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离不开对人性的思考

  战争究竟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壕里的战士,究竟是高大全的英雄,还是普通的凡人?对于战争,究竟是向往和歌颂,还是悲悯和思考?文学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延伸,还是对人性的探索?这是瓦西里耶夫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家们反复争论的话题。

当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2006年再一次被搬上荧屏奉献给中国观众时,其对人性的歌颂,极大的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取得了极为强大的悲剧效果。这不由让笔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难道中国就没有这样好的作品吗?其实,当代作家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还是可与之匹敌的。两篇小说发表时在各自国度都赢得了极大的赞誉,他们有很多相同点。其最大的共同点笔者认为是探讨人性与歌颂人性。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虚写战争、英雄平民化和浓郁的抒情。首先,这两篇小说作为战争题材的作品,却虚写战争,这本身就与那些以表现战场的悲壮激烈和战争的残酷无情为主旨的战争小说截然不同。作品《百合花》取材于战争年代,以一场攻打海岸的战争为故事背景。作品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叙述了年轻战士舍己救人英勇献身、新婚媳妇为牺牲的战士捐献新棉被等几个感人的故事。可以说年轻通讯员在战斗中英勇献身是作品的中心事件,然而作为中心事件或通常被作为高潮的战斗场景在小说中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作家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作为背景,小通讯员壮烈牺牲的情景也是借他人之口简短叙述出来的,完全回避了那硝烟弥漫、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惨烈景象。所以在阅读中,我们得不到什么战争体验,它是非战争化的。无独有偶,在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作家也采用虚写战争的手法。保卫基洛夫铁路线和运河枢纽不被德军侦察兵破坏这样一场小战斗与苏联的其它规模宏大的卫国战争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作者却让这名不见经传的小故事使无数的读者洒下了同情的热泪,并为小说中的几位少女因残酷的战争而青春早逝扼腕长叹,悲痛欲绝。小说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审美效应无疑应该归功于作者这种创作战争小说的独辟蹊径的手法。这正如作者在接受杂志《书的世界》的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个士兵在战争中牺牲——这不管看上去多么痛心,多么痛苦,但毕竟是难免的,是严酷的斗争中必然发生的事。然而,年轻的姑娘倒毙在敌人的子弹下,这却是令人发指的悲剧,是违反常理的,它会引起人们特别强烈的痛苦,因为这些姑娘本是为了爱和繁衍后代而来到人间的。由于我选择了姑娘们作为主人公,使我有可能赋予作品以更突出的道德含义和更强烈的感情色彩。”[1]p152毋庸置疑,作者的这一选择是对的,女人上战场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在小说中,战前甚至战争中女兵们的生活都犹如月夜下的池塘,战争的硝烟伴随着死亡的阴影贸然闯入,破坏了原有的宁静,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久久不散的涟漪。以细节虚写战争的手段,“不着一字,尽的风流”。使小说得以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回味。这正如小说的题目《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光明与安宁背后,人们曾经付出,并且还在付出着怎样的代价?很显然,在作家的叙事视野里对战争的描写退居了次要位置,而战争与女性、战争与人性的探讨则凸现到了主要叙事层面上。第二,在一个崇尚英雄的战争年代里,两位作家却把英雄平民化,通过描写战争中的普通人,探索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来反映生活的本真美和人情美,并以此表达一个深刻的意义。《百合花》写于1958年,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本景下,茹志鹃摆脱了“三结合”、“三突出”的固定模式,认为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的忸怩姿态,他们所谈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通讯员也可以说是一位英雄。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者“我”。一开始就写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才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怯于与异性的交往。为了突出他的后一特点,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他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在小通讯员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讯的性格的重要阶段。作者有意的把这段行军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总攻之前而不是炮声呼啸的战斗之中,使得小通讯员不愿与女性接近的个性明显的暴露出来。这个过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啦,主动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带有挑性的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表现出一种战争年代里思想开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泼辣”,以反衬小通讯员的外表腼腆淳朴和内心荡漾着对女性的喜悦。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是俊俏而有些调皮的新媳妇,她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作者写这样的人物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2]p334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2]p334,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2]p334。作者以新媳妇那条枣红底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子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通过这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2]p334的被子,最终完成了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颂。并凭借“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3]的语言风格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纯真美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说,《百合花》的成功不仅以其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表现了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一庄严主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表现了军民之间和革命同志之间纯洁真挚的深厚感情和人与人之间像百合花一样圣洁的感情交流。那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表现的英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回顾一下传统战争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是全新的,是立体的,也是鲜活的。而最突出的特征是作者把英雄人物平民化了。长时间来,我们习惯于把英雄人物看成是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多才多艺、完美无缺的人。他们的行动、语言、信仰以及外形似乎一切都值得我们去敬仰。而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把五名普通的女兵描写成英雄人物时,我们还有些不习惯,甚至还有些怀疑,这样的人物也算是英雄?