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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脱水危机?——兼议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我炎黄子孙一直被骄傲的誉为龙的传人,我也为能够成为享受这美誉的一份子而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都说龙困浅滩,如今看来,此一谶到更适用于我中华大地的现状。

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177核心提示:10年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蒋高明在他山东农村的家乡筹办弘毅生态农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村变革实验。10年过去,10年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蒋高明在他山东农村的家乡筹办弘毅生态农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村变革实验。10年过去,农场开的淘宝店销售规模稳步上升,市场化尝试初获成功。这场实验背后是中国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形势和食品安全问题。蒋高明对农业的西化现象有不同意见,唯洋是瞻,美国怎么干我们怎么干,他认为农业不能不计成本地提高产量,必须得改革了,必须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不要把这么多人都吸到城市里来,如果农村的生命力恢复,农民能就业,生活有尊严,能挣钱,其实农村是很养人的。而他认为主要途径则是唤醒城市消费者,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他们的食物是哪儿来的,就算造假了都不知道谁给你生产的,吃出问题都找不到人,把钱都交给医院了。弘毅生态农场由我国著名环保学者、新京报、科学时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外对话、发明与创新专栏作家蒋高明教授设计,在中国科学发展观研究开发中心(香港)等经费支持下成立的研究型试验农场,于2006年7月18日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成立。其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创建低投入、高产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农场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农地膜、人工合成激素、转基因种子而增加生物多样性;利用生态学原理,从秸秆、害虫、杂草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结合,实现元素循环与能量流动;生产纯正有机食品,推动城市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民就业。2016年弘毅生态农业模式继续在所在村庄取得成功:除一户农民继续取得了20万元,另外一户取得9万元外,还有6-8户取得了2-5万元不等的现金。而他们获得的收入,是在比常规农业模式多增加部分劳动力基础上获得的,但其劳动强度远远小于在城里打工,所采用的技术是我们研发的六不用: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严格杜绝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与转基因种子。这样的产品非常受大中城市消费者欢迎。2016年10月,由当地人民政府投资5000万修建的8公里优质公路从蒋家庄村北头穿越,大大改善了农产品进入大城市的物流条件,一些农产品可实现24小时内进入北京等一线城市。弘毅生态农场的全国会员家庭也接近3000户,农产品出现了明显的供不应求局面。村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纷纷要求加入弘毅生产体系。