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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欢迎你】警惕“陷阱”理论背后的陷阱 避免对西方理论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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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陷阱”理论成为中国的流行语言,从“中等收入陷阱”到“低生育率陷阱”,从“卢梭陷阱”到“塔西佗陷阱”,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频频闪现于各类传播媒体重要位置的各种“陷阱”理论,引起中国民众的困惑,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考。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忧虑,不断散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并将其夸大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中国思想界应跳出这一话语限定,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评:跨越各色“陷阱”的陷阱

辨析“陷阱”学说: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认清“陷阱论”的致命缺陷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早在2012年和2013年,他便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随后,“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便常常出现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中。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中国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门的“陷阱论”给缠住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国人如履薄冰,总是对未来捏把汗。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腊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及其各自所领导的同盟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军事指挥官在其传世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从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无论是修昔底德的叙述还是历史的真相,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守成大国。而且,修昔底德本人也并没有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然而,美国着名国际战略研究学者、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在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时,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他说,在过去五百年中,一共发生过16次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先例,其中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纷争,其他的12次均以战争收场。阿利森教授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他认为一战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从而斯巴达决意发动战争一样。阿利森教授把崛起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或者崛起大国必然遭到守成大国的遏制,从而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逻辑,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句话:“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他根据这一论断来观察过去500年世界大国竞争的历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崛起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或者叫霸权国、守成国),而现存大国因为惧怕崛起国,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他的团队认为,在世界上主要的16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都落入了这个“陷阱”。

当“陷阱论”出入各种讨论场所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不带成见。它的缺欠在于:首先,它只是对有限区域的历史过程的不完全总结;其次,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总结又是有选择的,是对极为丰富的历史构成的简化;再次,这些“陷阱论”大多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反映了曾经胜利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当“陷阱论”为现实利益服务、成为控制或压榨新兴者的理论工具时,对历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各种“陷阱论”各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陷阱中。

“金德尔伯格陷阱”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在于守成大国英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而崛起大国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另一位更为有名的国际战略研究学者、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重提这个话题时,把金德尔伯格的这个着名论断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陷阱的逻辑是,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就会导致国际冲突不断乃至引发大战。约瑟夫·奈认为,由于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缺位,将导致全球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中国继续免费搭便车、不愿对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么世界有可能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如今,“哈佛修昔底德陷阱项目”的专门网站已经建立。这个项目希望把更多的历史案例搜集和融入到研究范围中,并试图创建关于“崛起国家挑战守成国家权威”的社会科学大数据库。美国政界、智库界、学界的不少知名人物,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海军上将、前国防部长卡特、《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格森等,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

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才能维持国际秩序。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

辨别话语伪概念: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关系的前景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本身是对修昔底德的误读,是试图从表面上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并得出结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析危险。

金沙国际欢迎你,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含义并不相同,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他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

警惕“陷阱”理论包装背后的政策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看,“修昔底德陷阱”的表述其实是“新瓶装旧酒”。比如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权力转移理论”就阐述了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基本逻辑: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这个大国就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崛起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霸权国则因为是既得利益者,想要维持现有秩序。随之便会形成双方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发生竞争与冲突。当崛起国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

另外,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比如鼓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前后不一。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给后人设的一个陷阱。

约瑟夫·奈在展望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以及可能的国际秩序大调整时,进行了超时空的乾坤大挪移式类比与想象。在约瑟夫·奈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主动示强而不是示弱”;而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正好相反,是崛起的中国“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也就是说,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谋士和外交战略设计的圈内人士,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中国示强,中美关系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国示弱,中美关系就会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个精巧的逻辑与政策的双重陷阱,置中国的对外政策于两难之中。而这正是约瑟夫·奈等希望出现的结果。

结合国际关系实践看,上述理论尽管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能够得到印证,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梳理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其间发生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就远远超过16个。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的70多年里,尽管各种国际冲突和纷争为数不少,大国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在“修昔底德陷阱”团队所研究的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其中的2次便是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德国的崛起。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其潜台词恐怕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这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拥有特长历史、特大规模、特世俗社会以及特殊崛起这“四特”属性的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奉这些“陷阱”为圭臬,将会形成恶性预期自我实现的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为此,笔者认为,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约瑟夫·奈等美国智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诱导中国外交政策步入美国设计的轨道,从而延缓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从而护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修昔底德陷阱”是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

走出“陷阱论”的历史迷思

事实上,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亦无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谓的“陷阱”不过是对人类历史的误读和对西方理论的迷信而已。因为,用于描述当今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等一系列话语是伪概念。西方学术界通常把美国称为“守成大国”、“现存大国”,相应地把中国描述为“崛起大国”、“新兴大国”。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把西方国家视为主体,而把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视为客体。如果我们换一个坐标,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大历史来看,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其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复兴进程之中的大国。因此,所谓中美双方分属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国家定位,并不是一个与现状和历史经纬相吻合的准确表述。作为命题载体的概念本身暗含着极大的瑕疵,其逻辑推论也必不成立。

“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少数西方国家的一种成见,他们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全球性冲突因此将不可避免。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少数西方国家热捧,这一概念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