像嘉尔卡一枪未放,一个敌人未消灭就死了;索妮娅临死前闪现出的恐惧;热妮娅打死一个德国鬼子后浑身发抖,扑在瓦斯科夫怀里抽泣;丽达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士兵和平凡人物团结起来才战胜了法西斯,才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把她们当作英雄来纪念来崇敬一点也不过分。她们身上的缺点,她们表现出的片刻懦弱一点也不影响她们的形象和丰采,正是这样的英雄使我们感动、亲近、熟悉。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身影,与她们一起喜怒哀乐,与她们一道面对死亡和欢庆胜利。这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和闪光之点。因此,作者要表达的是普通士兵的战争生活,要塑造的是平民化的英雄形象,目的是通过她们人性的善良来衬托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刻意从新的角度来诠释战争。第三,两篇小说都充满着浓郁的抒情氛围,在这种抒情气氛下,人性得到了张扬。在《百合花》里,“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3]不过这篇小说里的抒情色彩和人物的心理刻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方式上显得委婉而含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我”主观情感的变化,不仅展现了三个人物的不同心理,而且增加了作品的抒情色彩:有点生气——产生兴趣——逐渐亲热——有些喜欢——心生关切——悲痛不已。(二)、新媳妇的“笑”和两声短促的“啊”,不仅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她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还增加了作品由喜到悲的抒情色彩。(三)、自然景物的点缀,战前和平气氛的渲染,使行文有张有弛,富有魅力,这一切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优美的感觉。用简洁、含蓄、清丽的笔法,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争故事写的纯真而诗味无穷,创造了情诗般圣洁优美的张扬人性美的意境。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我们也同样可以随处感受到那般浓浓的抒情氛围。首先,作者对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灌注着强烈的抒情语气的,尤其对热妮娅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严格地讲热妮娅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巾帼英雄”,她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是“巾帼英雄”所不应该有的,或者说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协调的。然而,作者却一步一步的让她的性格走向成熟,最终把她塑造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巾帼英雄”。热妮娅是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将军的女儿,她身材姣好,皮肤白皙,金色长发,并且有一双稚气的圆得“跟小碟子”似的大眼睛。她爱美如命,哪怕因此受罚也心甘情愿。她有火样的热情,能随时给人带来笑声。然而当她出场时,却已经是一个有三位亲人惨死在德寇枪弹下的孤女。为了迷惑敌人,她分明看到了十米外的树丛中就是德寇闪着亮光的冲锋枪口,但还是脱掉衣服跳进冰冷的河里,高唱着“正当梨花开满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在武装到牙齿的德寇鼻子底下硬是制造出了一个和平劳动中的小憩景象。似乎在这样一位快乐、安祥、纯真、明丽的女孩背后站着的就是整个俄罗斯。她过人的胆略和魄力确实惊呆了躲在两岸互相窥探虚实的人。可是当她被瓦斯科夫带进树丛后,嘴上虽然还在笑,但眼里却充满了恐惧——毕竟她还是个柔弱的少女。作为最后一名倒下的女兵,当她为了把敌人从瓦斯科夫和丽达身旁引开而故意暴露在无遮挡的空地上,飞跑着,射击着,高声歌唱着,直到弹尽路绝时,十九岁的她死得是那样的壮烈,那样的高傲和美丽。至此,这样一个从将军家的掌上明珠,到一个少校的情人,从一个桀骜不驯的战士,到一个笑对死神的战斗英雄,在作者的笔下,她的多面而又复杂的丰富的性格美——任性而率真,柔弱而勇敢,娇美而泼辣,机智而忠贞,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而逐渐显现出来,一步步升华——从可爱的女性美,升华到崇高的人性美,宛若一颗璀璨的明星升上高空,照耀着静悄悄的黎明。第二,对小说中自然景物的描绘,作者也带着强烈的抒情笔调。当女兵们未碰到德国侦察兵时,她们的周围是一片祥和的氛围:静静的白桦林,清清的湖泊,淡淡的炊烟,劳作的农妇。这是俄罗斯土地上常见的田园自然风光,极具浪漫主义气息,笼罩着人性的光环。第三,小说中不断闪现的一幅幅女战士们战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追忆片段以及战后的和平现实与战争中不幸而惨烈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争毁灭了人性的意旨昭然若揭,人性回归的呼唤不言而喻。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她坚持了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对英雄形象进行正面塑造,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作家的可贵之处。对于“十七年”的绝大部分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满足方针政策演绎的需要,有关的政策精神严格框定了(他们的)小说文本生产和叙事形态。”[4]p103因此,相比之下,《百合花》确实是“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如果说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十七年”文学中对人性美、人情美的审美挖掘是作者独创的风格的话,那么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主要是延续了表达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的俄罗斯传统战争文学的美学特征,而且也有托尔斯泰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子。不过瓦西里耶夫在这里却更多的是把像契诃夫这样的俄罗斯作家曾经表现过的“美的毁灭”的经典主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了全新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苏联作家在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文学政策下进行创作。期间的战争文学继续往伦理道德问题探索的高度发展,对人的关注,对战争中人性的反思成了作家们的一个聚焦点。邦达列夫、贝科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作家都发表了一系列剖析战争与人性的优秀作品,使苏联的“战争小说”呈现出不衰的局面。所以出现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杰出的探讨战争与人性、战争与女性的力作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M〕.
王金陵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52页(附录)。
[2]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历.茹志鹃小说选〔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334页。
[3]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N〕.文艺报,1961,第3期。
[4]陈伟军.“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的心态张力〔J〕.江淮论坛,2006,第5期,第103页。

  显然,瓦西里耶夫是中庸的,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人既被伤害,也在成长,苏玲说:“纯洁、善良、美好,在战争中悲剧性地毁灭,然而战争中的人们,也在慢慢成长。”

(代新林,男,土家族,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贵阳,550001)

  这就是瓦西里耶夫,这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颠覆的不仅仅是“正义的战士光荣伟大,侵略者卑鄙拙劣”的浪潮,同样也颠覆了“战争罪恶暗黑论”。他让人们记住伤害,学会成熟。

  回望 黎明之前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