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红墙梦》得失及修改方向

2012年6月23日11:00—2:30、同日17:00—23:20

寒流:歌不足泣,恨不当归

——评《红墙梦》琳琅满目的人物形象

《红墙梦》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近千个,能有血有肉地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不下一百,其中野风、马泰、钟可、林蝉、钟力、操天泽、陈志东、甄存、温德华、辛劳、桃老妇人等等,哪个都是典型环境中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中,梅子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完成对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是正面的,没回避任何矛盾和问题,因而又是饱满的,真实的。作者一边叙述,一边思考,饱含着浓烈的政治评价、文化评价和道德评价,其深度与广度,可见一斑。

梅子写《红墙梦》有独到追求,她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也不同于风靡一时的回忆录传记,其中有些章节就是论文,清晰飘着的几条线,很明显就是历史事实。她既求写全,又追求写深写透。至于其思想高度,我想:凡读过梅子政论、经济论文章的读者都有体会。最起码梅子不浅薄,可以称得上“这一个”。

《红墙梦》的立意极有底蕴。三十几年来,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一直为传统道德殿堂的坍塌拍手叫好,以历史必然论和所谓“代价意识”为理由,心安理得地注视着“腐败”、“代沟”、“信仰危机”、“金钱拜物教”等思潮。诚然,当共产党背叛工农、背叛当初的创党理想,制造并投靠资本家,这种价值选择上的变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味着新的生机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无情的事实也捉弄了抱着某些天真的哲学信条的人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自发地带来一套崭新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事实上,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在背离了传统的轨道之后,并未朝着健康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合理秩序的方向发展。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道德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的状态。无论求职、提拔、调动、出差还是购物、日常交往、利益分配等,凡在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场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品尝了灵魂碎片化的非道德主义的苦果;困惑、焦灼、孤寂、失望、满腹牢骚等消极情绪,驱赶不尽地弥漫在我们的社会。深陷其中,哪些才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哪些则事在人为?

在这种大风气下,人们不讲角色意识,不讲责任义务,不讲合理秩序,不讲英雄主义,不讲社会公德,也不讲一般社会所自然形成的扶危济困。

在这种大风气下,领导们闭着眼睛说瞎话,扭过头就男盗女娼。

在这种大风气下,在十亿中国人集体大阳痿的时候,文学首当其冲被残害;当文化逸散为反文化、非理性的时候,文学的壮美和优美走向逸遁,美学机制转来转去走不出裤裆。当社会话语权被自由派垄断,当经济裁决权被汉奸把持,尤其当一村政权而派生的官权几乎完全被卖国贼窃据,文学,便只好堕落为皮条客。

“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他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所庆幸的是,作者以其大胆入世的精神剖析现实,并没有让《红墙梦》走向平庸。

小说中各色人物可谓琳琅满目,上至铁面总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濒临破产的农民、三餐不继的下岗职工,既淫浸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切怀念,又饱含对改革开放的痛切反思;既有对肮脏现实的无情的鞭挞与否定,也倾注了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急切盼望和思考。《红墙梦》,写出了历史必然性。

在这部作品中,大体说来,贯穿始终的有六组矛盾,但每一组都是悖论,都似乎是无解的二律背反,但一个个同样地迫在眉睫,浮雕般让人触目惊心!

这六组矛盾是:一、政治:亡党,还是亡国?二、经济:找死,还是等死?第三、社会:彻底牺牲弱势阶层还是迎接动荡?第四:文化:选择先进成分的凝聚,还是麻木维持目前的亚文化状态?第五:伦理:持续道德失重,还是有所作为?第六、人伦:所谓改革,是不是要牺牲一代妇女?

第一组矛盾主要通过至老——一个基本虚构的人物体现,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透彻明白我们党的宗旨;他,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公开而且当面对桃老及他的理论提出质疑;他,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导师,但他面对幼儿失学,却毅然把党和政府摆在了红军的对立面,“共产党不管,红军管!”与此同时,他降格以求,为发展地方经济不辞劳苦、牵线搭桥,又成了改革的参与者、合作者——“这个事党和政府管一半,我管一半”,然而就是这位红色战士、透透彻彻的马克思主义者、华夏赤子,面对政府腐败以及党的危机,尤其是面对幼儿失学、下岗职工全家自杀引起社会动荡,就在部队开来的关键时刻,再次举起毛主席的旗帜,登高一呼,号召人民群众不威强暴,“再上井冈山”……面对这种情景,我不知我们尊敬的数千万共产党员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

当初的革命者成了既得利益者,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男盗女娼,还恬不知耻地连吃带送,权力,被搬上交换利益的“大秤”;

当初被打倒的阶级再次站起,个个手上散发着腥臊和肮脏的味道;

当初的革命阶层三餐不继、水深火热,不是被逼入绝境,就是被房贷套牢,正迅速积聚着爆发的能量,势必再现“剥夺者被剥夺”的整个过程……

一句话,当我们党被私欲绑架、被富翁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如不自行革新,将必然失去领导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资格。正如至老所言:“如果这样,不如当初放任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人家干的,比我们好。”

斯言斯理,令人回味。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接待一个老红军考察团参观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其中不乏我们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也不乏记入史册名垂青史之辈,老同志们对高楼大厦赞叹之余,却又迅速回过味来,当场有上百号人抱着广场上红旗的旗杆放声痛哭,一声声呼唤着“主席”,还有的昏厥、住院…….其情其景,没齿不忘。我想:当世界第一大党的创党集体整体迷惘的时候,这个党也就差不多了。

多亏有个华夏,他以世纪大审判唤醒国人,否则,连笔者都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杀抗议或揭竿而起。但这么大个中国,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仰赖权威,正常吗?

