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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攻略力量决乎生死!中国和美利坚合营国战役略境遇分野

程亚文:大国竞争,战略能力强者胜

导读:作为舶来品,国家战略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大陆后,一度并不流行除少数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外,在其他话语体系中难觅其身影。但近几年,国家战略一词在学者著述、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已被我国所接受,并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为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国家战略概念,促进国家战略问题研究,实现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本文概述了国家战略概念的历史渊源,分析了美国国家战略定义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及国家战略新定义的主要特点,提出为便于交流沟通和更好发挥高层战略研究的智囊作用,建议在相关研究和表述中,最好使用国家战略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时间:2014-10-27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85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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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到中国大陆。但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除少数战略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外,其他人很少使用。近几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国家战略概念在学者文章、媒体报道和领导讲话中经常出现,表明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所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当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战略理念。有鉴于此,迫切需要阐明国家战略概念的科学内涵,以便深入研究国家战略问题,促进国家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

  尽管战略学是一门显学,但对于什么是战略学,或什么是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国内外学者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厘清战略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事关战略学学科基本建设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社会功能等等,都是由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西方战略学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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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兵法将道到国家战略

  本文梳理并评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四类不同学术观点,并提出个人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

兵书战策,古已有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中国西周王朝建立初期,被封于齐的太公和被封于鲁的周公各传所学,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太公之学以军事战略为主,周公之学以国家战略为主。以兵学为主轴的齐学自太公之后,由于管仲、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等人的传授,而成为我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主流。[1]《孙子兵法》更是影响古今,声播海外。1973年,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时任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写道: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年至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2]正因如此,《孙子兵法》被世界军界称为兵学圣典,孙武也被视为战略学的鼻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战略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四种代表性观点1.战争战略。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西格尔1999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直指中国是全球经济中的“小角色”,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如今快20年过去了,在很多西方人的不看好中,中国风景愈加丽好,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国际影响,恐怕再没人敢说中国是“小角色”“二流国家”。倒是以往被奉为“灯塔”的美欧国家愈发成了“问题”。

然而,在18世纪之前,战略与战术尚未得到区分。此前流传下来的研究战略战术的著作,在中国多称为兵法,在西方则称为将道。据西方军事史学家富勒将军考证,战略一词正式成为军事用语是在18世纪以后。比若米尼大22岁的普鲁士人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首次将战略与战术区分开来,认为战术是对战略的补充并从属于战略。[3]1777年,法国人梅齐乐在其出版的《战争理论》一书中正式使用战略(strategie)一词。由于该书很畅销,并被译为德文和英文,所以,到19世纪初期,战略在欧陆诸国中已成通用名词[4]。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问世之后,战略才开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随着战略问题的相对独立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迫切需要揭示战略的内涵和本质。然而,恰恰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统计,仅在西方,从战略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对战略所下的定义就有200多个。[5]比较著名的,如若米尼将战略定义为:或为入侵别国或保卫本国而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场区的艺术。[6]克劳塞维茨则认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7]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军事战略定义是: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8]

  持有“战争战略”观的学者自称其观点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有关论述而提出的。他们“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把战略定义为:“战略是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认为“战略学是一门研究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战略演进规律的军事科学”。“战争战略”观的最大特点,是把战略的外延严格地限制在“战争全局”即战争时期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因而反对战略“越过战争的门槛”、反对“战略用语逐渐向战争之外的其他领域渗透”或者“泛化”、反对战略用语和学科“脱离了战争的轨道”;强调“战略的本质内涵”、“战略的核心内涵”,是战略所特有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战争战略”观亦称为“军事战略”,虽然它并不否认在战争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要素密切相关,甚至也不否认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以及“非战争行动”在战争中的存在,但它强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要素中以军事为主;在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与“战争战略”的相互关系中强调“战争战略”乃是战略的“本义”,而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战略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在战争中的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关系方面强调“非战争行动”只是战争行动的“一部分”或“延伸和补充”。“战争战略”观的核心思想如下。

