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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欢迎你【“中中原人民共和国自贸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圆桌论坛:新常态与华夏改进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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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至1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陆家嘴管委会、海银财富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期间,黄健忠、邱东晓、白重恩、沈建光、盛斌、鞠建东进行了主题为“新常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圆桌讨论。

2018年9月16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原标题:林毅夫: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大的实验,这个时代需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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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论坛发言主要内容:

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京主办“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圆桌讨论:黄健忠、邱东晓、白重恩、沈建光、盛斌、鞠建东

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50人论坛就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来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们一方面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庆祝回顾50人论坛的20周年。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改革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结果却往往相左,甚至不得不倒退。这些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导致的,但其实这样做却避免了苏东那样直接引入他国体制导致的崩溃和停滞。

:接下来我们进行圆桌论坛,请大家发问。

20年来,50人论坛的发展离不开在座诸位专家、学者、50人论坛成员的努力付出,我们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确实讨论了很多问题。在此我代表学术委员会表示感谢,也得到了各界媒体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就大家共同鼓掌,来结束关于50人论坛20年的纪念板块。谢谢大家!

林毅夫说,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个时代需要理论创新,需要生产思想。

:今天的论坛渐入佳境,我的问题是给鞠教授的。这个题目看来很学术,内容很生动,通过技术手段管控资本的流动性。这个问题是在自贸区可以做,还是不在自贸区也可以做?如果不在自贸区做,自贸区有什么有?第二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同样的问题,是给自贸区设计的还是其他的金融中心都做?离岸金融在中国究竟该怎么搞?

下面论坛开始,我们请五位50人论坛专家作为主旨发言,但是主旨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我们开个头,今天来的人很多,大家开始举手发言,争取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却苍白无力。”林毅夫呼吁,“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提出新的理论。”

:资本市场开放和自贸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在讨论。自贸区本来设置的是一线完全放开,二线完全管住,对货物贸易是可以做的,对虚拟的,尤其是资本怎么做,说不清楚的。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不是一定在区内做,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但资本流动税的设置,并不一定在自贸区,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放,那资本流动税都可以适用,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在自贸区里面有特殊政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怎么管?尤其是对于资本的流通怎么管?答案是同样可以通过非线性流动税的设置来管住。

第一位发言是吴敬琏老师。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上海自贸区是三年的时间,当时明确给三年时间搞试验,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可能在这一年多,中国的资本项完全放开了,这个试验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在资金流动的方面。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资金资本项全国放开的情况下,能不能搞上海的在岸离岸中心?能不能渗透?渗透什么范围?整个资本项都放开了,就不需要渗透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上海很多事情要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是很难的,就是自贸区内。但问题是,资本项开放其实是国家的一步棋,上海想试验其实很难,现在国家放开的步伐已经放开了,这个放开对整个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大的提升。但自贸区本身能做什么?这也是一直在问的问题。一年半过去了,还有一年半,三年就要完成使命的。所以我觉得整个金融化的放开还是要全国性的,单独一个地方搞试点是很难的。如果只上海放开的话,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区,我的感觉这一块还是得全国一起推,整个中央的政策,上海本来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会发挥作用。

吴敬琏: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谢谢几位专家的发言,我代表陆家嘴金融网,想问一下白重恩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从特惠到普惠,我们现在也在关注上海自贸区,您提出来把那些优势的或者特殊的政策,从特惠转向普惠,一个问题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上海在进行自贸区试验,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成为您说的把特惠到普惠的试点地区?另一方面,假如自贸区成为这样一个试点地区,自贸区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特惠?