与至老相比,马泰是个既得利益者、成功者,但也是个智者、思考者,他思考的是社会与经济层面:找死,还是等死?同时也涉及社会层面:彻底牺牲弱势阶层还是迎接动荡?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主,他想发财,而且发财发得很大;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知道私营企业的壮大必然挤兑国有经济甚至砸烂工人们的饭碗,衍生罪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朋友,他深知中国老百姓的良善和宽容,“谁都明白是铁面总理砸掉了他们的饭碗,可总理的声望依然扶摇直上,为什么?”“不改革不行啊”;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穷家子弟,马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在不能扫天下的时候,只能扫一屋——可以告诉你,现实中的马泰真的大于小说中的马泰,曾一次性资助某省政府四个亿,条件就是不能宣传一个字。知道马泰是梅子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知道这个人物的形象不够立体不够鲜活,但是,如果设计凶杀、绑架或杜撰一些无聊的细节,梅子不忍。我也不忍。

“马泰”——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兄长。

改革无疑要付出代价,“但哪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哪些则事在人为”——作者给出的明确答案贯穿作品的始终。

为避免作品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者还着力刻划了老雕、野风、土豆、黄瓜等一批人物,着力思考着文化与道德层面的问题:选择先进成分的凝聚,还是麻木维持目前的亚文化状态?持续道德失重,还是有所作为?

问题在这里没有答案,因而每个人都是一组矛盾。

为什么这些人都爱喝酒?迷惘。寻求麻醉。

老雕天生的公关先生,不慕权利,却不幸做了市长,就象被装进搅拌机的石子一样身不由己,乃至于被砍几乎身亡。当官容易吗?讲清廉,“想干什么呀”,保证上、下级同时整你;想腐败,也就成了康大龙陈世昶那塔莎乃至老省长这类人物,现实生活中一抓一大把,隔一个打一枪漏网的不少,把他们集中到小岛上那原子弹炸,却有人冤枉,但老雕尚有残存的良知和理念,这就难了,注定要下“炼狱”。当第二把手容易吗?别看与第一把手只差一个名次,实际上权力差多了。当年笔者初次拿到权力,老首长私下嘱咐三条:一、把副手掐死;二、利用奴才管理人才;三、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抓住基层打中层,控制局面。当我的副手吧,实际上等于地富反坏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注定了老雕的悲哀。他是好人,也仅仅是个好人,但这种人在官场上已经少之又少。

野风的形象很薄弱,大约只起到“线”的作用。但他无时无刻不在矛盾中挣扎:正直,但却愚忠;放荡,但始终不忍心动晓浪;反腐败,却实际上维护着本省第一大案……只是关于这个形象,我不想多说,也不便多说。

黄瓜、土豆都是公检法出身,为什么沾染了一身的毛病?

有个段子很说明问题。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吗?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问:劳苦人民还当牛做马吗?答:都下岗了,不劳动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杨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答:都改当公安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吗?答:都入党了!雷锋问:那资本家呢?答:都进人大政协当官了……

说白了,黄瓜、土豆尚有良心,也有自己排解的开的矛盾。

公检法那个圈子,坏人进不去,好人干不了。况且梅子对这个领域相对陌生,请教我。我说:“往坏里写吧,想象多坏有多坏,只是别太糟蹋黄瓜、土豆,他们是我哥们。”这是实话。在海口,认识他们两位的实在太多。

哥们太知道应该怎么做,又舍不得自身利益,因而只好靠酒和女人麻醉自己。

更深的层面却是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失重,呈无序状态。

状态之一:几乎无规则可依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时下之中国正暴露出道德准则上的文化失重现象。这个大判断是建立在三个具体的小判断之上的:

第一,老传统基本消逝。这里所谓的老传统,主要指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和以儒家伦理为主干且又融入了佛、道文化精神的家族道德、市民道德、行会道德、集团道德等等。改革前30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中,仍然渗透着儒家精神,而习惯的力量又使得传统的世俗道德还保留了一定的感召力。然而,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赏罚方向的变化和文化领域对儒学的摧毁性批判,不仅为专制社会所需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被唾弃,而且连同一些未必被商业社会所不容的道德劝戒(如“三不朽主义”、“言必行、信必果”、克己修身精神等)也一并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倒了出去,昔日的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的角色规范所剩无几。

第二,新传统未能继续发挥作用。所谓新传统,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竭力倡导和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虽然上述字眼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出版物、红头文件和学校讲坛上,但事实上不少中青年表示怀疑,老一代中也有一些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理想,早已被资改派批到批臭。

第三,在传统道德残缺、破碎之后,并无新道德取而代之。无论在社会公德方面还是在职业道德领域,除了某些由人类种族传递下来的道德晾知还能获得法律保障和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认同之外,其他方面缺乏共同遵循的新规范、新原则。生意场上,人们经常怀疑合作伙伴的诚实与守诺;企业之间,背信违约之事屡见不鲜;年轻人谈恋爱,见面就想上床、昨晚就提出分手的也不是没有;人们很少去谈论教师的仪表、服务员的态度、工人的规矩和干部的风貌,角色意识及由角色意识而生的自我感召力、约束力非常脆弱。

