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吏治之弊 问责机制 社会信任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就如同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无论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有让民众敢说话,说真话,这个国家才真正被赋予活力。

巴甫洛夫养了条狗,摇铃铛就喂它吃肉,摇铃铛就喂肉??久而久之,只摇铃铛狗也流口水,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我一直好奇给人做这实验会怎样。看了《肖申克的救赎》才明白这就是黑人瑞德。老瑞在大牢里关了四十年,每次上厕所都必须“报告长官”。出狱后去了超市打工每次上厕所也要“报告长官”,否则就尿不出来。那句台词真是屌爆了:“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可见美帝也有体制化和实验室,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特点。只不过我们这里偏大,整个地方都是实验室,每分每秒都在训练。你摆个摊都要随时提防城管大哥神兵天降,渐渐地就练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个帖都怕查水表,天长日久就修成敏感瓷中文写作大师。父母做个小手术,你第一反应就是给主刀大夫送个红包,仿佛不送红包就怕刀子下错地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虚拟的铃铛,天天“报告长官”。渐渐地,我们训练有素。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我时常看到一些人批评国人素质低,不是痛恨特权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权,不是讨厌特供而是讨厌自己得不到特供,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程序而是找关系走门子??我承认这是事实,我正是其中猥琐的一员,可这只是一半的事实。另一半的事实:这个最大的实验室,你开车行在马路上看行驶最通畅的是特权车,大脑沟壑就会渐渐长成一个特权交通地图。你看着进信访办时是窦娥、出来是精神病,必定学会了忍气吞声;你家小孩天天喝着毒牛奶吃着地沟油,别人连特供的猪都不喂地沟油,出于物种保护你也想混成公家的人??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你让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他便怎么保护自己,你怎样,他就努力成为这样。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凡人类就自私贪婪。我就不信你送瓶天价茅台再搭个文工团员给美国人,除非是制度约束的官员,他要严词拒绝,肯定就是一神经病。至于说“中国人人种差,活该被奴役”,先不论香港那些文明的同胞,好的,我是中华田园犬,你给我拎条哈士奇来,我不信天天给它摇铃铛,它不流哈拉子。谁不想高尚呀,可谁都高尚得起么?中国的特权现状越来越糟了,过去天天吃饱饭是特权,现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饭才是特权。过去生二胎是特权,现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国孩子才是特权。大家都去拼爹,可当你还在琢磨拼爹的时候,人家都在拼干爹了??就不是民众率先改掉了自私,国家才能进步;而是先改了那个实验室,民众素质才会提高。这样的训练种类繁多。有个空姐在网上自曝有个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在飞机上殴打她,而政委说自己没打。这件事沸沸扬扬,可是载了一百多名旅客的飞机竟没有一个国人站出来作证,最后还是一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出面证明,政委确实有身体接触??联想到跳进西湖救人的是乌拉圭女孩,大街上扶起摔伤老人的是美国女孩,有人感叹国人自私懦弱,真是素质低。可是当正义受到惩罚的实验总在上演,我觉得不怪国人,怪那个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伸手一扶,恐怕就得扶一辈子。不是狗决定实验室,而是实验室决定了狗。我想我已说得够清楚了,还是有些人非常激愤跑来说我污辱中国人是狗??这个情景意趣盎然,我愣了很久才释然,这,正是铃铛训练的一部分。这样说来说去无非得回到老话题,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还是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我认识一个九零后成都男生,在内地住校时,一日三餐别无异样,要是觉得不合口味也只好跑到校外吃饭,从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有一天,校方决定把原来食堂的班底换掉承包给另一家,学生们就愤怒了。学生会天天贴海报抗议、在校网开专栏批评校方越俎代庖,还组织游行号召抵制校方武断决定??这个成都男生告诉我: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学生还可以反对校方决定,小小食堂也是我们的权利,可这次参加抵制行动我也去了,好多来自内地的学生也去了,我们去了,而且做到了,一切只因我们处的环境变了,知道什么是权利??校方乖乖收回成命。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不过离开了实验室,听不到铃铛的召唤了。这几乎可以揭开我们争论已久的谜底。那些学生未必认为原来食堂烧的菜最好吃,他们只是不想做铃铛下的那条狗,摇铃铛就吃肉、摇铃铛就流口水??在我看来,这才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是独立思想的教育,就是不听任别人摇铃铛就流哈拉子的教育。不是民众提升了素质,国家才能得到进步;先行改变了那个实验室,民众素质自然得以提高。总有人说“我没条件移民香港啊,我还在这个实验室,所以只有听任他们摇铃铛”。可是,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实验室。像我这样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和几十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开明了一些。我乐观地看到,现在看新闻联播找幸福感的人越来越少,上微博找真相的越来越多。虽然仍有人敢上街砸了同胞的日产车却不敢在飞机上作证,可那名空姐已敢曝出政委在飞机上打人,西安那个假爱国之名用铁锁砸烂日系车主头骨的歹徒,也在万众追凶之下归案了。就是,你把自己当狗,永远就是狗,你以为天下都是实验室,耳膜一直响着铃铛。虽然受铃铛训练多年,我也是一条资深的狗。可是我知道这样珍贵的事例,即便像《肖申克的救赎》那间强悍的实验室,也会有异类如安迪,挖呀挖,终于用圣经里藏着的锤子挖出一个大洞,跑了出去??如果你有梦想,就一定看得见太平洋海水和梦中的一样蓝。05/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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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共收录了李承鹏杂文63篇,无明显的归类与章节划分。作为“中国重要的公共意见表达者”,其人其文,眼大,笔辣,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切入,诙谐却充满人文情怀。“全世界”这个范围显然是虚指,意在说明事情已经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无需遮掩,遮掩起来只能捉襟见肘;换个角度,也旨在普及书中的观点和道理,让“全世界都懂”。书中对于当下公共事件和舆情热点的点评,可谓独树一帜,如同“小李飞刀”般的“快、狠、准”。

