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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我要去上访

《我要去上访》作者:郑幻
岁月穿过无边的苍凉,有一个声音痛苦忧伤,清晨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夜晚我匍匐在大地的胸膛,惨遭迫害长江黄河水流淌,正义在天安门广场激荡回响,豺狼和虎豹张开魔爪,我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为了生存和希望我要去上访,我要去上访,历尽围追堵截恐吓,随处都是我藏身的地方,
我要去上访,我要去上访,仰望生死两茫茫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尊严之花盛开在我的心房!!!化腐朽为神奇
2012/11/20 18:18:572012、11、6号于北京上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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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建立逐级上访制度的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建立逐级上访制度的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建立逐级上访制度的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上访者的合法权益及上访活动的正常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上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代表,通过走访形式,向我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工作部门、主管单位反映情况,提出要求,请求处理,以及对处理意见不服请求复查的活动。
第三条 上访者依法进行的上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统一建立逐级上访制度。
上访者应当首先到基层上访受理部门上访。对基层上访受理部门的处理意见不服的,方可到其上一级上访受理部门请求复查。
上访受理部门办理上访事项,均须使用《上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作为上访受理部门处理上访事项的文书及上访者不服处理意见请求上一级上访受理部门复查的凭证。
第五条 上访受理部门办理上访事项,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根据上访事项的性质、类型,按行政区域、部门、行业,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实事求是,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处理;
尊重上级上访受理部门的复查意见。 第六条 上访者上访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如实反映情况; 爱护公12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2月11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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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治理
  信访制度
 

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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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调查经验,农民上访逐步演变成为困扰基层政府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农民上访不仅给基层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取消税费之后,在“三农问题”逐步缓解的背景下,农民上访问题进一步凸显的形势说明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蕴含着新的矛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视野中的农民上访是与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尤其是与农民负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政府侵犯农民的利益而导致农民上访这样的解释框架。既有的农民上访研究主要是沿着两种思路展开的。

  第一种是将农民上访看成一种社会问题,着重探讨这一问题是如何发生的,引发上访的原因是什么,解决的途径是什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裴宜理认为农民与政府官员冲突的根源是严重的经济剥夺[1]。李连江[2]等则认为农民依法抗争行为既有针对(基层政府)非法经济盘剥的,也有针对政治上的专横跋扈,引发农民抗争的矛盾主要包括:地方“土政策”、税费负担和各种摊派集资、乡村干部工作粗暴、基层干部贪污、村民自治选举不合法等。赵树凯[3]将引发农民上访的原因进行了归类和排序,认为农民负担是最主要的矛盾之一。郑卫东[4]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乡村利益主体显著分殊化,基层政权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民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凸显,乡村利益冲突激化,引发了农民上访问题。在税费改革之前,将农民上访问题看作是“三农问题”的反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第二种思路重点研究的是农民上访行为,探讨农民上访的组织机制。有的学者研究诱发农民上访的心理性因素。应星[5]认为基层政府对农民行动精英的强力打压引发了反弹,导致了“气”的产生,使农民的抗争变成了为获得人格尊严和底线承认的殊死斗争。袁松[6]等通过一起村庄农民上访的个案研究,发现公私矛盾与贫富对立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纠缠在了一起,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最终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还有学者重点关注农民上访的组织动员过程。应星研究了“大河移民上访”这个长达20多年的上访事件,他的深入考察村民与乡政府以及县市政府博弈与互动过程,发现“草根动员”的利益表达机制[7]。吴毅[8]考察了一起石场纠纷,发现“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机制”要受到地方“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这种思路下的研究,一般更倾向于回答学理问题,引发农民上访的社会矛盾不是他们关照的重点。

  尽管上述两种思路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它们共享的一个基本前提预设是,在政府面前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上访是因为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正当利益。第一种思路就不必多说了,因为农民上访是基层政府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的。第二种思路中,类似于大河移民中与石场纠纷之类的抗争个案中,上访农民都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政府侵犯而“不平则鸣”。这一前提预设在特定的时期,或者说在特定的个案中是有效的,但不能成为解释“上访”现象的普遍前提。当前媒界和学界的主流声音,一提到农民上访,就自然而然地将其定位为“政府侵犯农民的利益”,这既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误导。

  既有的农民上访研究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上文所说的解释农民上访的基本前提预设问题,即将所有的上访现象都看作政府侵犯农民权利和权益而导致农民抗争;二是无限地放大农民上访个案案件的学理意义,缺乏对一个行政地域范围内,比如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县市,农民上访问题的全面的分析,而只有综合考察所有的案件,才能够理解农民上访问题的一般规律,才能够解释农民上访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三是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缺乏时间维度,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在短时间内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且,基层治理在最近10余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还停留在10年前对农民上访问题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中,就无法理解当前农民上访问题的新形势。

  基于上述回顾和反思,本报告将在对一个县四年中所发生的全部农民上访案件的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展示当前农民上访的性质与变化形势,并结合基层体制改革、国家政策变革、基层治理模式变化等,来分析农民上访如何变成一种政治社会问题的,最后再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