在一个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性网络中,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已经体现为战略能力的竞争,谁在战略能力上高人一筹,谁就更有可能精心筹划未来,在危机和挑战来临时更加应对有方。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内面临治理挑战,对外处理国际事务时无力甚至混乱,都根源于它们的战略能力出了问题。

在古代社会,由于战略环境极为简单,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又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战略研究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此前所谓战略,就是指的传统的军事战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将战略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的思维定势,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其危害也越来越凸显,以至于法国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非常尖刻地批评道:什么事也不能托付给将军们去做甚至是战争。[9]
19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心理因素等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因素与非军事因素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打破了战略问题上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宽了战略思维视野,促使人们从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重新思考战略问题。于是,大战略概念应运而生。

  “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不能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行动领域”;“战略一开始便是与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战略的本义就是从事战争的战略,至于后来陆续出现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等概念都不过是战争战略的衍义”,“离开了战争,本义上的战略就失去了意义。在战争中历来就存在战争行动与非战争行动的配合问题,非战争行动只是作为战争全局的一部分,只是作为战争行动的延伸和补充而成为战略研究对象的”,等等。

一个国家按照自身意志自主决策、保持战略自由权的能力,可称为战略能力。笔者曾概括规模较大国家所需要的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战略能力是制定大战略的基本资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作为前提,无论大战略的思想还是筹划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事实上,在大战略概念提出之前,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就有比较深刻的大战略思想。例如,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方面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就明确指出,在战争艺术这门科学领域里还有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被不适当地排斥于战争艺术之外,这就是战争政策。战争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总司令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同所有可能采取的战争手段和行动都有极深的关系。[10]
正因为战争政策对战争胜败关系巨大,所以,若米尼将战争政策列为战争艺术六个部分之首,并用一章十节的篇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深刻阐述并使其发挥重要影响的是却不是若米尼,而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1929年,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对大战略的任务、手段和战略视野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大战略既要算计又要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和人力,以便维持作战部队。对精神力量也应如此,因为培养、加强(国民)取胜和忍耐的意志,同掌握有形的实力一样重要。这还不够,因为作战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的手段之一。大战略还要估计和运用财政压力、商业压力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道义压力来削弱敌人的意志。(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大战略不仅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而且协调其运用,以免有损于未来稳定而繁荣的和平状态。[11]大战略概念提出不久,英国军方即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写进了军事条令。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大战略界定如下: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战争战略”观虽然有时也自称为“军事战略”,却竭力反对把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战争全局”扩大到“军事斗争全局”,也反对把国家军事战略进一步划分为战争时期的“战时战略”与和平时期的“平时战略”两个组成部分,或者两个更低的战略层次,这样一来会将“军事战略(即‘战争战略’)研究对象泛化,冲淡战略的核心内容,割裂战争与和平的必然联系,非但不利于战略研究的深化,反而会对战略实践产生误导”,“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战略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等等。

大多数中小国家在战略能力上都有欠缺,因此难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的选择,就颇能说明这个事实。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因遭到美国当头棒喝,英法两国不得不从埃及退却,这实际上标志着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正式终结。而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法两国都曾怀有制定大战略的雄心,其中法国表现为戴高乐主义,英国表现为丘吉尔倡导的“欧洲联合”和以英国为中心的“三环体系”,但这些都已无法帮助两国恢复旧时荣光。

英国人的大战略思想对美国官、学两界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1941年12月31日,美英两国参谋部第一次华盛顿会议的备忘录就以美英大战略作为总标题。这是美英两国统帅部指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十分重要的文件。该文件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两国共同遵循德国第一或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即争取首先打败德国,继而打败日本,从而结束战争。[13]再如,1943年1月,曾参与制定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计划的阿
魏德迈将军在出发参加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就形成了大战略概念。后来,他在美国国防学院的讲话中给大战略下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美国式定义: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魏德迈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等四个方面。他认为这四类力量实际上是国家政策的四件主要武器。如果前三种力量用得恰当、及时和有效,就可能不需要动用第四种力量,即不需要按传统的赤裸裸的方式使用军队。[14]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学者撰写相关学术著作,仍在频繁使用大战略概念。