然而,由于蒋家庄地块非常分散,例如某农户家里有6亩地,分成六七块分散在不同地段,农户自己管理都非常不方便,跟农户合作更不方便。按以前与农户合作的思路,如发展2个农户12亩地,涉及到的地块就有十几块,再多发展都根本无法进行科学管理。要逐步带动蒋家庄村民200户搞生态农业,当前的土地使用格局显然无法适应。另外,由于分田到户后,单干的个人主义形成气候,农民间合作减少,互相不信任,因农民没有定价权,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受市场盘剥,种地村民普遍比较贫困。我们也曾成立了合作社,希望通过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一起干,但村民积极性不高。目前名存实亡的合作社太多了,很多都是圈地让农民失去土地,然后再成为农场的工人。我们不能走假合作社这条走不通的路,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土地的主人应该是农民,生态农场应该服务于农民,而不是让农民成为我们的工人。这样,就需要全新的模式来团结起村民,共同走生态农业阳光路。人多主意多,团结力量大。本科研团队经过与种植户广泛交流商量,群策群力,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诞生了村级版的一带一路。具体地,一带则是在技术指导上,采取传帮带做法,请那些先期加入弘毅农业模式的农户做组长,一户带两户,两户带四户,大大减少管理成本。该农业模式可将村里1000亩地的管理人员由计划中的20人,降低到5人,从而将节省的管理成本让利给村民。一路是沿着新修的优质公路和村里的几条主要生产公路布局作业区,涉及的农户优先发展;除了原有的大户和合作农户,弘毅农场最近增加了5个生产小组:第一组组长合作土地2.2亩,组员甲0.9亩,乙0.5亩,丙1.5亩,丁0.8亩,戊1亩,小计6.9亩;第二组组长土地1.2亩,成员甲1亩,乙1亩,丙1亩,丁1.2亩,小计5.4亩;第三组组长1亩,成员甲1亩,乙1.2亩,丙0.5亩,小计3.7亩;第四组组长0.5亩,组员甲1亩,乙1亩,丙1亩,丁1亩,小计4.5亩;第五组组长1亩,组员甲1亩,乙1亩,小计3亩。总计农户21户,合作土地23.5亩一带一路管理办法为:选取五位村民为负责人,以他们的5块地,以地为中心,要求每位村民带动相邻地块的一户或几户生态种植标准,如检测出农残,负责人和他发展的地块的粮食均不予收购。例如5个点各一亩,每块地再发展相邻地块一亩,这样总的就是10亩10户,每两户绑一起,农场只用管5户;第二年2亩发展到4亩,总的20户20亩,依然只用管理五户,通过5个点逐渐形成5个面,然后逐渐覆盖整个村庄。蒋家庄200户都通过这个模式发展进来,也只需管理这5个组长,生态农业星星之火两三年便可燎原蒋家庄。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一堆沙土一堆钢筋,分散开来,啥用都没有,但通过水的粘合作用,这些沙土钢筋能建立起一座大厦。村民如同沙石钢筋,弘毅生态农场要成为水作为粘合剂将村民团结起来,一起建立生态农业大厦,建立美丽蒋家庄。农民通过一带一路模式增强合作,互相建立信任关系,通过合作和信任逐步走向团结。村民只要团结起来了,生态乡村、美丽乡村也就指日可待了。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一棵小树呀,弱不禁风雨,百里森林哟,并肩耐岁寒;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目前加入的农户,加上前期合作的大户,也和城里的教授、记者、大学生、商人、艺术圈一样,成立了微信朋友圈团结一心蒋家庄。在这个微信圈里,种田大户、养殖户、小媳妇、大姑娘、小伙子们或发帖子,或讨论生产与管理具体问题,或提供有用的信息,他们重新感觉到了集体的温暖。农民们的发言,无不透露着现代农人的智慧、幽默与自信。生态化+合作化是我国未来农业的重要方向。要破解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环境保护、医患矛盾、大学生就业等一系列难题,须从村级的生态产业开始做起。不难预料,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农民重新合作起来搞生态农业的那一天,天将会变蓝,雾霾将进入历史;清澈的河水又会唱起欢快的歌;医院里的各类重病怪病将不断减少;城里的社会治安也将更文明;久违了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必将重现中华大地。

