意义上讨论“范式”之争,未涉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脱离社会整体环境讨论近代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不可能是准确的。但笔者仍然认为:范式之争的建设性价值应得到重视;持不同范式的学者之所以能够逐渐更注重范式的并存与互济,得益于整体上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参与讨论的学者的学术深度、学术远见以及对于学术立场的持守。

一是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如前所叙张海鹏提出的“主导”与“兼采”说。所谓革命史范式主导,主要指中国近代史应该抓住革命这个近代的时代基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从革命的视野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等。但革命史范式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注意不够,故应该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即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完善革命史范式的不足。之所以是革命史范式主导,是因为这110多年的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这个基调,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

关于近代史“范式”的争论,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关注度颇高的学术争论,这一争论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它对于史学领域的拓展、史学内容的丰富、史学解释的多元,尤其是对于“现代化范式”的“脱敏”,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不能把新开拓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直接归功于现代化范式的采用,但现代化范式所起到的“破除”和“解放”作用,确实有助于这些成果的获得。而革命史范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成果丰硕,对“革命”的关注重新返回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视野。事实上,离开“革命”,便无法全面贯通地阐述中国近代史。还有学者注意到,“革命史范式”自身的内涵已经悄然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叙事中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放弃,“阶级叙事”逐渐向“民族革命叙事”转移,而“民族革命”叙事对于统治阶级的种种“现代化”努力能予以理性看待,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事实证明,这两种曾经相互对立的“范式”,具有通过彼此竞争相互扩展边界、相互接纳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解释能力的弹性和空间,更有积极意义的是,融合两种范式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正在相继呈现。

二是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提出,将“革命史范式”包纳到“现代化范式”的解释系统之中。井建斌提出了与张海鹏相反的意见:“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简单地以‘革命史取向’拒斥‘现代化取向’,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我们也应该注意,除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种范式,中国近代史还存在从更多的侧面解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直接卷入范式争论的学者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本学科长期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方面,许多研究无论与“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无直接的关联。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解放思想”大背景下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例外,理论论辩并不突出,更引人注目的是学者所谓“见之于行事”的实证研究取向。对于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20世纪末以来,学者对理论的兴趣持续减弱,而范式的争论也已基本止歇。这既符合史学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也为近代史学科获得更充分的学术性所必经。自然,理论的关切不会消除,范式的争论也未尽充分,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解读,今后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再度展开。不过,由于“范式”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而其中继承的一面会日趋重要,相关理论讨论可能不会再在“范式”的名义下展开。

有人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还有人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既然现代化范式是对革命史范式的超越,其解释力比革命史更有效,更符合历史事实,那么它完全可以包容革命史范式。虞和平指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本文修改过程中,承德里克、郑师渠、赵庆云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笔者的所有观点,因此,表明“文责自负”仍是必需的。

主张新旧两种范式相互包容的学者,旨在调和两种范式的矛盾与冲突。但客观的事实是:虽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己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这样的争论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而达成共识。

①参见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实际上,两种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既难以“兼采”,又难以“包容”。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范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康华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析后指出,两种范式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两者很难“相容”。第一,对中国近代史所处社会形态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主张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与现代化范式主张的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不同,这不仅导致了对社会形态划分上的差异,而且也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产生了不同看法。第二,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直接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化范式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要求追溯动力背后的动因,最终从生产力的角度给以解释。第三,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集中表现为三种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第四,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要线索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归纳为“两个过程”、“三大高潮”;现代化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概括为“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

②黎澍:《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原载《中国历史年鉴》,见《黎澍自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