  但问题是,上述“战争战略”观的说法,岂非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也纳入了“战争全局”之内,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时时刻刻都行驶在战争的轨道上吗?这种说法和思想,怎么才能同西方一些学者所宣扬的“总体战”和军国主义的“大战争”思想区别开来呢?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与国家雄心已严重不相匹配。其结果是,包括昔日老大帝国英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得不安于美国羽翼之下,不仅难再有大战略,就连大战略的思想建构也不再活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战略思想与英国存在明显差距而不得不接受英国的战略引导。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不想再用英国人所惯用的大战略,而另创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新名词。[15]我国大陆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战略作为官方的正式用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广泛流行。[16]与此判断截然不同,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指出:这个由美国官方所创出的新名词,一直都不太流行。[17]钮先钟进一步指出:所谓国家战略这一套名词、定义,以及其观念架构、思想体系,都是由军方所建构。只有在美国军方所编著的教范和词典中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资料。至于民间所出版的书刊,则很少发现国家战略这个名词的存在。甚至与美国国防部关系颇为密切的作者,如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前国防部长布、西点军校教授乔丹等,在其书中也都未使用这个名词。美国文人战略家同样很少使用这一概念,甚至也不太重视这种较高层面的战略观念。此种现象到今天还是很普遍。在美国,国家战略这个名词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18]

  “战争战略”观又声称:“战略的功能既包括打赢战争,也包括防止战争与制约战争”。这种说法同样费解。因为这种在外延上始终被严格地限定在“战争全局”之内的,已完全运行在战争轨道之上的、内涵只具有“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的“战争战略”,固然可以说具有(也只可能具有)“打赢战争”的功能,然而,它怎样做才能发挥出“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功能呢?在其“本义”里就包含“防止战争”和“制约战争”的战略目标和手段吗?

国家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能否着眼长远进行战略筹划,并有效落实既定战略筹划。尤其是能围绕战略目标进一步地分步实施,在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小目标,通过点滴积累逐步推进来实现总目标。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战略的基本理论问题。1974年,战略学家钮先钟出版了《国家战略概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战略概念被引入中国大陆。1985年,根据邓小平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从临战体制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伴随着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军内开始明确提出和使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等概念。[19]此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国家战略问题,1994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以国家战略为书名的学术著作《国家战略论》。

  本文认为,在上述这种“战争战略”观中,虽然也不乏个别正确的战略学内容或合理因素(例如,在战场上同敌军作战,要讲究“作战战略”的对抗性、暴力性、谋略性等),但就其整体而言,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相当严重的理论失误和致命的缺陷。

这些年来,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表现出战略能力的逐渐充沛。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现实发展中则有条不紊地推进“五年规划”,对外陆续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并能有效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当今中国的所言所行,较之以往视野更加宏大,格局更加高远,参与世界经济、政治议程的意愿与能力都常常为世界所惊讶。诚如国内外不少观察家所言,中国战略能力的日渐提升乃至卓尔不凡,首先表现为高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种能力得以产生的根本保障。

然而,直到近几年之前,国家战略概念仅仅在一些学者的论文或学术著作中出现,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国家战略一词的身影。近几年,随着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空前活跃,国家战略概念不仅被我国学界和媒体所接受,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例如,201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20]这表明,国家战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理念。

  第一,“战争战略”观不仅不符合毛泽东有关论述的原意,而且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首先论述的是:什么是“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全局”

一般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大战略设计,贯彻大战略的意愿、能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曾参与美国政府核心决策的布热津斯基却有着不同观察。他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善于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未来,政策前后连续,这是中国优势所在,而美国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苏对抗时,他就曾说,美国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缺乏战略或地缘政治意识的特点,常常将长期地理战略问题放在更为近期的政治问题之后。

二、国家战略的科学定义

  与“局部”的划分并非绝对的、死板的,而是都具有辩证的相对性和层次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像是种预言。美国近年来在大战略的建构上依旧活跃、行动上仍然显眼,但无论相关的思想还是实践都已表现出内向保守倾向,根本原因在于支撑大战略的国家战略能力已出现短板。

