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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无情中的温存

图片 1《无情的革命:
资本主义的历史》,[美]乔伊斯·阿普尔比/著,宋非/译

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

晚近的气候和环境史研究表明,1300—1850年间欧亚大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冷时期,美国地质学家弗朗索瓦·马瑟斯将之命名为“小冰川时代”。“小冰川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突发事件多发时期,其中1645—1715年,即“蒙太极小期”(又称“太阳活动极小期”)又尤为突出。受全球寒冷气候的影响,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中东、西北欧直至伊比利亚半岛,到处是饥荒、疾病和战争。因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将之称为“17世纪的全球危机”。在帕克的论述中,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内战和革命是一个典型例证。英国社会史学家史蒂夫·欣德尔则认为“1647—1650年的收成危机”推动了英国革命的深入。但是,英国的农业史学家,如马克·奥弗顿、理查德·W.霍伊尔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冷只是一种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不仅可以降低其危害,还可以产生某些积极影响,如新的农业技术发明。事实上,至少在17世纪90年代气温最低时期,英国不仅没有出现食物匮乏,还成为纯谷物输出国。在2017年春季的《跨学科历史杂志》上,西班牙环境和经济史家恩里克·特略等人撰文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恰恰发生在“蒙太极小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如通过多施肥抵消寒冷造成的有机物分解缓慢的影响只是权宜之计,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新技术能带来粮食高产,它们就会被保留下来,即使气候回暖也不会改变。笔者不否认气候变化对英国农业技术改良的刺激作用,但不宜夸大。事实上,英国农业革命在“蒙太极小期”到来之前已经开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540页,69.00元

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欧洲的发展本身相矛盾。意大利北部地方、巴伐利亚、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反例,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或者其它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也包括新教伦理理论。一般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财产权的加强、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瓦解等。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是欧洲饥荒的高发时期,英国也未能幸免。1587—1588年、1597—1598年、1622—1623年英国都曾发生过饥荒。1623年,英国西北部饥荒最严重的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有饿死人的现象。同年在东密德兰的林肯郡,穷人因为市场价格太高买不起粮食,不得不屠狗宰马充饥。即使英国的“粮仓”诺福克郡也受到影响,穷人不得不吃替代食物。当地治安法官报告说,穷人制作面包不得不在大麦面粉里加进荞麦,但因“不适,厌食之”。但是,安德鲁·B.阿普尔比对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饥荒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同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相比,英国率先走出了饥荒的阴影。他认为,1650年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饥荒,而法国却在1661—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遭受了更大规模的饥荒。法国学者将之称为“17世纪晚期的危机”。此外,英国的饥荒是局部的,真正法国式的“生存危机”只存在于英国的西北边区。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没有充分整合到正在形成中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当饥荒来临时没有能力从外部获取所需的粮食。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通过对保存完整的404个堂区的葬礼登记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证实了阿普尔比的观点。

  优秀的史学著作就应该像一部推理小说,从错综繁杂的史海资料中钩沉拾遗,条分缕析,依照一定的理论和逻辑关联诸多线索,层层推论,以求无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现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在经济上取得了繁荣,而这些地区是具有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东亚地区的成功,也和基督教没有关系。因此,表面看来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似乎与事实相悖。但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仅仅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初期的所扮演的“火车扳道工”角色,此后的资本主义风尚在时空的推移中获得了新的非宗教性能量和执着物欲的理由,人类历史也就此走上了新的轨道。

那么,英国为什么较早地摆脱了饥荒,甚至几乎没有受到“蒙太极小期”寒冷气候的影响?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归因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有效的社会政策。英国王室政府在饥荒年间干预谷物市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经过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这种干预变得更经常、也更有效率。政府的政策包括平抑谷价、打击囤货奇居的投机商、禁止谷物出口并组织谷物进口等。1596年10月至1597年3月英国灾情初现,就有11万夸特谷物从波罗的海运抵伦敦。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是对消费者特别是穷人生存权的关护,因此英国史学家将之称为“道义经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也有重要影响。《济贫法》包含三要素:为老弱病残者发放津贴;打击身强力壮的流浪汉;安置穷孩子学徒。早期都铎王朝出于对社会秩序的担心,将济贫的重点放在打击流浪汉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到救助老弱病残者和安置穷孩子上。而后两类恰恰最容易成为饥荒牺牲品。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仅埃塞克斯郡在17世纪30年代就安置了6000个穷孩子。据笔者对斯塔福德郡治安法官《季会卷宗》的研读,发现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安置穷孩子学徒,不如说是让他们寄居就食,以至于不事生产的乡绅家庭也被强迫接受学徒。

  当代著名史学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不仅持有如此看法,而且还身体力行,她的野心是要侦破史学界的“开膛手杰克”——资本主义的谜题:为何商业贸易存在了数千年,却一直要等到十六世纪才开始突破桎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为何古代哲人能够洞悉天地宇宙的奥秘,却难以解决最基本的饥饿问题;为何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却迟至十八、十九世纪才能创造出惊人的成就;为何是西方而不是东方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为何是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首次发生了经济奇迹。

韦伯的主要着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政治、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着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英国率先走出饥荒更重要的原因。英国的农业革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其中既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人口和经济因素的推动。现有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暖期”向“小冰川时代”过渡时期,即14、15世纪,亚欧大陆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农业收缩。英国在经历了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和人口锐减之后,西北寒冷地区大多转变为牧场;中部密德兰地区许多村庄被抛弃,成为“消失的村庄”;农业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地区。但随着16、17世纪英国人口回升,加之城市和乡村手工业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比例扩大,农业不得不向深度发展。因此,英国开始了农史学家埃里克·克里奇、E.L.琼斯等人所称的“农业革命”。