徐贲 (进入专栏)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在《群众演员都很忙》中,作者独辟蹊径,暗讽了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盲目跟风、趋炎附势的“群众演员”。这群人的悲哀在于“墙头草式”的东倒西歪。即,没有独立之思想,有的只是曲意逢迎、万般谄媚;没有独立之意识,有的只是“下意识”地应声附和。其实,真正的生活无需太用力,除了“唱赞歌”外,我们要做的是——听见,看见,做回自己,做回一个公民应有的姿态,保持合理适度的批评和建议,积极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建言、决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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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令人拍案叫绝的喻体,出现在《铃铛下的狗》一文中。话说巴浦洛夫养了一条狗之后,进而得出“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黑人老瑞克出狱后,在超市打工谋生。每次上厕所前,仍旧要喊“报告长官”,否则会上不出来。文中提到,郝劲松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笑了:“火车上自古没有过发票。”于是他诉国家铁道部,并最终胜诉。“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拉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当下,太多的人适应了“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认为一切都是有人制定好了的,我要做的不过是“服从”以及“绝对服从”,或者“没事儿别跟着瞎操心”。常听到一些人批评国人素质低,但往往这些人不是真的痛恨特权,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权;不是讨厌特供而是讨厌自己得不到特供而已。他们见到跌倒的老人不敢上前搀扶,是因为担心伸手一扶,恐怕就得扶上一辈子。我们需要有中国的罗莎·帕克斯站出来,理性地提出批评,客观的舆论监督,敢为自身的权利说话。

  2008年9月26日,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进行了三场辩论中的第一场。辩论后,CSS新闻和CNN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认为奥巴马获胜的选民比认为麦凯恩获胜的多出十个百分点以上。奥巴马在辩论中历数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种种失败,要求美国选民在大选中用自己的选票向布什政府问责。

  《一只安反的马桶》中的“安反”一说可谓精妙至极。作者通过“发展的眼光下”分析了那些利民工程背后被“错位安反”的资源。文章由“三峡大坝”再到“豪华游轮”,讲解了片面地追求“发展”或者“政绩”对环境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海子有诗云:“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紫金矿业泄漏污染事件、杭州苯酚槽罐车泄漏引发新安江污染事件……一起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带来的代价是惨痛的。其结论是:今天我们要金山银山,但更需要的是绿水青山。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我们为何出发。拨开雾霭,走出蒙昧,要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到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应由自己来决定。

  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是来自公正的民主选举程序,它的权力和威权是由全体选民通过共同认可的透明程序公开授予的。公众之所以信任这个公共权力授予的程序,乃是因为相信它不受特殊政治、金钱势力的操控。这个程序保证公民可以对权力人物进行两种基本的问责:第一是能力问责,政绩差的应当去职。例如,2003年加州州长戴维斯因电力危机被选民罢免。第二是道德问责,如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下台和克林顿因莱温斯基事件险些遭到弹劾。

  《说话·李承鹏北大演讲录》,讲的是言论自由问题,某些丧失人性的言论其实是在大环境下影响促成的,现阶段的大部分民众有思想有觉悟,套用某小品的名言:“用谎言证明谎言,得到的只能是谎言”。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这样的后果就如同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无论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只有让民众敢说话,说真话,这个国家才真正被赋予活力。

  与民主选举合法性不同的是一种被称作为“社会幸福合法性”(social
eudaemonic
legitimation)的权威与服从机制。这种合法性实际上是政权(不同于政府)与民众间的约定或妥协:民众以牺牲或放弃自己的部分公民权利来交换政权权力对他们的社会幸福允诺,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正待遇,等等。与民主选举机制一样,幸福允诺机制也必须以民众的基本信任为基础。只有当民众真正相信权力允诺或承诺的真诚性,他们才会有自愿的、无须强制的服从(这就是葛兰西称之为Hegemony的服从),权力也才会拥有真正的合法性。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眼”用一支慧笔书写杂文,充满锋芒如同利刃。尽管不无偏激,但无疑这本书可以带领你我冲破楚门,理清思绪:指斥黑暗,鞭辟入里,剥茧抽丝,让读者于大笑中体验正义。

  在社会幸福合法性的权威与服从机制中,掌权者或官员的执政能力和道德操守比在民主选举机制中来得更为重要,有明显得吏治(父母官)特征。官员如果缺乏执政或行政能力,便不可能有好的政绩,允诺民众的种种社会幸福自然无法兑现。官员如果道德低下、以公谋私、自利自肥,当然会不把民众的幸福放在首位,或者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对民众的允诺只不过是口惠。社会幸福合法性依赖于优秀的吏治,理想的吏治,上至中枢要员,下至一般官员,都必须是有德性的干才。在奉行吏治的制度中,吏治是政权的招牌,官员是政权的个人化面孔,官吏的强干、清廉或无能、贪腐,成为政权得道或失道的展现。吏治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腐败,因为一旦腐败的病毒在官僚机制中蔓延,它决不会轻易允许体制外的力量可以对它进行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