在国家战略概念提出之前,国家战略思想早已存在于国家指导实践和一些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中。例如,吴起所著《吴子》一书,首篇即为《图国》。所谓图国,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国家战略分析。吴起认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因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这是吴起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吴起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国家战略方针。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一些政论名著和史学著作,还是现代的一些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战略思想。只是我们没有率先提出国家战略概念,学界也没有从这一角度去进行梳理和概括。

  然后,毛泽东便非常明确地指出: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并非“战争的全局”,而是“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对照笔者上文提及的六种国家战略能力,今天美国在多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良之兆。其中的首要环节是在经济战略能力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现有政治机制因其内在掣肘,没有足够能力尽快化解挑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后退,生产能力相对减弱,这不仅直接导致美国财政来源减少、深刻影响美国民众就业,还使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美国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人口流动全球化、恢复制造业优势地位,但这要以暂时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可是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这样做,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精英阶层习惯了金融暴利,大众不想减少已有社会福利。

20世纪50~80年代,美国军方多次为国家战略下定义。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53年再版的《美国联合军事术语辞典》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权力,连同其武装部队,以确实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1]美国国防部颁布的1963年版《美国军语词典》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2]
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军事及有关名词辞典》又将国家战略简明地界定为: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3]1983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和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将国家战略解释为:所谓国家战略系指: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4]显然,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其主要特点是:

  第二,是把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仅仅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还是确定为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和“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其外延、内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科学研究结果,学术价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都是揭示对象的本质,发现对象的规律,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运用于实践,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解决有关问题。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人类为主体、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要素、本质、规律参与、制约、影响其间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正是要研究那些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的“规律”,即揭示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战争全局”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种战略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反映这些要素的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以便形成正确的战略战术,亦即找到一系列解决战争问题的特殊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实践,通过指导实践,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最后赢得战争,或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中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这也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性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它们都属于作战方法即科学的“方法论”的范畴,乃是“一套特殊方法”,即“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在世界围着美元转、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后,高度依赖外部使用才能产生效应的美元体系,也遇到了中国明清时代类似的问题:一旦有其他国家以身示范放弃使用美元,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美元体系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随之烟消云散?19世纪后期欧洲纷纷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就曾给依赖白银的中国带来无比巨大的困扰。

1.国家战略既管战时,也管平时,是平战通用的战略。

  由此,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绝不像“战争战略”观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空泛地研究“战争全局”和“筹划战争全局”,而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构成“战争全局”诸多要素,揭露和发现参与、制约、影响着“战争全局”的各要素的本质和规律,以便从中提炼出一整套反映这些本质和规律的“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即表现为战略战术的“一套特殊方法”,还要把这套特殊方法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再运用于实践,以便达到赢得战争或解决战争等问题的目的。

另外,过度消费主权信用和经济虚拟化难以有效逆转,也在加剧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失衡,导致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以往虽有差等、但总体共享的财富格局,向差等加深、彼此割裂的财富格局转化时,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难表现出曾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想为继续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大战略设计,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实现国家目标。

  第三,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是大系统,其中任何具体事物以及具体实践的“全局”和“局部”都是有相对性、层次性的,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作战角度考虑思索,也可以说在战争时期筹划和实施武装斗争的区域之内总有个“战争全局”。但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战争区内外的情况综合考察,其实战争时期进行武装斗争的“战争全局”,不过是国家政治“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要素及其本质和规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约、影响战争时期战场的“战争全局”的性质、运动规律和最终胜负结局;尤其是国家“政治”对于“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名言表述:“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反复强调,“政治”是全局、整体,而战争只是“政治”的局部、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原话是:“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

3.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强调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力量等各种力量。

  同理,也正因为“政治”从整体上制约、指导着“战争全局”,政治战略从全局上制约、指导着军事战略和作战战略,毛泽东早在1928年写就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谆谆告诫红军指挥员:“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又提醒我军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注意研究“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更要注意研究和领会从整体上参与、制约、指导着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做到“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本文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较高的”原则,指的正是“政治”原则。