状态之二:既缺乏是非感也缺乏耻辱感的道德心态。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自律精神,少有是非感。王润生在《我们性格中的悲剧》一文中曾将此成为“良知麻痹症”。但国人的耻感精神却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怕丢脸”、要“面子”的心态迫使人们就范于传统的道德轨道,构成了中国人抵御恶之诱惑的心理防线。当然,仅靠耻感精神来维系的道德文化自有它的弊端,耻感若要转化为遵循道德的动力,必须以熟人社会和外在监督力强为前提,一旦同陌生人打交道,耻感就不复奏效,所以中国历史上既多有表面的循规蹈矩者也多伪君子。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有耻感为“他律”总比没有任何约束强,最可怕的莫过于“罪感”、“耻感”皆无。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未能普遍形成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是非感、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传统的耻感心理也渐趋淡化。例如,腐败和不正之风并非今天才有,但过去的腐败者也仅仅限于偷偷摸摸地干些避人耳目的事情,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道德君子的嘴脸来,不善固然不善,但还不至于无耻;今天可就不同了,某些人不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烟酒基本靠送”,而且还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说出很多道理,什么“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啊,什么“周瑜打黄盖”啊,什么“大家都这么干”啊等等,都成了违法乱纪的正当理由。又如,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带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而几成规矩,分房子调工资提职晋级乃至送小孩入托上学进工厂进饭店,如果你因未送礼而未能如愿,许多旁观者不但不由此而生义愤,反而会嘲笑你的吝啬你的小气你的不通情理不懂世故不会打点。再如坑国家坑集体坑他人的事情,过去也有人在肚子里打算盘或少数几个人合伙策划,可今天这类事情早已超越了密室策划阶段而成为日常经验交流的话题。听说在某些堂而皇之的会议上,头头们交流的竟是如何巧计成本、如何偷税漏税、如何设两本帐簿、如何对付检查等“技巧”,至于熟人间关于送礼术、行贿术、囤积居奇术、买官卖官术的讨论更是司空见惯。如果有哪位社会学家乐意,能够如实地把各类公司的坑蒙拐骗术、教育领域的巧卖文凭和敲诈勒索术、企业间的讨债逃债术等等统统描述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一部“违法乱纪方法大全”。

状态之三:莫衷一是的道德评价和软弱无力的舆论监督。

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效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之强弱和道德约束力之大小的外显的尺度。中国人喜欢使用“道德法庭”一词,虽然就科学性而言这个概念极不准确,且带有浓厚的他律文化色彩,但用来借喻外在的道德批评对个人的规范约束作用仍有它的贴切之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于对同伴舆论的畏惧”,赫胥黎的这句话,便道出了“道德法庭”的旨趣。然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所谓“法庭”今天已失去了它向来的尊严,今天的中国人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说长道短,不喜欢道德化的规劝、赞美、贬斥,你说他“能干”他由衷感激,你说他“规矩”他恐怕像吃了只苍蝇;因而识趣的只同别人谈论真假谈论美丑谈论春化秋月谈论生财之道谈论男人女人,就是不谈善恶不谈好坏不谈是非。此风一起,几年下来,许多人都变得很识趣,昔日在团体内部曾经起过作用的道德化批评消逝了,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的道德劝戒相对减少或往往失效,对于报刊影视中出现的道德楷模宣传,相当多的观众反应冷淡……

另一方面,过去为了维护正统的道德,还实行了一整套硬约束手段,如在就业、工作分配、调资提干、入党入团中加进道德审核标准从而使道德同个人利害得失挂钩;虽然这种道德行政化的办法有诸多弊端而有待改革,但完全寄希望于人们的“自律”精神恐怕在现实中未必能行得通,硬约束总还是需要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合理的约束手段,否则就会失去道德的外在制裁力。

状态之四:道德教育失当。

表面看去,似乎学校的道德教育较之从前更引人注目了,比如高校的德育课被列入正式课程,但是或由于内容不够新、或由于与社会赏罚方向背离,致使相当多的人内心惴惴。在家里,家长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和混乱的道德观念,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下一代。通过随机性的闲聊和观察,我发现指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在这一代父母中是何等强烈,有些父母为了孩子成“龙”竟不惜纵容孩子贪婪、吝啬、霸道、自私。这种畸形的人格塑造难免在下一代的心灵里埋下相互间虎视眈眈、不能和平共处的祸根。

现代化建设需要勤劳进取、宽容善良、既具有独立创造气质又富于合作精神的健康人格得不到鼓励,而那种胡作非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反文化反科学的人格因其在无规则状态下有着强得多的生存“竞争力”反倒被普遍效法。

——这,真是一幕十成的悲剧。

该怎么拯救伦理道德?其前提无非是先走出政治误区,再带领全民族走出荆棘丛林,然后依此调整社会赏罚方向。没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盘整,想拯救伦理道德无异于缘木求鱼,异想天开,但拨乱反正需要牺牲,需要精神蘸血,可当下中国人从哪里借贷血性,以什么培植政治敏感与政治自觉,并渐次延伸为政治担当。这就牵扯到最后一个问题:所谓改革,是不是注定牺牲一代妇女?

林蝉无疑是妓女,但在精神上却是圣徒,当她含血泣泪地走上这条路,尽管有偶然因素,尽管无奈,可他的爱情远去了;当她成为大老板,开夜总会,赚大钱,灯红酒绿,假意逢迎,心里没有幸福感,也没麻木,有的只是寒霜铺地般的失落和遗憾;当她被逼成为特务,为美帝卖命,她不忘及时汇报给组织,将计就计,请君入瓮;当她作为人质被绑架,或者死,或者放任大笔国有资产继续流失,这是她没有求生,而是把自己洗把干净,一头扎进百年老汤锅——这是个有日本血统的女子,这是个战犯的后代,她出淤泥,却一尘不染,这令人唏嘘!

