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不能太重名利

刘海粟
  近来不如从前了,虽然家还没有安顿好,但是到临时的“家”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应接不暇。有来探望我的,有来求教的,有来要我作画写字的,还有报刊记者和编辑,总之,非常热闹。
  热闹有啥好处?世界是热闹的,大城市是热闹的,人在社会上原来也是在热闹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画家,对热闹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怕热闹,想避免热闹,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尤其一个成了名的画家,你想不要热闹,办不到,人家会来凑热闹。
  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想热闹,是不是怕日子过得不热闹?
  对一个名人来说,热闹有时就是捧场,就是奉承。这对从事艺术创作是有害的。因为太热闹,脑子要发热,安静不下来。
  我大半生都在热闹之中过的,但是我一直在寻求摆脱热闹的办法,我要冷静,要安静一点,宁可冷清一些。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作乱,我运交华盖,家里倒冷清了一阵,我的心情也冷静得多。我坐在唯一给我留下的三层楼这个既是画室又是起居室的走廊里,因为来的人少,可以冷静地考虑问题。回顾我的过去,考虑我的将来,象放电影一样,一个一个镜头在眼前过去,我从中总结自己的教训,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
  我大半生都是这样。尤其在进入老年以后的这三十年来,当客人走完了,家里的人都睡了,我常常喜欢在晚上,坐在书斋里,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面对着墙上挂的一些新作旧稿,思考自己的艺术道路。环境非常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我脑子里考虑着各种问题,心里思潮起伏。这样的静坐,很有意思。这十多年来,尤其是前几年,我所以比较冷静,因为来捧场的人少了,来干扰的事少了,我反正“闭门思过”,倒是清闲得很,头脑也冷静得很。利用身边仅有的一些书,手头留着的纸和笔,我就读书,写字,作画,想问题。
  真正要做学问,要写字作画,就需要有一个安静、单纯的环境,宁可冷清一些,因为它安静,便于自己研究。
  但是因为文艺界是比较热闹的,也有一种赶热闹和轧热闹的空气,好象不热闹就“吃不开”,就没有“名气”,好象社会就会把你遗忘了。所以有的人就拚命赶热闹,往热闹当中挤进去。象从前白相大世界,越是乱哄哄、闹稠稠的地方,好象越有趣。这种人,叫做“不甘寂寞”。好象几天不到热闹场所,别人就会忘记你,就觉得冷清、寂寞了。其实,越是怕寂寞的人,将来就会很寂寞。因为你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热闹场所,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研究自己的学问,在热闹场中混到老,什么成就也没有,最后社会不承认你,越老越寂寞,以后死得也寂寞。死后烟消云散,谁又记得你这个不甘寂寞的人呢!
  所以,甘于寂寞的人,将来倒不会寂寞的。戏剧界的梅兰芳、盖叫天、周信芳,还有杨小楼、金少山是不寂寞的,他们平时一直在家里练功,提高。许多卓越的书画家,都是不寂寞的,很多在平时却是甘于寂寞,谢绝应酬,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你们年轻,精力正旺,正是做学问的好时光。一定要甘于寂寞。你集中一段时间闭门学习,不去赶热闹,社会上暂时不出现,没啥了不起,等你真正有成就,社会上永远记得你,你就永远不会冷清,不会寂寞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这些话可能不对,我也不是反对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我只是对那些“不甘寂寞”,好轧“闹猛”的人提点意见: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要珍惜它。

  大浪淘沙。市场是冷静的,因为不管东西是真假、好坏、是非,兜子里的钱却只能是真的。假钱、骗钱、抢钱,都是犯法;假艺术、骗艺术、抢艺术,却还是艺术,是艺术行为、行为艺术。

  我在香港开画展,外面有的杂志介绍我的画展时,引用了我在《山水画刍议》一书中的主张,“三分作画、三分写字、四分读书”,并说“现在有些画家是三分作画、三分宣传、四分社交”,这句话是很深刻的。在旧社会那就更是这样,全靠背景,没有背景开不好画展,但我认为在年轻时应该扎扎实实做些学问,社交搞多了,要影响做学问。等年岁大了有点名气后,再回头做学问练基本功就来不及了。走近路想早点出名,看起来像是聪明人,但老老实实练基本功做学问,绝不是笨事,而是更聪明。老老实实做人,不搞花巧,人品高了画品也会高,画品是反映为人的各种因素的。

  太多的时候,理论很无理、无力。理论基本不能指导实践,理论顶多是对实践的总结。对于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尤其如此。