非常高兴迎来我们改革开放40年和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发挥作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640美元,成为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从特惠到普惠有一定的困难,在一些地区进行先行先试也是有必要的,能不能在自贸区做得更彻底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试的。我听说不仅仅是上海自贸区,还有其他的自贸区,引进了这样一个制度,当企业之间定合同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争议,可以选择用香港的法律制度来调解他们的争议,在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在自贸区里面先这样做,就可以产生压力,使得我们的法律环境更好的改善。会不会自贸区又形成一个特惠?确实是有,但是呢,如果说从这儿到那儿没有中间,这就是刚才丘老师讲的,到底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的问题,如果它成为一个垫脚石的话,对于我们实现全国的普惠还是有帮助的,我相信自贸区应该是一个垫脚石的作用,而不是一个绊脚石的作用。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进入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这两个喜庆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我们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距离两个百年目标,达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既然中国货币要走向世界储备货币,汇率问题是怎么决定的?现在经济化越来越讲究分工,互联网企业会找最好的企业跟你合作,似乎一个大的国家追求独立能力,也就是说会打造一个很完整的产业结构,这样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理性的做法?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您刚才说汇率问题,把它跟一揽子货物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不可行的。金本位制在美国实行的时候,基本上三年一衰退,货币当局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去调节,所以这也是没有使用黄金本位制的重要原因。因为作为一个货币的话,要稳定,不能说大量的石油发现了,它的定价本身需要货币去定住它。所以用一揽子货物去制定一个货币,这个好象不是很可行。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和我们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而且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们情况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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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白院长和丘院长,刚才两位讲的问题打通了一个环节,就是普惠和特惠,特别像WTO和FTA,终极目标是WTO没有围墙,普惠也是这样的,但目前达不到。不知道白院长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在这40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渐进双轨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您刚才说的普惠、特惠之间的关系,可以比照WTO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但是如果你再朝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说的特惠,更多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区域之内地方政府对不同的企业提供不同的帮助,一事一议的东西,就是特惠最典型的东西。区域贸易协议,仍然是说在这个区域内是普惠的,这一点上我说的特惠和区域贸易协议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跟我们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您最后问的问题非常好,怎么办?清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似乎向普惠的方向走,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政府在经济中到底要起多大的作用?如果说政府在经济中不需要起太大的作用,让市场去做好了,就应该义无反顾的向普惠来做。如果政府在经济中还有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市场制度不是那么容易很快的完善,政府的角色还不能一下子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问题,你要往普惠走,有没有激励推动地方政府;我讲的特惠模式里面,地方政府有提供激励的。这种激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激励,如果我们有其他的更好的自下而上的激励制度来替代这种特惠,那我觉得就可行。但是呢,眼下还没有做到,比如说能不能让人大起更大的作用,让政协起更大的作用,能够对政府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考核,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的考虑,那么就会使得我们实现特惠要更容易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不是咱们发改委能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的顶层设计,才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从特惠向普惠过渡的基础环境。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一个基本上是苏联学来的他们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因为现在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不得不倒退。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把我们两个人讲的似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站在比较高度去看的话,我们所有今天讲的问题,昨天讲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从WTO这边来讲,我们是全球的自由贸易,我们要达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不在那里,我们怎么达到那里?我们讲中国的改革,继续改革开放,也是知道要市场化,但怎么走到市场化,就要通过一步一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到了普惠,特惠有它的好处,它也能够使得我们在这个阶段没有办法直接达到普惠的时候也能得到好处。自贸区也一样,最终自贸区肯定要取消的,自贸区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如果在全球贸易开放、金融开放的时候,中间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就在一个区域里面做。国际贸易也是一样的,WTO其实不喜欢你有特惠的区域性的谈判,因为影响了WTO的进展,但在WTO没有很好进展的时候允许它这样做,可能是好事情。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我们如果用科尔内分类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通常经济好的时候,特惠好一点,经济状况差的时候,普惠程度高一点。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想问的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刚才沈老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站在中国的立场看我们有必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从世界上其它国家来看,他们会支持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吗?比如说美国,他就不希望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你们的人民币,可能需要你们国家的商品,所以他需要人民币来买你们的商品。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里很明显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对美国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挑战美元的霸权,包括欧元区也是这样的,对主要的储备国家货币当然是希望少一个对手最好。但更大的问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希望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是强烈的,中国的货币一直很稳定,有升值,利率又高,所以他也希望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就是顺应全球很多国家的需求。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且他需要中国的投资贸易,他持有人民币肯定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利率水平也高,所以发达国家也愿意,包括欧洲央行、日本中央银行都希望持有人民币。但是好象跟美国还没有这种协议,还不需要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货币,这里面的区分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

:我想问丘老师一个问题,您说自由贸易协定会减少贸易纷争,有亚洲的贸易协定样本吗?因为亚洲比较特殊。第二个,昨天外国的学者说拉丁美洲的区域协定对贸易协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怎么样应对亚洲的效应?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第一个问题是说有没有看亚洲的FTA,我们没有看,是可以看的,因为我们DATA里面是有的,也不知道它的效果是更好还是更差。就算我们做了全球的FTA对于贸易纠纷为什么减少,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了FTA以后,成了好朋友,本来应该争的问题都不争了呢,我们不知道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从这一点上面,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论帮助我们去理解。但在文献里面有一个,在我们之前有类似的研究,他们是用了WTO的,因为WTO是有纠纷数据的,但是WTO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只是在所有其它纠纷的很小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用WTO里面纠纷形成的因素或者结果推广到所有的。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另外一个中国在区域里面FTA还有跟价值链方面的关系。我们都知道FTA的作用在哪里,其中一个包括了它解决了对FDI的影响,价值链就是垂直性的。如果说FTA对哪种生产链或者供应链的影响效果最大呢?对垂直的最大。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越来越深入的参与了,所以这个FTA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司,它在全球价值链做得可以说最好的公司,他一直强调要贸易自由化,特别是香港和大陆的贸易自由化,因为他做一件衣服,过关要过五六次,如果你有关税在那里的话,得要交五六次,如果垂直的关税避免了以后,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加入FTA,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投入越来越大,所以FTA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第三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樊纲:就像吴老师说的,我们50人论坛每年都有若干个课题,这个课题分成一项一项的,课题往往针对某一个方面改革做一些专题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对外界开放,但是确实是50人论坛的一个使命,是工作的一项。

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下面有请楼继伟发言。十分钟时间。

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钱上面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也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楼继伟: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谢谢吴老师,谢谢樊纲。吴老师刚才从历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维度讲了一下当前的使命。我就比较简单了,我就讲一个方面,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是,问题仍就不断地冒出来,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概念我想说一下,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说一下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的政府时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实际感觉是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劳动力要素方面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两点。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治理金融乱象的时候,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无论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无论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白重恩: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来这样一个答案,尽管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个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得大,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这样的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它的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我们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长期不可持续有这种问题,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程度上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说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很多企业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这种准入障碍,这些在它的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纳税这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负担越来越重。这方面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去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谢谢!

林毅夫: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总的来讲,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援助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谢谢。

杨伟民:

我觉得我们50人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来纪念改革开放40年和50人论坛20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刚才吴老师回顾了若干曲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新时代不是要还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