如果说林蝉是妓女,钟可就是资改派的急先锋,属于最先背叛了自己阶级的那一批,所谓“海川魂”、“海川工业之父”、“海角三剑客”,那些都是障眼法,作者给他个美如天仙的外貌,但却塑造它是个“孤女”,她与妈妈、妹妹一起,是靠乞讨才读完高中的,即便考上北大,也在生活重轭下差点儿做出牺牲而放弃,这是,是党组织为她圆了梦。可真正令人压抑的是:钟可抓到实权,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不惜违法,搞走私;而钟可所说搞走私,把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发挥到极致,可她穷的叮当响,只剩债务,到头来怦然一枪,嘴啃泥。这能不发人深省吗?须知:钟可以身试法的根本动机,就是家乡在不能穷下去。

如果说通过林蝉与钟可这两个并不理想的理想人物作者表达了渴求道德回归的思辨性渴望,那么在华夏、其职、野风三个人身上,则充满血腥与担当,他们讲求的是党性和人民,是阶级利益,是共产党原汁原味的创理想。

华夏,踏破惊雷后,一场世纪大审判唤醒国人,肝脑涂地。

其职,血泊中上庄,突破重重围困,开始矫正中国。

野风,带血的响箭飞鸣时,原罪,早已铸成,他是英勇的火炬,也是沉重的叹息,他已经把自己牺牲的无比透彻。

《红墙梦》的写作本身就源于政治敏感、政治自觉与政治担当。

汉代佚名诗人有诗云: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读《红墙梦》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把这首诗中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倒着用,翻为“歌不足泣,恨不当归”,因为特色社会里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早已空前大混淆,就这么连骨头带肉地吐出来,还真就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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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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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否认,《红墙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但它决不局限于纯粹意义上的官场,而是以此为依托,反映灵与肉、知与行、现实与理想乃至政治与经济、企业与社会、文化与变革、伦理与变迁等多层面的深刻矛盾与激烈撞击,追求尽可能宏阔的期待视野,表现从上到下尽可能多的社会梯次。

海口黄金大酒店巴黎厅

梅子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非常复杂:主人公叶丰服务,再成为与大位失之交臂的老省长秘书,这让他亲历历史,既感受了烛光斧影、你死我活而又杀人不见血的宫廷权斗,又投身于定鼎天下的漩涡中心,当他两年后跑去改革开放的最前线送死,半辈子重权在握,半辈子豪情天纵,却也半辈子陷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而深沉的痛苦不能自拔。他狡狯,他真诚,他放荡,他纯情,他老辣纵横,他率真无邪,他脏的像是一条野狗,他疯的喝酒喝出毛病,可他是作家经济学家,也是官场野狼,他硕果累累,苦胆晒干了比西瓜还大——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可见其爆发力与震撼力有多么强大!可这一切,竟被必然发生的两次灾难震得粉碎!

:五十年代的诗人,退休干部;▲老雕还原:原老秘,现从事党务,文学爱好者;▲俺很乖:现职老秘,文学爱好者;▲大家都骂我:从事金融管理,作家;▲逗你玩:曾任职政府,现国企管理者,作家;▲我来埋单:曾任职政府,现私营企业主,作家;▲不好进步:公检法干部;▲渔夫:教授,文学评论家、作家;▲烦得要死:教授、诗人;▲雪地雄风: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无产阶级:下岗工人;▲弱势阶层:破产小业主;▲打工要命:建筑工地民工,文学爱好者;▲读书无用:原老秘、总裁、作家、评论家,梅子的先生;▲梅子:《红墙梦》的作者。

第一件是钟可被枪毙,第二件是老省长被杀头。钟可是野风的红颜知己,却也是“海川工业铁三角”最重要的搭档,他们舍弃身家性命发展一方,到头来却赚了个“血窟窿”,成为心伤;老省长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枪手,竖起了鹏城,理顺了边海,可他因气势太足人脉充沛而又民族意识太强,就被中情局刨坑刨到家门口并围着院子刨了一圈,就此,不但大位错失,其结果只能是“砰然一枪,嘴啃泥,石竹花爆裂!”钟可和老省长无疑都是右派,这时的野风无疑归右,他们不是土右,不是奸右,不是寻常右派,而是战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栋梁之臣,他们拥护改革是为了老百姓,他们抛家舍业是为了老百姓,他们担上原罪是为了老百姓,甚至说,他们的死也是为了老百姓,而这就深化了矛盾,推高了冲突。冲突中野风难以排解,终于在拯救大方集团失败后遗落民间。

有关创作背景

遗落民间后野风跌入社会最底层,打工拿不到工资,擦皮鞋遭人白眼,养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他甚至去火葬场扛尸体,可他看到了什么?是下岗工人的酸辛,是失地农民的血泪,是妓女的无奈,是土匪的愤懑,是官员的无耻,是商人的无道,是人心的涣散,是政策的扭曲,是纲常的沦丧,是道路的错误,他不止一次地挨打受骂,不止一次被抓,甚至被抓进黑监狱吃屎喝尿——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左转。但左转后的野风无论给最高层上书还是海门演讲,无论利用工人罢工一举敲掉俩省委副书记还是发动狱友大串联,无论整合黑土岭还是摧毁黑土岭,无论捣毁转基因还是斗胆消灭网渣网特,无论血书上访最高层还是招罗旧部大夺权,所有这些都无比决绝,但却机智而明智,这通过他的三段论可以体会:

大家都是梅子夫妇的朋友,都有一定的文学造诣,现在凑一块了,是聚餐,也是研讨。由于一年前就打了招呼,大家从一稿到二稿都无不密切关注着《红墙梦》的创作。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吃便饭,专谈作品,等于一次小型的作品研讨会。但愿我们的研讨能达到预期目的。在这里我首先提出:梅子与会算列席,我们问,她就答,不问不发言,其他时间管好录音就行了。能做到吗?

