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云散文帝国之——二〇一六:作者干什么这么臭骂市集主义

毛云诗歌帝国之——2015:我为什么这么臭骂市场主义

中国诗坛将更加沉默。

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尝试通俗、风趣而又深刻地解释马克思“异化”、“物化”等概念,并基于此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深入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观点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必修课,而高深的理论如果能够从生活处谈起,又能最终改变我们的幸福观,这无疑是另一种收获。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所以,无论市场主义如何将我折磨,


产品——只是人们赚钱的道具。

我还是应当唱出心底的歌。

我曾听一个大款朋友谈论他太太指责他买了个小米牌的登机箱,调侃他说:“我只要不管你,你就会买掉身价的东西,你为何不买日默瓦的登机箱呢”?朋友说,他觉得日默瓦不实用,因为外面没有前开盖。朋友太太说:“你用什么东西是你身份的象征,实用能值几个钱”?

而人们为什么又要这么疯狂地赚钱呢?

生活已是退无可退的苟且。

朋友太太代表了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在这些人眼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背的包、他开的车、他住的房子。所以,我们会看到满大街的姑娘背的都是LV的包,会看到有人会为了买个iphone手机卖掉自己的肾,更极端的,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肉体、灵魂和爱情,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恰巧看到娱乐新闻里报道说:吴佩慈晒微博表示,她已经到了肚皮比脸重要的时候了,因为她准备生第四个孩子,尽管她孩子的爸爸仍然拒绝跟她结婚。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因为孩子能换来男人的钱,钱可以用来买各种奢侈品,于是,我们看到吴佩慈在微博晒闺蜜聚会图片晒的并不是人像,而是彼此背的包。

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已商品化;

这种无休无止的金钱撕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品牌看得如此重要?这背后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在人类基本物质需求已经满足的今天,商家如何能不断调动人的消费欲望,把一代代的新产品卖出去呢?这就要制造消费!消费如何制造出来?首先要把人变成消费动物。于是,娱乐圈、商圈、广告圈、媒体圈齐上阵,以时尚和品牌为名不断地打造你的价值观、你的审美意识,用广告制造你的自卑感,人越自卑就越找不到自我,越找不到自我就越是按照商家给你设定的人生路径不断地攀登物质高峰。

才能买取更多的事物商品

就是我们常态的幸福生活。

可惜,这座高峰以欲望为指向,永远看不到终点,因此,也永远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人,就在物欲横流中陷入了终极的不幸。因为,当幸福是某种外在指标时,人的幸福是不自主的,只有向内寻找幸福感,幸福才具有稳定性。以功利主义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也只有向内在寻找幸福感,幸福才具有扩散性和普世性。因为,外在的幸福感是建立在攀比心理上的幸福感,在本质上,一个人的幸福是以他人的不幸为前提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背得起爱马仕,爱马仕能带给人的外在幸福感就消失了,爱马仕要想生存,就要以大部分人背不起为前提。品牌商的营销理念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也才能买取更多的幸福;

我还幻想着荣登那财富帝国,

每个人都想让幸福来敲门,关于幸福的课题一直以来也备受关注。我在上大学时读过赵汀阳教授的《论可能生活》,他以哲学家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财富、物质和所谓的知识,还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权利和自由,可为什么就是不能增进幸福?赵汀阳认为:“财富、技术、享乐的疯狂发展很可能是幸福错误的替代物,它们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在他看来,幸福和命运是哲学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两个问题垫底,其他问题,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分析的还是解释的,建构的还是解构的,制度的还是文化的,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命运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