中国是个贫水国。人均水量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21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贫水的13个国家之一。特别是中国的北方,缺水情况更加突出,直接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沙尘暴愈演愈烈,沙化速度相当惊人,我国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9%、沙化面积占18%。新疆的胡杨林大片干枯,罗布泊成了沙海中的凹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不少地方如今成了“抓把黄沙飞天下”的浩瀚沙海。

康新贵

来源:泛休闲农业智库

如何摆脱北方的水危机?怎样解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受旱涝灾害之苦?使我中华民族能如蛟龙入水呢?

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但土地的流转,应当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流转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只能是引导和帮助。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广西社区,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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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读《西藏之水救中国》有感兼议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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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干属于小农经济,土地的集中使用才有可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但如何进行土地流转,应当由农民自主决定。

无疑,《西藏之水救中国》画上了这点睛之笔,给出了答案。这本由军旅作家李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民间水利专家郭开等提出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既朔天运河工程,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水北调。朔天运河将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沟通,把水引入黄河。引水路线从雅鲁藏布江朔玛滩开始,过分水岭进贾曲入黄河止,直线距离1076公里,实际流程1239公里。其中900多公里为天然河道的自流,总落差189米。沿途都是人烟稀少的山区,移民初步估算为两万多人。土建工程主要是:11座大型水库,相应要修19座大坝,总库容2888亿立方米;6条隧洞,总长240公里,最长隧洞60公里,因中段有分段支撑点,每段最长20公里。大西线“南水北调”,设计总引水量为每年2006亿立方米,约4条黄河的水量,而且可利用黄河4600公里的河道把水送到西北、华北、东北和中原地区。经青海湖调蓄,可输水到柴达木、塔里木、准格尔三大盆地以及河西走廊与阿拉善。经内蒙古岱海调蓄,可输水到晋、冀、辽及内蒙古草原。黄河干流已建成10个大电站,总装机800万千瓦,现在黄河水少,经常停机,效益较差,而“大西线”南水北调如实现,可使黄河发电量倍增,且受益面广,可以涵盖国土面积的60%。大西线“南水北调”可连通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珠江、海河、辽河、塔河、黑河和松花江,使十大流域水网“手拉手”,形成全国水系网络,以引洪济旱。如此,大半个中国将不再困于水旱之灾,西藏之水泽被中国。也正如作者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伟大!这也将为我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因素是土地的使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所有权的拥有以及土地使用权的行使方式,是上个世纪以来农村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国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召唤下,亿万农民积极参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一家一户单干的生产方式属于小农经济,认为只有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分到土地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进而发展为人民公社,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方式在兴修大型水利、大规模平整土地以及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以小岗村为典型代表的分田到户为模式,农民再一次分得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全面执行。但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拨又一拨参观考察者对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的感慨和评价。听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岗人既难堪又困惑的实情。而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的南街村,其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使人对这种分田到户的做法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左翼更是以南街村和小岗村的对比来论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由于对转基因问题的关注,进而关注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生态农业,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转基因食品与作物祸国殃民是肯定的,我相信国内的转基因推手也终究是要被千刀万剐而遗臭万年的,这个先搁置不谈。

小岗村和南街村二个案例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的确让人困惑,分田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两千多年前曾子的话,也是蒋高明生态农场宣言的开篇之语。只是任重而道远的又岂止是蒋高明,每一位有良心的炎黄子孙都应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客观的说,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最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它的优点在于调动农民在个人的田地里付出辛勤劳动和汗水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但它毕竟是一种小农自然经济,不适应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能发挥出规模经营的效益,也无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更无法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

而蒋高明的生态农业无疑是解决中国粮食危机、粮食安全危机的一条捷径,一条治本之策。生态农业实施的“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完全是有机农作物,且每亩年产量可超千公斤。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民分到土地后,在一些靠近城市的城郊地区,为了兴办工商业,农民再一次将自己的土地以出租、入股等方式集中起来使用。如我的老家甘肃兰州的“东部市潮,在全国尤其是西北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由一个大队的农民将土地集中起来兴建了这个以批发服装等为主的大型批发市常很显然,这种大型批发市场的建立,不是一家一户的土地所能承办的。这种土地的集中使用,也不同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方式,在人民公社里,农民仅仅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土地的集中,既有按入股土地的分红——股利,也有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也有对全体村民的分红。

在弘毅生态农场里,所有生物都处在一个循环的链条上。田地里种植玉米、小麦、花生以及各种蔬菜,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完全利用发酵后的牛、鸡鸭等粪便为主的有机肥提供养分,使用诱虫灯来捕捉害虫。鸡鸭在树林和草地上散步、草鱼和鲢鱼在池塘里悠游,杂草和害虫都可以作为它们的饲料……

以往的分田分地、组织农业合作化以及包产到户,都不是由农民自己决定的,是政策用一刀切的方式决定了农民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劳动和生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个讲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无论如何,应当由农民自己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决定土地的使用,城里的学者和高高在上的官僚为什么要决定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的生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农民的住房要靠农民自己解决、生老病死、子女高等教育……都要靠自己解决,他人凭什么要决定农民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对其结果却不负责任。如果农民连他们自己如何劳动、如何生活的方式都不能自主的决定,那真是民主的悲哀。