第一、改革开放没有错,但我们的政策太粗糙了。

没问题。欢迎批评,越尖锐、越狠、越到位越好。

第二、由于政策粗糙,我们已累积下很多失误,这些失误叠加在一起,足以给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政权带来威胁,因而对现行政策必须矫正。

第二个要求:少谈内容,多谈技法;少表扬,多批评;少谈理论,多谈怎么写、怎么改,也就是要求彻底摈弃官办研讨会的那一套,横挑鼻子竖挑脸,以帮助梅子完成这部可以“垫棺材”的鸿篇巨制。

第三、鉴于当今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已非常脆弱,我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矫正是系统矫正、方向性矫正,但却必然是温和矫正。

对,违者罚酒。

作品中这是野风的观点,现实中这是梅子的观点、我的观点。作品中野风对自己的观点以上书和六本专着陈述,生活中梅子在中央报刊发表文章论证。

好吧,你执罚。

至于上书,并不是没有,但执笔人是我,不是梅子。

大家听好了,咱公检法执罚可是出手无情,严厉的狠。

此上书获得最高层表扬,但表扬之后就完了。

第三个要求,就是我们就书论书,就事论事,不牵扯第三者,不往现实中的人或事联想,更不评价。

这不仅仅是我的悲剧。

尽量做到。

在《红墙梦》中,当梅子写完了野风的苦难,也就雕刻出了他的心理脉络和心理脉象,当她完成了主人公的性格形成史和性格发展史,六年后卷土重来的野风已成为吞天吐地的加强版野风,他因抗洪救灾很意外地获得了个临时职务,就这,他就敢充分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撤换了大批干部,并利用临时休整的间隙突然反贪打黑,他甚至指挥武警对越狱的囚犯大规模屠杀,那其中多是右派和网渣网特!当然,野风责任感相当强,对抗洪他也尽心尽力,但洪水无情,终于把他冲走“死”了几天,但就是这短短几天,他竟再次凝聚起更大能量,终于在整肃奸商后被委以重任:以地方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名义督导仔湾的经济、政治双改革。

这条只能是尽量做到。

经济、政治双改革对野风这样的准左派来说无异于让猫吃葱或逗弄猴子吃辣椒,很明显是个陷阱。所谓“画地为牢,士不可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都去他妈的!让老子督导,第一步就是唱红打黑,我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奸商吐出来!更要让仔湾红起来!”于是乎仔湾经济开发区轰然变色:先成立农会,再改组工会,到最后成立人民委员会并成功当选委员长,这时,冲锋枪响了——!

好吧。梅子先谈谈你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实打实地谈。

冲锋枪没把野风打死,却也把他打残了,由此,只好休养。可政治斗争一刻都没间断,他的好朋友华夏作为政治局委员、中共雾都市市委书记终因美国鬼子刨坑而锒铛入狱,而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其帜历尽磨折,才艰难登基。

说来话长。在我的老家恐怕没人不知道红柳绿柳的故事:一对幼年丧父的双胞胎讨饭读书,就在高考第二天,妈妈也死了。癌症。姐妹无路了。没办法,红柳私下征婚,以供妹妹读四年清华为代价要嫁给一个四十多的单身汉……

这就是《红墙梦》最主要的人物形象。

钟可、钟力?

《红墙梦》结构比较奇特,因为梅子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野风是线,很多人轮流出场做主角,他们有工人、农民、医生、教师、干部、乞丐、党和国家领导人、美国特工、妓女、大富豪、打工仔等,而野风不出场的章节也不是没有,但却不多。在创作中梅子主要把握四点:一是写出时代真实和史诗特质,二是写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从容叙述,不枝不蔓地多头开花,有条不紊,四是轻松代入,让读者很轻松就能进入情节。现在看,应该说做的还不错。

对,乳名没动。主人公姓赵。这件事听“读书无用”谈过无数次,似乎也听梅子说起过。

《红墙梦》的另一个特点是高官多、小人物多、英雄多、混蛋多、女的多、死得多,作品中有一组英雄人物死的很惨,譬如老省长、陈志东、钟可、钟力、林蝉、丁岘、晓浪、陈那弋豪、阿波、米露、米雾、阿朵、释念等等,他们死的千姿百态,各种各样,但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为改革开放的原罪而死,他们不得不死,而且都死得很英勇,绝不拖泥带水,这就令人深思了。值得指出,这一些人间翘楚约不到一半就取自生活,其原型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是空十五军领导配偶,有的是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同志,有的是升斗小民,有的是普通妓女,有的做过艺术处理,有的就原汁原味这么办。这是长时间积累、集纳的,写出他们,有怀念性质。可也有这么一类情况,把伤写成死,甚至把心伤写成死,被破译了的,请别深究。

钟力真是副省长?

《红墙梦》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一卷、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分开阅读。

小赵的路是局长、县长、副专员、常委兼地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偏偏就饶过了副省长。当时应该是我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至于贡献,看看某省的教育就知道了……可惜了!好人无长寿。

《红墙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一个是历史真实,一个是艺术真实,但这决不是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否则,作者会扛不住的。正因此,整个小说中真名实姓且完全真实的人物不超过五个。梅子不想无谓冒险,但也绝不想违背艺术真实去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我们必须知道,这年头“不搞豆腐渣工程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工程承包商,不诱奸几个幼女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学校长,不贪污一两个亿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村委会主任,不打死几个小贩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城管队长,不吸食大麻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演艺圈明星,不挥霍几十亿元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共和国之子,没有几十个情妇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政府官员,没有政府撑腰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工商界巨头,不说几句屁话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专家精英,不偷摘几只器官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医术高明的大夫,不生产假冒伪劣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有头脑的商人,不当二奶不好意思说自己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不砍死几个无辜百姓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黑社会老大,不强拆几幢民宅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公安局长,不污染几条河流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环保局局长,不制造冤假错案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政法委书记,不赖掉储户几笔存款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银行行长,不卖国求荣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人民公仆,不为虎作伥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公知,不装神弄鬼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人君子,不死皮赖脸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公民!”也就是说,这年头谁都可以独善其身,可以怀抱理想,可以追求生命潜层的最高纯粹,但是,如果把人物写假了那就失败,譬如说泡妞,不吃窝边草的兔子有,不碰心爱人的情种有,可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面对白白送上门的美女,予以拒绝的只有一个。究其原因,毕竟社会堕落了。

死了?