产品——是真正提高人民科学生活水平的载体。

因为除此我看不到时代的出路是什么。

关于幸福危机,朋友圈多年来一直疯传一篇文章,文中说,为了破译人的幸福密码,1988年4月,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霍华德金森将《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他向市民随机派发了一万份问卷。问卷中,有详细的个人资料,还有五个选项:A、非常幸福
B、幸福 C、一般 D、痛苦
E、非常痛苦。历时两个多月的调研,他最终收回了五千二百余张有效问卷。经过统计,在5200多人中仅仅有121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然后,霍华德金森对这121人做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他发现,这121人当中有50人是这座城市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事业的成功。而另外71人,有的是普通家庭主妇,有的是卖菜的农民,有的是公司小职员,还有的甚至是领取救济金的流浪汉。这些职业平凡生涯黯淡的人,为什么也会拥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通过与这些人的多次接触交流,霍华德金森发现,这些人虽然职业多样性格迥然,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平淡自守,安贫乐道,很能享受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这样的调查结果让霍华德金森很受启发。于是,他的论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一种是澹泊宁静的平凡人,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如果你是平凡人,你可以通过修炼内心、减少欲望来获得幸福。如果你是杰出者,你可以通过进取拼搏,获得事业的成功,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毕业后,霍华德金森留校任教。2009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翻出了当年的那篇毕业论文。他很好奇,当年那121名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的幸福感还像当年那么强烈吗?他把那121人的联系方式又找了出来,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对他们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年那71名平凡者,除了两人去世以外,这些年来,这69人的生活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们有的已经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有的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也有的人由于疾病和意外,生活十分拮据。),但是他们的选项都没变,仍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而那50名成功者的选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有9人事业一帆风顺,仍然坚持的当年的选择——非常幸福。23人选择了“一般”。有16人因为事业受挫,或破产或降职,选择了“痛苦”。另有2人选择了“非常痛苦”。看着这样的调查结果,霍华德金森进行了反思,以《幸福的密码》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霍华德金森详细叙述了这两次问卷调查的过程与结果。论文结尾,他总结说: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排斥商品主义——

创业,创业,多么动听啊,

霍华德金森教授是否真有此人、真有此事,我们不必纠结,只是,“持久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宁静”这种一半真理一半鸡汤的结论在今天这个鸡汤泛滥成灾的时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们随便上上网、翻翻报纸,就能看到关于极简生活、自在人生的各种规劝。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被名利所累,即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关注内心、追求幸福的人,我们仍难逃脱被物质引导、被商业利用、被幸福遗弃的命运。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预告了这个难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一些高贵的领域绝不容许沦为商品,

倒不如说挣钱更确切。

马克思是大师级的学者,尽管青年时期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始终没变,但他并不会满足于在个体调研基础上的鸡汤结论,他既要探寻导致人类不幸的原因,也要追究制造人类不幸的罪魁。

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更良好的关系。

滚滚的流通啊,物欲凶猛,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阻止人类追求幸福的罪魁是资本,因为资本把营利作为终极目的,它必然不能把人当做人,而是把人当做资本增值的工具。并且,人被动做工具是不安全的,还要成为自主、自觉的工具。所谓自主、自觉的工具,就是像李宗盛的歌里唱的“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人搞丢了自己,自然无从听到灵魂的召唤,只有外在的驱壳不断地驱使你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商品拜物教的奴隶。这个搞丢自我,自觉做包奴、车奴、钱奴的过程,被马克思称作人的异化。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大地早已失去了安宁。

所谓异化,就是指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奴役主体的现象。比如,包本来是人生产出来服务于人的,可为了追求名牌包,我们反过来却被包所奴役。尽管从初中到大学的马原教材中鲜有提及异化这个概念,然而,人类要想让幸福来敲门,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最大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错把自我作为实现他人或者社会强加给我们需求的工具。

没有金钱照样能获取幸福,

闪闪的是交易的眼睛,

异化这个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最早的时候,奥古斯丁曾用异化描述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相互转换的关系。其中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基督为了拯救人降临人间,由于顾全人性而使自己取得了肉体化的人形,这导致了基督神性的丧失;然后,信奉了基督的教徒虽不是神,但通过虔诚的信仰和遵从戒律,可以使自己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华到与神一体的境界。在奥古斯丁之后,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使用过异化这个词,但是马克思使用这个词最主要是受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影响。其中,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最形象、最好理解。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源自对宗教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不是像《圣经》所说的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人创造了上帝却对上帝顶礼膜拜,上帝的存在就是人本质的异化。

幸福并不靠金钱才能买取。

无私的美质早已无影无踪。

马克思从宗教异化入手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人的全方位异化,提出了异化劳动、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物化等异化现象。所有这些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都是由资本性压迫人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