牛舍里的牛,每天所食用的是农场里产出的秸秆。夏天种植的作物,比如小麦、玉米、高粱等秸秆,经过粉碎打包,就变成了农场养牛的绝好饲料——“面包草”。

本人以为,土地使用权应当分给农民,这是行使土地使用权的出发点,没有土地,他们用什么进行表决呢?如果由各级官僚代为行使土地的使用管理权,往往会出现剥夺农民权益的事情,甚至于农民根本就没有决定权。至于在分得土地后,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集体干,由他们根据当地的条件、自身的愿望由他们自己决定。穷怕了的农民渴望富裕,倘若真的有可能在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够发展经济,他们一定乐于参加。这里,政府的责任在于引导他们,而不是行政干预和直接命令他们。

蒋高明也曾在内蒙古将“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理念加以实践——将植被退化的区域围起来,草原就恢复了以往的生机。而中国农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农民,农民数量多且离不开土地。这也是生态农业将来在中国大规模发展并推广开来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

二、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出租土地。

若这种“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生态农业得以推广,那么全中国乃至更多的人都可以吃上如今工业社会所梦寐以求的绿色食品。绝对特供中的特供!何愁食品不安全?!

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如果在土地集中后因种种原因不能发展工商业、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发展发展工商业和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主客观条件,主客观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财、物等各个方面。这种土地的集中,应当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有所区别,在人民公社,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管理权,土地的使用由生产队、人民公社来决定。目前的土地集中,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农民个人所有,农民以入股、租赁、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而十八大之后,农村土地流转也将拉开序幕。暂且不论土地流转的正确与否,我个人认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绝对没有出路。而以农村经济集体化和国有化来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已实为迫切。那么土地流转到底要不要?如何流转?业已迫切的摆在了人们面前。

在现实中,农民在这种土地集中使用的流转过程中基本上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感到茫然,一是不熟悉法律政策,二是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因此不敢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使得流转率较低。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随着土地不断增值,而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从土豪地主手中夺回来,分给农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基本完成了农村经济的集体化与国有化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即现代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我们都知道小农经济具有它固有的劣根性。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实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现代小农经济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一旦条件好转,小农经济的固有劣根性就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大踏步前进。这也是小岗村一夜解决温饱,三十年脱不了贫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与此相反的华西村、南街村等实行的集体经济坚持下来后,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却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富裕村,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利益与个人密切相关,既可能依靠集体经济发展,又可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也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转让土地使用权,农民个人获得一次性经济补偿,但永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如果农民在转让土地后没有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个人经营失败或失业,他将如何生存?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应严格限制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转让。对于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一般租赁期都较长,合理的确定租赁价格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把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目前看上去比较合理的租赁价格在十年后可能变得极不合理。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来源保障,如一个农民将他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全部用于出租,租赁价格的底线应当是能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这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和租赁价格出租土地,如提供标准合同,组织律师团提供具体服务,积极支持农民提出情势变更等等,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那么目前炒得热火朝天的土地流转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正道呢?是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回来,分给新地主。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来在城镇化忽悠中进城等着喝西北风?还是实行以华西村与南街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我认为只有实行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才是农村未来土地流转的正道。