梅子曾在作品中借野风之口陈述自己的人生观和创作观。他说:

都死了。

我老叶不是圣人也无意做高大全式的人间楷模和道德骗子,我有鲜活的欲望和压根就不想掩饰的性格短板及人生缺陷,我遍体鳞伤且有身后大堆的失败作为背景,具体说,我有一身臭毛病譬如嗜酒、好色、放浪形骸、锋芒毕露,这都路人皆知了。我生活懒散,性格敏感,在私生活领域有老婆,有情人,有私生女也有私生子,可我尊重真实,敬畏真理,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这可能成为我仅存的优点。在思想上,我承认我受维克多·雨果影响极深,可我也崇拜列夫·托尔斯泰,政治上则敬仰毛泽东主席和阿拉法特,这让我成为矛盾体,既歌颂崇高又留恋柔美,既挥洒感情又凝聚理性,既高扬旗帜又立足本能,无数次我忘返流连于人的本性本能所带来的原生态细节备受误解苛责,但这终不致摧毁我人性的城堡,而这就难免在理想主义图谱上挥洒自然主义。如果允许说实话,那我只能说我死命地追求真实,然后才是善良和美感,才是人间大道与社会理想,首先是老百姓的温饱,然后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挥洒图腾,正因此我的爱并不局限在米面馒头的实用物化层面,找对象不是找饭票,找情人不是买充气娃娃,除此还有感情的磨合以及心理层面的交流、和谐并最终融入一体,所以我从不反对婚外恋,我只反对那种掠夺侵犯式的狗配狗,因为爱是一种纯自然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纯心理的自然过程,爱的价值,就在于自然和心理间形成的默契,蕴含了人类的本质力量。除此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官场风花雪月,反倒本来风轻云淡的鸳鸯蝴蝶界充斥着权力和铜臭,姑娘跟媳妇似的,媳妇像姑娘似的,丫头们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举世笑贫不笑娼,黄世仁成为唐僧肉,我不明白竟有那么多俗女为喜儿可惜,恨不得替她去勾搭雇主,这就是特色杂碎社会的显性真实,且做官越大,欲望越强,赚钱越多,女人越多,具体到政界经济界,这是基本事实而不是凭空杜撰。在此我不想提起弗洛伊德,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却并非完全胡扯,不能说没一点儿道理。“男人用下半身思考。”他这么说过。

天……

我们身处一个腐烂的时代,能反思就已经不错,太清高就难免被看作怪物被边缘化。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是撤离孤岛的最后一批了。坚持,说明存在;存在,证实不死。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却是这么一个骚动并腐烂着的杂碎社会。

绿柳的去世新华社发过消息,她可能是新华社唯一发消息的副省级干部,但是在老家,红柳的威望实际上比妹妹还高,原因是改革初期,她作为商业局局长一手培植发展了横跨四、五个县市的纺织业,终于使古来的穷乡僻壤飞速富裕起来,因此,小说里说枪毙红柳七万人签名实际上缩小了不知多少倍……

现今有了上万元一夜的五星级总统客房,也有上无寸瓦、下无插针之地的盲流;有8.8888万元一桌的饭菜,也有垃圾桶拣东西吃的老妇;有腰缠万贯的大巴依,也有不知道明天怎么办的穷苦人。

怎么会这样?

东北人贞操观念极强,偏偏就有人做一会儿妓女,赚几张钞票给孩子卖奶粉。

为什么?

“父母在,儿不远行”,可就有上亿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挨白眼,打工。

她为了父老乡亲搞走私……

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社会怎么了?

当时小赵是省委常委兼地委书记,违心地批示了:“杀”……

1999年在江西九江曾发生了一件憾人心魄的事件:老公数年前工伤瘫痪,吃了几年救济之后,厂子倒闭了,老婆也是这家厂子的职工,一家没有了生活来源,于是,老婆只好卖菜,小孩儿上不起幼儿圆,天天跟妈妈去菜市场。一天,小孩儿被卖猪肉的屠夫狠狠地打了,因为偷熟肉,恰巧卖肉的师傅也是下岗工人,气愤不已,打完一拳又一拳,踢完一脚又一脚,才四、五岁的孩子号啕大哭。母亲闻声赶来,当场跪下,“大叔啊,他爸工伤瘫痪,厂子倒闭,好久没有补助了,我也是这个企业的,也下岗了,就买点儿菜……孩子苦啊,我们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几句话说得卖肉的师傅悔恨不已、热泪盈眶,说什么呢,只好拿起刀子,割一块最好的瘦肉双手递过去,“大妹子,我……也下岗,没什么帮你,这块肉……拿回家给大兄弟、给孩子炖顿吃吧”。

那年我正读高中,写下了穷家姐妹的故事并寄给绿柳,她接见了我,却严肃地告诉我不要发表。但实际上就是那时,我就发誓写一本书,既给自己垫棺材,也给穷家姐妹垫棺材……

这女人接过肉,拉过孩子一步一步地慢慢回家,边走边哭。

是这样。

第二天,一家三口死在了家里……原来,女人想想一家人的处境,越想越悲哀、越想越凄凉,竟买来老鼠药煮肉,让全家犒劳犒劳……

九十年代初有好几个人写这个故事,均被挡下。最后,好象是一个创作小组依据求学的前半段改编了一个小吕剧名字叫《红柳绿柳》并搬上银屏,但本子实在是写的很不成功,演员太老了,演得也不好,没有火起来。

弄清真相,乡亲们唏嘘之余,抬起一家人的尸体去市委市政府静坐,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省军级以上高干有内参,由于工作特殊,我就是在那儿看到的。

