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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馆暴动背景过程啤酒馆暴动的影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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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等人,要阴谋推翻魏玛共和政府,暗中组织向柏林进军,凡尔赛和约的宣布正是天赐良机。

啤酒馆暴动简介:啤酒馆暴动的背景是什么?啤酒馆暴动的过程是怎样的?啤酒馆暴动的影响有哪些?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1)

  
在魏玛宪法起草期间,德国人民对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还很少考虑。他们看来,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而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

啤酒馆暴动简介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出乎德国人民预料的是,协约国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于5月7日在柏林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到最后还沉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全国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政府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门前,群众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月8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照会协约国说,这种和约是”
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啤酒馆暴动(德语称作Hitlerputsch或Hitler-Ludendorff-Putsch),又称啤酒馆政变、希特勒暴动。1923年11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发动的法西斯未遂政变。

(2)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对德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1/8
的领土,1/10的人口,65%的铁矿和45%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条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还必须交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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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和约规定,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波兰。这是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800名左右的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1923年,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
、驻巴伐利亚德国国防军司令洛索和邦警察局长赛塞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者企图维护君主制度,对抗共和国政府。他们同希特勒及其他民族主义团体联系甚密。

(3)

  
从5月8日那天起,德国上下政见分歧,派系林立,国内矛盾进一步发展。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军队虽然因为战败被迫接受,但和约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在德国只剩下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立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希特勒试图利用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发动政变,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最终政变失败,希特勒等数位纳粹党领袖遭逮捕。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8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20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枝机关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他急忙喝了几口气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
  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起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他的讲演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巴别,《圣经·创世纪》中的城名。——译注)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11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区,加剧了形势的混乱。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披露,1923年1月法国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跌到了18万比1
美元,到7月1日跌到了16万比1;到8月1日跌到了100万比1。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40亿比1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丧失了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

啤酒馆暴动的背景

(4)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纳粹党是在战后德国面临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滋生和繁衍起来的,它是一个竭力煽动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极端反动组织。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1000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19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19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19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这样的时候,对希特勒正是天赐良机。

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影响,希特勒打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进行欺骗宣传。

  电云:
  冯·卡尔州委员、冯·赛塞尔上校和冯·洛索夫将军业已镇压希特勒起义。枪口下发表的支持无效。请勿误用上述人名。

  
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的混乱局面已经造成了推翻共和国的绝好机会。但是,如果由他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为此,希特勒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希特勒的灵机。

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希特勒抓住《凡尔赛条约》大作文章,认为德国的灾难来源于《凡尔赛条约》,号召德国人民起来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挽救民族的危亡。

  冯·洛索夫

  
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致力于实现”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11月罪人!”的口号。2月间,巴伐利亚有四个右翼武装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月2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全场热烈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为了适应德国出现新的革命形势,顺乎潮流,利用人民的革命情绪,希特勒也标榜纳粹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纳粹党从一开始就以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出现,公开地激烈批判资本主义。

  在19步兵团团部,卡尔正伏身在扶手长椅上,草拟将在全城张贴的公告。他终于草就了一份人人满意的告示。他说,欺骗,将德国的觉醒变成了令人作呕的暴力。“若让盲目的反叛得逞,巴伐利亚将与德国一起,被抛入深渊。”他下令解散国社党和其他右派组织。他宣布,起义的负责人将“毫不留情地受到应有的惩罚”。对卡尔委员而言,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夜晚。
  直到清晨5时,三政治巨头镇压起义的消息才得以证实,并传到了军区司令部。消息是由被废黜的步校指挥官送来的。他遗憾地告诉希特勒,三政治巨头并未遵守誓言,因为那誓言是在枪口下立的。冯·洛索夫将军将武力镇压起义。如果希特勒确曾大吃一惊,他也未溢之于言表。他对同伙发表了长篇演说,结束时,他宣布,如果需要,他决心战斗到底,与事业共存亡。在征得鲁登道夫的同意后,他命令施勃纳·里希特带上其仆人(他已取香槟酒和食品回来),寻找他们委派的新总理波纳,令他带上一支“奥贝兰”部队,前去夺取警察总部。波纳高高兴兴地率部出发,且信心百倍。他只与一同伴步入警察总部。当他们走进主事少校的办公室时,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被捕了(“如遭棍击”)。波纳先前的助手弗里克早已被扣押。
  此时,希特勒,鲁登道夫与其他参谋人员,正在返回啤酒馆的途中,只留下罗姆及其部下镇守军区司令部。希特勒虽被搞得丧了胆,但仍未放弃起义。“如能成功,很好”,他阴沉地说,“否则,我们自己上吊。”那时,天还黑。希特勒下令让未据守据点的起义人员到啤酒馆大厅集合。当部队从四周涌进贝格勃劳酒馆时,下起了寒冷的雨雪。士兵们明白,情况已经不妙,却又不了解详情。即使如此,至少有一队冲锋队唱起了埃卡特写的《斯通里德》:“醒来吧,德国!挣断你的锁链!”

  
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巴伐利亚的行政当局首脑,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严厉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中尉则要求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希特勒和亲信们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劫持巴伐利亚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这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1923年,纳粹党员发展到三万余人,成为德国一支新起的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这时,正值德国马克暴跌,金融界一片混乱,法国、比利时又出兵占领了鲁尔,激起了德国人民对政府的愤怒情绪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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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晚上近9点钟的时候,卡尔正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对三千名听众发表讲话,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冲锋队随即在门口驾起了一挺机关枪,封锁了酒馆的出入口。希特勒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跳上一张桌子,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这时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听众不知所措。希特勒在赫斯和打手格拉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从讲台上退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希特勒认为夺取政权时机已到,他联合德军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企图仿效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利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