关于土地的征收,这本不属于上述土地流转的范畴,但它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广义的“土地流转”。征地以及征地补偿已引发了太多的纠纷,数不胜数,更有必要讨论一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该规定没有对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性质的工商业征地的补偿进行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土地流转都不能允许外资参与进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不能允许,哪怕继续实行小农经济。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中国不能把中国的土地,中国的粮仓交给外国人来管理、经营。在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必须把持住底线,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忧患意识的防人之心来保证中国自身的食品供应与安全。那么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外资不允许,那民间资本总可以吧?”。我的意见是,如果说真的走到民间资本非参与进来不可的境地时,那么必须设定规则,即立法:一、民间资本所占一块集体流转土地(暂时以“集体流转土地”来代表一块土地流转后的经济总量)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30%;二、这30%的民间资本至少要3人以上所共有,就是说个人所持比例不得超过10%(第二条土地流转开始时可不实行,但是在全国可以或是应进行土地流转的土地面积达到30%时必须实行),以此保证不至于产生较大的贫富差距;三、其余70%必须为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以确立并保证未来农村土地流转的公有性质;四、一旦发现有外资托民间资本的名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则将该持有人所有股份全部没收,并处以刑罚(刑罚应以重罪,最少十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无期乃至死刑),以此保证外资不能浑水摸鱼。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是公共利益,通常认为公共利益应当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需要,如高等级公路国道、省道的建设、大型城市广场的建设、公立学校、军事设施用地等等,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设商品房、建立工业厂等,一般应不属于公共利益。相应对这种商业性质的项目,征地补偿费应由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等建设方按市场价格协商决定,而不宜由国家规定补偿数额的标准。因为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开发商开发建设的房屋,其出售价格由开发商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按国家规定的数额进行补偿?对开发商出售房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对农民的土地流转实行计划经济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即使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地,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方式,如英国、美国等,即以被征用土地征用时在公开市场上能得到的公平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公平市场价格的定义是买卖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2006年,广州市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他们将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建设商品房,双方规定了房屋建成后的分配比例。这个村的农民真聪明,很有创造性,他们也很幸运,没有人强迫他们以什么价格转让土地,他们真的很幸运!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发房地产、建设工业园区……,是一种较好的集中使用土地的方式,政府理应帮助和支持他们。

以上是关于土地流转资本来源问题的一些简要阐述,那么土地流转应向哪个个方向走呢?我想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才是正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三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也恰恰证明了以小岗村为代表的现代小农经济这条路不好走,不是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道路,继续走这条路势必拖我中华民族崛起的后腿。

三、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国家应当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什么叫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社而言的,在《毛选第五卷》中,毛泽东主席曾经有一篇着名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叙述了当时农业合作社的正确性,可行性。那么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怎样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应是在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农场与现代工厂/公司相结合的道路。农民享有农场(包括农林牧副渔等一系列的所有以自然为资源的)或工厂/公司的股权,以土地、劳力、智力、资金及其它可利用的资源为资本,参与农场或工厂/公司的生产、管理,或不参与而享有股权——总而言之,是以华西村和南街村为代表的类似集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道路。

那么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不妨给大家描述这样一个画面,这也是我曾经向一位老师请教关于发展生态农业的一段对话。索性就把原对话的内容复制过来吧,也供愿意读此文的人做个参考—

甲: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只能是审慎乐观,经济改革如果不慎重,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问题。

乙:全会后土地流转马上就启动了——利与弊不知会怎样?

甲:这要看具体如何操作。

乙:农村出来的,又是做房地产的,对这个特别敏感

甲:如果强行弄,麻烦大

乙:就是想,这么多老百姓如果没地种了,怎么办?社会能有这么多的就业吗?

甲:不可能,农民必须留在土地上

乙:至于强行弄与否,我估计不强行也强行了,而且觉得肯定会强行

甲:而且生态农业要发展。生态农业,会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而且效益不差

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流转过的土地不种粮食,干其他的,粮食不就更容易缺口了吗?

甲:这就是问题所在呀。就看如何操作了。如果农民合作社搞的好,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高效率的生产,当然会好

乙:如果流转后真的发展生态农业也不是坏事,土地利用率会有所提高

甲:是的。现在我没有条件,有了话,也想包上几千亩,组织农民走生态农业之路

乙:现在的土地流转与当年的合作社有多大联系?包上几千亩需要怎样的条件?

甲:条件不容易呀,没有几百万,运作不起来

乙:归根到底还是钱喽,少包点吧,千八百亩也不算少。容易了人人都包了。我估计将来农村包的主要还是有钱人与地头蛇为主,或二者联合,真正有生态农业想法的不一定会有几个—

甲:所以,我想包。就是树立一个新的样板。不是单纯的赚钱。与转基因作斗争。蒋高明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