山东台只播放了一次,在星期六的下午时间。我看过。

——这件事被直接收进了《红墙梦》。

这个故事留存于脑海多年。读作家班的时候决心更加坚定:我一定就这个素材写完、写好。

这十几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可关键的问题是:它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及至后来,眼光越过红柳绿柳,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弊端;通过考察,我看到了太多活不下去的穷人;通过“读书无用”,我一定程度地了解了官场运作;尤其是通过“白髯飘飘叟”,我得以追根求源,对现实进行有关公平、正义的良知追问。

中国正处在中上等国家向上等收入国家过渡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同时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城市化步伐大幅度加快、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战略资源日益贫乏——印度前1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是后10%的贫困人群的7倍,美国是11倍,中国已高达19倍,而且社会平均恩格尔系数长期徘徊在46%左右,其中城镇约40%,农村约51%,倒是基尼指数早就超过了4.9%——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搞好了会稳健突破瓶颈,二十年内超过美国,搞不好,“陈胜”、“吴广”们揭竿而起,就麻烦了,就会陷入“低就业、多动荡”的“拉美泥潭”。请看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三十年前人均GDP1000多美元,若刨去货币贬值等因素,现在还是1000多美元,等于三十年没动,倒是人民的痛苦指数不断上升。

也是历史追问。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十年前的SARS危机使我们看到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某些社会危机因素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联合国公布的社会发展指标中,中国是排在100位之后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共卫生公正化指数,中国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三位;世界教科文组织来中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教育公平程度低于乌干达。所有这些,都令人泄气。

如果从十六岁算起,这本书准备的年头太多了;即便从离职专门准备,也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见过听过发生过太多的事,决定了这本书越写越宏阔。

其实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历来就存在“重大道”与“重功业”的区别,类似于毛泽东重思想,所以“思想挂帅”,邓小平重经济,所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问题的实质今天已被西方社会学家明确提了出来,他们建议衡量社会进步与开化的标准不要只局限于GDP,而应该把人民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我同意这个观点:要那么富强干吗?生活幸福最重要。

是这样。

可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经济指标呢?说到底是人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他在自己用英语写成的第一篇文章——《1844年哲学经济学初稿》里有过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论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难发现: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不由自主地认为学术最重要,本身就异化成了学术的奴隶;干部以权力为荣耀,不由自主地认为权力最重要,本身就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商人以赚钱为业,不由自主地认为钱最重要,本身就异化成了钱的奴隶……值得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战争史,欲在历史中取得强势地位就只有发展经济,于是,人类本身也就异化成了经济的奴隶。

十几年见梅子拒绝上班很奇怪,“读书无用”怎么就还要她呢?现在才明白,她这是不声不响地做大事呢。

当然了,在此,梅子在《红墙梦》里体现的主题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人民的生活幸福更重要。而欲使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就不得不科学发展,回归大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竖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

你动笔的时候好象是……

这,就是梅子、野风鲜明而凝重的价值选择,但愿也是党和民族的价值选择。

2006年5月23号,获知发生了“黄海事件”。

梅子QQ群:254326792

“黄海事件”?

此事太敏感,不能细谈。

图片 1

估计一下吧,何时完稿?

十八大之后两个月。

为什么啊?

等现成的结尾。

好了,关于创作动机就谈这么多吧。下边的安排是“总体评价”由我主持、“篇章结构”由渔夫主持、“语言风格”由烦得要死主持、“人物形象”由雪地雄风主持、“作品内容”由读书无用主持。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边喝边谈。

可以。为免影响讨论节奏,我们不敬酒、不碰杯,大家随意喝,但要给“读书无用”限量:一瓶。

不够。

晚餐还有一瓶。

好吧。

谁都别喝醉。

总体评价:不如一稿,最多30分

我先说吧,《红墙梦》二稿不如一稿,可以说越改越差。一稿作为感情线,七分言情,三分涉政,单纯、快捷、真挚,从容不迫,轻松驾御,艺术风格非常鲜明;可二稿铺张而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幅度展开,驾御得非常吃力。以至于逮件事就加上几万字,硬伤很多。这么说吧,二稿除去写活了几个人物,以及写出了比较美的几个章节(《红颜知己7》、《雨夹雪》、《往事如铁》、《滴血玫瑰》、《认祖归宗》)之外,全方位大倒退。

同意上述观点。二稿犯了几个非常大的错误:第一、把生活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照搬事实,几乎没有做典型化处理;第二、高度理论化,象第五卷《天数》那样全理论,也就使作品变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第三、高度诗化,《红颜知己7》似乎最重的是意境,《滴血玫瑰》也是这样,到最后干脆来了组诗,提高了欣赏难度;第四、无主线,十几条次线平行推进,绕成了乱麻;第五、作品有400多个人物,而作者又尽力将每个人物写活,难以办到,或者说根本就办不到;第六、作品上架后,有凑字之嫌;第七、起笔立意不高,拖沓,文势不足;第八、不该用第一人称;第九、作品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以至出现了性描写。

或许你们说的都对。但我认为作品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同情劳动人民,梅子对下岗工人和农民的同情是真实的,论述是透彻的。

同情是真实的,但不彻底。

怎么讲?

这么说吧。第一人称的作品中主人公的观点往往就是作者的观点。

野风是个什么形象呢?