4.将国家战略界定为艺术和科学。

  由此看来,关于战略学和战略学研究的对象问题,绝非内容贫乏、容易解决。这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进一步分析即可发现,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他还特别指出,“战略的最高范围”就是“政治”和“治国之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战略”;而“政治”即“国家战略”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极其深刻地指出:“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人类的(德文
der
menscheichkait)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本文认为,战略学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战略学学科群,是一个几乎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实践领域的多要素、多本质、多规律、多学科的大系统。它以关系一国人民、各式政治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全人类切身利益的“政治”即“国家战略”(治国之道)为研究重点,以达到“政治”即“国家战略”及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等的战略目标的“特殊方法”为研究对象。而像“战争战略”观那样只空泛地“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强调“军事”“暴力”在战略中起主导作用或占主导地位,绝不符合战略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第一,用艺术来定义国家战略,难以反映国家战略的本质。因为,艺术在这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和方法。与以往的军事战略相比,国家战略不仅仅是方式、方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内容、范围的拓展和战略层次的提升。把国家战略定义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显得层次过低。

  2.军事战略

第二,用科学来定义国家战略,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科学是指经过验证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一项国家战略,在实施之前或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实际、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未得到或未完全得到验证。即使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也还不是反映这方面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也不能称之为科学。正如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仅仅是案例,而不是医学一样。

  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同样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指导”,进而错误地断言:“一般说来,战略的本义就是指战争时期的战略”。

第三,美国军方的国家战略定义,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强调发展和使用武装力量。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性质。回顾历史,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武力的使用。直至今天,美国在其本土之外仍然驻有大量兵力,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就是明证。

  但他们所阐述的“军事战略”观,却又与“战争战略”观有很大的差异,也可以说有质的区别。

第四,美国军方用科学来界定其国家战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战略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就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称霸世界。对这样的国家战略冠以科学二字,就是要给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战略披上科学的外衣,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认识到,遵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就是顺应规律,遵从科学,否则,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违背科学。事实上,在美国军方用科学二字来界定国家战略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暴力,是血淋淋的屠刀,是杀人于无形的现代武器装备系统。不认识到这一点,极容易在观念上被蒙骗,在思想上被麻痹,在理论上被缴械,在行动上被打败。

  首先,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认为,战略的外延、内涵、战略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是僵化、凝固、死板的,而是开放、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上看,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战略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对象的逐步拓展”,“战略研究对象的拓展是客观历史进程,而非主观随意的‘泛化’”。

显然,美国军方对国家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服务的。这一定义只适用于美国,不适用于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其他国家,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

  其次,基于这种唯物、发展变化的战略观,他们说“将战略定义为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在以往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是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和客观要求的;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世界也已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战争手段虽然仍被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有了进一步增强。在现实军事斗争中,战略指导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的范围。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客观要求,迫切要求对战略概念重新加以认识,并对它的含义作出新的解释”。因此,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主张,研究战略问题一定要“着眼于新时期的战略实践”,突破“仅仅以战争为对象研究军事战略的思维框架”,拓展军事战略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他们这样说:“战略学,是军事领域的战略学,而不只是战争的战略学。军事领域的斗争包括战争和非战争两种方式。研究和揭示战争指导规律固然是战略学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但仅此还不够,还应当从国家军事斗争的全局上去研究诸如军事威慑、军事外交、军备控制与裁军斗争、边海空防斗争等一系列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的指导规律。如果说这些非战争方式的军事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活动的范围和程度还很有限,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那么建国以后的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成为国家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中国权威工具书曾经为国家战略下过非常简洁的定义。例如,1993年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战略分册》把国家战略定义为: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2008年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防发展战略分册》将国家战略定义为: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方略。很显然,这两个定义过于简单,且没有揭示出国家战略的本质。因此,必须依据国家战略的本质特征和遵循基本的逻辑方法,重新定义国家战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持有“军事战略”观的学者们确定了“以国家军事斗争全局性指导规律为对象”,认为“战略,亦称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与指导”;而“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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