  有关上述诸谜题的综合体,学者们曾给出过形形色色的名词,例如工业革命之谜,李约瑟之谜,抑或是大分流之谜,最为耳熟能详的自然是“资本主义崛起之谜”。不过这也是让学者最为头痛的用语。法国大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耗费心神尝试去厘清“资本主义”这个“词义含糊、不够科学和使用不当的词”,最后发现这个词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战中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资本主义”一词便在不断增加新含义,直到最近皮凯蒂(Thomas
Piketty)那本红得发紫的著作,仍在为其增添新的意义。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就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迪尔凯姆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最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想体现了一个博大的智慧之神。

英国农业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技术改良和新技术发明,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项:首先,推广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即将耕地分成秋播、春播和休耕地,逐年轮换,是中世纪欧洲的发明。同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两田轮作制相比,该发明的意义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作物的多样性。因此,当秋播的小麦或黑麦歉收,春播的大麦或燕麦可降低饥饿的风险。英国牧师威廉·哈里森在1577年出版的《英国记事》中说,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遇上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豆或燕麦制作的面包,后者通常仅用作马饲料。三田轮作需要更多肥料,中世纪欧洲由于肥料跟不上,该技术实际采用有限。不过,英国农业史家的研究表明,17世纪英国春播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度增长。阿普尔比对比饥荒年份英法两国的谷物价格,发现在法国谷价普遍上涨的同时,英国虽然小麦价格上扬,但大麦和燕麦价格保持稳定。因此,他认为正是英国充足的春播谷物供应,使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生存危机”。

  对史学家而言,一个名词拥有过于宽泛的含义和模糊不清的解释并非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将相关或不相关的史料,一股脑儿都扔进“资本主义”这口大锅里,去煮成稀里糊涂一锅粥。然而阿普尔比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危险,她没有纠结于概念定义,而是回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老太太用娴熟优雅的笔触将五百年间资本主义的新生与堕落、激情与疯狂、辉煌与黑暗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成就了一部有关资本主义兴衰成败的绝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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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明“草—田轮作”制。“草—田轮作”最早出现于英国西北地区,1560年以后被引入广大的密德兰平原,这是一种适合以畜牧为主地区的农业新技术。所谓“草—田轮作”就是将过去的永久性牧场一分为二,一部分犁开用作农田,另一部分保留为短期牧场,数年之后两者交换。短期牧场积累了大量牲畜粪便,十分肥沃,因此一旦转为农田,不用施肥即可高产。时人估计,在传统的三田制下,收获与种子之比最高才能达到10∶1,但“草—田轮作”制下达到20∶1都算平常。

  这就是《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书的主题,“这本书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综合研究,而是回望我们现今的经济体制一路走来的脚印”。同时阿普尔比也在全书的开篇就陈述了她的主要观点:“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制度,不是名词,也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零散的行为方式,这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被证明很成功,而且可以继续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着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着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着,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着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再次,引入肥田作物。早在中世纪,诺福克就通过在休耕地种植豆科作物如蚕豆、豌豆,以增加土壤的肥力。16、17世纪这项技术被推广到英国其他地区。但近代早期英国最大的技术进步是引入饲料作物,尤其是三叶草和苳青。按照农业史学家G.E.富塞尔和克里奇等人的研究,三叶草和苳青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从低地国家引入的,17世纪中后期作为饲料作物被广泛种植于休耕地和牧场。饲料作物引入的直接后果是牲畜数量大增,因此,奥弗顿认为17世纪英国农业最大的突破是在牲畜方面。按照他的估计,这个世纪英国牲畜的放养密度翻了一番。英国农业是农牧混合的,从事粮食生产的肥料主要来自牲畜,因此牲畜多意味着肥料多,肥料多必然导致粮食高产。前文提到的17世纪英国春播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度增长与此有关。

  从十六世纪欧洲列强海洋贸易争战,英国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农业资本化的形成,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善与恶,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垄断企业的出现,再到对非洲的开发和掠夺,萧条、战争、繁荣在资本主义世界周而复始,最后是二十一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2008年的大危机——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茫无头绪的历史线索之中,阿普尔比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特征:每当资本主义现象出现之时,总有一种无形力量在侵蚀着社会旧有的秩序。

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饥荒总是与人类相影相随,但英国却在“17世纪的全球危机”中摆脱了饥荒。这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重大胜利,其意义一点不亚于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饥荒和饥荒史研究深受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权利理论影响,强调食物分配的重要性。英国的经验表明,要克服饥荒,粮食的公平分配是必要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食物的有效供给,即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

  这是阿普尔比用来揭开资本主义崛起之谜的钥匙,她强调资本主义并非诸多物质要素的集合体,贸易、人口、军队或者地理环境等客观指标的改变,还不足以引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体系,它通过改变社会既定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心态,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秩序,“资本主义战胜传统秩序重要的一点在于让人们改变了关于基本价值观的想法”。资本主义文化释放了个人获取经济机会的能力,带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追逐利益的无情革命。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

(作者:向荣,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也正因如此,阿普尔比自然而然地推论:资本主义并非普世原则显现,而只是特殊的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人心的变化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步伐,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是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错误。这场无情的革命还将继续,但不会按照既有的道路,经济的力量会得到不断修正和监控,使之变得不那么盲目。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的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