在他的心目中经常进行着崇尚权力与同情弱者的斗争、也同时存在着艳羡富裕与普渡众生的矛盾。当这种矛盾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相脱节时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冲撞,而冲撞时的野风不纯粹,作者也并不纯粹。这说明野风不是周恩来,梅子也不是老托尔斯泰,他们对自己阶级的背叛并不彻底,尚有局限。这种局限往往表现为首鼠两端、瞻前顾后,尚未从凡人进化为圣徒,也就是尚未达到作者所孜孜以求的那种“生命里的最高纯粹”。局限性体现在野风身上,是有时做鬼有时做人,矛盾,但却现实;复杂,但却合理。后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前者却不得不与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他有时非常傲岸,有时非常自卑;有时非常强大,有时非常迷惘;有时怒目圆睁,有时插科打诨;有时是叛逆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这不难理解,作者的气质,她的阅历,梅子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她推向实际生活,而她接触的实际生活却实际上非常可怜;她极力让野风成神,却也注意到野风处身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现实世界,不能违背艺术真实,更不能胡扯。

好嘛,连马克思评价歌德的原话都拿来了。

我提出一个超越文本的意见:在政治上,作者只认准了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却大大地忽视了组织斗争。

是这样。

一般说来,组织上中央能干预到地市,有时候干预到县区也毫不奇怪。但反映在梅子的作品里,中央波涛汹涌,省委省政府一团和气,到市里几乎失控,而县里则蜻蜓点水。这不符合逻辑。还有,政治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不间断的,而作品只写了表象,更深的东西没看清,这也是二稿写写起来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

这题材梅子写不了。

谁写?

当然是您老。

先公布一件事吧:十年前某银行倒闭的时候,小储户损失惨重,社会动荡,危机时“白髯飘飘叟”亲自出马找朱总理要来30个亿救急,却没想到钱一到位就给贷出去了。没办法,再找领导,总理说:“可以再给30个亿,不过得要求省财政拿15个亿配套。”再次圆满归来。可总理毕竟是个慎重的行家啊,又招另一位领导觐见,那领导表态:“我们是吃饭财政,确实没钱。”好嘛!钱没有,只有胆量,总理一听火了,“没有是吧,你给我滚,快滚——!”遂派人下来追查,查来查去,一行人居然平安无事……象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老领导不诉苦,世界上恐怕没人知道。

“读书无用”知道。

是。我知道。粘您的光间接知道一点儿。哪象您与开国元老都认识,与第二代均熟络,与第三、四代共事多年。

我老了,写不了啦,这是一;二、我是写诗的,不擅长小说;三、我认为写透省级就了不起了,没必要抠太深,实际上省里的斗争完全是高层的代理人斗争,无一例外。鉴于此,请“老雕还原”和“读书无用”帮忙修改三稿。

我可动嘴,但改不了。

没关系,有“读书无用。”

我也怀疑我能改得了。彼此的风格相差太远。

说明白些。

举个例子吧,一个《雨夹雪》写了两遍:我的风格是沉郁、思辩、真实、深邃,梅子的风格是嬉笑怒骂,把悲剧写成了喜剧;我的大为、溶香是一介百姓,梅子的野风、马泰贵为博士;我作品里的农民虽朴实,但狡猾、自私、狭隘,一边筑坝一边编黄色段子相互糟蹋穷开心,大土话,品质上当属下乘;而《红墙梦》里的农民却一个个正直向上,才气逼人,说起话来大概有省委书记的水平……

这点在三稿应注意。

大家都谈了二稿的缺陷,但我认为二稿最大的价值就是这是一部不是小说的小说。

我也这么认为。最起码她没有拿一省一市或一县一乡一村的反贪搞意淫,糊弄老百姓。

是的。二稿毛病多,但优势同样明显:第一、突破了文学作品写腐败不过省级的戒律;第二、这是第一部写科学发展观与GDP论不懈斗争的作品;第三、第五卷《天数》实际沿袭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张贤亮的风格,或者说是吸纳了刘宾雁报告文学的有效成分,当文本不再够用时,干脆作家走上前台布道;第四、《天数》实际上可以看作上下篇的分野,也可看作背景介绍。第五、二稿的突破在脉络,包括故事发展脉络和人物心理脉络。我很赞赏。

犯规,罚酒。

《天数》删掉了一章。

知道梅子删掉了什么。不过没关系,十七大后修改一下,补上。

这里有个矛盾:创作上一件事情发生,必有结果;政治上却不了了之的占大多数。作品里该怎么处理?

很简单,没结果本身就是结果。

我谈一下吧。算体会,我个人的体会,也算总结。

第一、关于“把生活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的问题,据说很多读者把《红墙梦》当作报告文学来读,大家也认为梅子照搬事实,最起码是七实三虚,几乎没有做典型化处理。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作品中人物的层级太高,象毛邓华胡赵江胡以及刘周林陈贺朱李,能虚构吗?当然不能。不仅如此,作品中辛大中、桃老、东方、惠老、华夏、其帜、其旗、马泰这些人占据的都是单打一的位置,全国独一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怎么典型化?还有那些省委书记们,梅子大量使用政坛掌故,三合一、五合一都有,想必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无法典型化。这是对历史负责,带着脚镣跳舞。

第二、高度理论化,象第五卷那样全理论,也就变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作者聪明的是文本不够时理论填补,作者滑头的是引用了大量的数字和文件,实际是规避不测也应对大家的指责:不是这样吗?有能耐你先推翻我的数字和调查,再谈文本。

第三、高度诗化,象《红颜知己7》似乎最重的是意境,《滴血玫瑰》也是这样,到最后干脆来了组诗,提高了欣赏难度。这是真的。梅子的笔触是冷凝的,但一碰到钟可、老省长、其帜就变得灼热起来,感情饱满而真挚,这意味着诗作为文本的补充,虽拒绝了部分读者,但却给高端读者提供了愉悦,提供了高端的美感享受。

第四、说作品无主线是不对的,尽管情节上十几条次线平行推进,理念上六条线交错纵横,而实际的主线始终没有偏离,这就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如果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只为经济,我们的共产党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有必要吗?国民党做的不好吗?这条线太尖锐,不能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