  当时卖画,也是卖面子、卖名气,冯先生名气大,当时生活还好,但只有这么几个。大多画家是很苦的,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我想最好不要卖画,但我家境并不富裕,不卖画,以后怎么生活。当时我有一朋友在浙江武康县上柏山中办农场,他也喜欢游山,约我同去天目山,我先到上柏山中他家里住了几天,我说这地方好,他叫我也到山里来办农场,我本来就不想以卖画为生,就置了些山地,种了梨树和燕竹。当时我有一方图章“门前干树梨花人家”。冯先生赞成我这条路走得对。就这样经营了不到五年,梨树开花结果,竹也成林,但抗战开始了,我就带着全家逃难,两个老人、几个孩子,老伴又在生病,一路上颠沛流离,狼狈不堪,最后到达重庆,重庆市里要挨轰炸,在乡下又有土匪,最后找到一个亲戚,他介绍我在一家兵工厂的附属农场里当事务员,做记工记账、领料发料等工作,工资不足以养家,空下来也画些画,后来在重庆成都开过几次画展。有一次在成都有人对我说:“你要开个展必须去见一下四川省教育厅长。”我带了一张画去见他,他看画后说:“画可以,但在成都开画展人事第一,作品第二。”我这个人有戆脾气,不通世故,回答他说:“我二十年学画未学人事。”他说:“这样画展是开不好的。”我也知道人事第一,但我这个人不会人事、不会交际,直到现在还是不会。

  再看艺术实践家们,似乎潇洒多了。当然,现在各类艺术家多了,想脱颖而出也不易。假如实践家中有些品味的,知道读书,知道搞一些理论研究,知道增加艺术背后的一点学术含量,那肯定就是大师无疑了。此时,以前一脸严肃的理论家们,从愤愤到纷纷,前来捧场、捧臭脚、抬轿子,把艺术实践家自己做梦都想不出来的内涵、意思、境界,统统都替你完善好了,编成册了来邀功请赏,不是吗?

  再则是安排画家下生活的条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画山水必须到名山大川去,公家出旅费安排时间,组织几个人一起去。以前想去首先自己要有一笔旅费,其次在工作的人也没有假期,再者要找一个同伴也是极困难的,一个人去不好,交通又不便,治安也不好,一个人更不安全。我没有别的嗜好,就喜欢到名山大川去,总想每年跑个地方,所以在旧社会的画家中,我可算是跑的地方多的一个,但现在年轻人,能去西藏、新疆等地,近的名山大川更不用说都跑遍了,我与他们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出去跑是重要的,但总要先学点传统,没有传统面对真山真水,自己凭空想出一套是不可能的。我常对人说,每到一地,总要得到一点东西,各地有各地的特点,每次出去要带点新的表现方法回来,这样积累起来就出面目。

  理论无用,语言乏力,折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罢了。

  我这个人有一股犟劲,对一门学问,学了就要认真地学,搞好它,把一生精力扑上去,不甘于小成,要与最强最好的比,即所谓要与古人血战,不能学到一点就沾沾自喜,我要求自己的画要创新法有面目,这种新法和面目,要被人所承认,要影响后世人,这样在美术史上才可占一席地,说得形象些,过一百年后举行历代画展时,能挂上一张,这就不是白过一生了。

  即便大理论家,基本也都是很世俗的,可以被买通。不为钱而理论研究,那是书呆子。不为钱而写批评文章,那是有另外的目的。给钱也不写,那是因为钱少。宛如说一个美女不愿意跟人上床,那是因为给的钱少。真金也怕火炼,眼下不被熔化,那还是因为温度尚低火候到了,不仅熔化,还会直接气化、升华。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行万里路是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读万卷书,现在青年人不太重视读书。读书要从小开始,我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学里接触一点古典文学,但也不深不透,中学毕业后,决心学画,我父亲不同意,说学画要饿死的,如上面所说,靠卖画生活确实是不容易,但我对画画有特殊的兴趣,后来说服了父亲让我学画。学画后,听人说画中国画必须读点古典文学,作诗、填词。所以我在近二十岁时才开始读书,年轻时读的书可永世不忘,我二十岁开始已感到迟了,我主要靠自修,没人指导,我的文学修养全靠补课得来,没系统、没计划,拿到书就读,是涉猎性质,所以我的文学基础是不牢靠的,但我感到自己有三千兵能当五千用,肚里货是不多的,拿出去还能将就一下,实在是骗骗人的。有一次我有个书卷托人带给南京的高二适(就是在《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上与郭老辩论的那位老先生)请他题跋,他看后说我对《水经注》很有研究,实在天晓得,《水经注》我是看过的,但只是抽几篇看看,如其中的江水注,长江、三峡等条,根本谈不上研究。也有人说杜诗读得很熟,对杜诗有研究,说我作的诗有杜甫的味道。我杜集是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另外诗只读些选本,我家也没有一本字典,读书难字过,所以没有扎扎实实做过学问。虽然是这样,但我认为读点书对画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有十分精力安排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写字。画画必须要写字,不仅是字写好了题在画上可以相得益彰,书法与画有共同之处,写字也是一种最好的肌肉训练,可使笔头重,笔力入纸,而且写字讲究点划,用在画上可不放过每一笔,可经得起推敲。好的书法,多看多临,可以变化气质,改善一个人的笔性,我感到笔性一半是先天的,一半是后天的,在后天方面,要改善笔性必须立人品,做学问,多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