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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一章 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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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一个中下等人家,但却有着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所不同的经历。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这里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丘陵起伏,森林密布,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农田。虽然距离首都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却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保守执拗。但希特勒一家人却与众不同,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和亲戚们的关系都比较疏远,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罗曼蒂克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呱呱落地,出生在勃劳瑙镇一家名叫波麦的小客栈里。父亲是个私生子。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继承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阿道夫一家都有一种古怪的脾气。祖父约翰·希特勒是个打短工的磨坊工人,为了招揽活计,整天价在下奥地利各个村庄走村串户。18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同当地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成了亲,婚后5个月生了个儿子,因为不足月,加上生计困难,没过多久,母子二人先后夭亡了。从此,老约翰·希特勒又过起了鳏夫生活。18年后,老约翰在杜伦绍尔做工的时候,又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她是施罗尼斯村庄的人。这位夫人,虽过烟花盛年,但她的私生活并不检点,在结婚前5年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这就是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的真正父亲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约翰·希特勒,有的说不是,但这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约翰娶了这个女人之后,并没有按着当地的习惯,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因此,这个孩子长大后,人们都叫他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1847年去世,此后30年,老约翰销声匿迹,不知漂流到何处去了。直到他84岁那年,约翰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认子归宗。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埂お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了。自然这个姓氏也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对此,多思善想的德国人曾有种种推测和评论。有的说,如果这个84岁的流浪汉在他妻子去世30年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了。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希特勒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告诉他少年时代的一位密友说,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在他看来非常粗鄙俗气,既不好听,又累赘拗口;而希特勒这个姓氏既顺口,又好记。因此,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使他高兴的了。
  
  阿洛伊斯的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因此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大的。阿洛伊斯成人之后,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的父亲约翰一样,喜欢游荡,缺乏固性,不久就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谋前途去了。到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成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年后提升为海关小职员,当时就娶了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夫人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论年龄,女方不仅比丈夫大14岁,而且身体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个好色之徒,在与妻子安娜·格拉斯尔-霍勒分居前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同居了。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小阿洛伊斯,这就是希特勒异母同父的大哥。在发妻去世后1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个月后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不到1年弗朗席斯卡就因肺病死亡。
  
  阿洛伊斯生就的桃花运,在二房夫人去世6个月后,就同他的外甥女结婚了。新娘不是别人,正是抚养他成人的并为之过继的亲叔父的外孙女。姑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比她的舅舅丈夫年轻23岁。那时舅舅和外甥女结婚,这不仅在东方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就是在男女社交开放的西方国家也是少见的。当时村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舅舅甥女配婚姻,年龄悬殊笑煞人,生儿育女乱了套,伦理体面全丢尽。”因为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舅父,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其实这位海关职员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就以膝下空虚为名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生了歹意,打算病妻一断气就娶克拉拉为妻。这件事情所以拖到1885年1月7日才办,主要是在克拉拉满16岁到了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阿洛伊斯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在这个节骨眼儿,舅舅和外甥女结婚,怕被人耻笑;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已同居。因此,这桩婚事就被推迟了。在这种情况下,年已20岁的克拉拉一气之下就离开舅舅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克拉拉与舅父结婚刚满4个月,就生下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不幸在襁褓中夭折,1886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没有活成。阿道夫是阿洛伊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以后,阿道夫的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弟弟。阿洛伊斯一生结过三次婚,生养了七个孩子,但只养活了三男一女,其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全家”最出类拔萃”的了。
  
  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一生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德国作家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个月的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又继续出事。1924年,阿道夫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陷囹圄,阿洛伊斯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个月的徒刑。直到国家社会党执政后,阿洛伊斯的境况才好了一些。他先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同父的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年轻时嫁给税务官拉包尔,后来姐夫死了,希特勒把她接到德国来替他管家。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又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教师,当时希特勒已是德国的总理兼独裁元首,对姐姐的离去很不高兴,据说连结婚礼物也没有送。姐姐安吉拉是一家中唯一同阿道夫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也就是希特勒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少妇,不久阿道夫就同她发生了爱情。正是:舅舅爱外甥女是门风,阿道夫·希特勒步父行。
  
  希特勒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在他年满六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的学校念书。恰好这年正是希特勒的父亲从海关退休的时候,那是1895年,刚好58岁。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2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个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学习了2年,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他对纳粹党的副领袖赫斯讲述了他当时的思想: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后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倔强的性格,这种性格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促使了他狂妄野心的发展;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念书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希特勒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教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34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大的战役的时候,他也常常在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闲谈时挖苦他年轻时的教员如何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几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有一部分保存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里:
  
  想到担任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月3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在希特勒的学生时代,唯一给了他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林嗣中学的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希特勒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后来写道: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少的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的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民族荣誉感。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希特勒的母亲当时42岁,住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里,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她秉承丈夫的意愿,百般劝说儿子好好进学校读书,继承父业,但希特勒却比以前更加坚定,下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二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不愿上学,母亲又劝他去做工,学一种手艺,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整天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却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据希特勒少年时的密友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他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到了1906年,希特勒满17周岁后,林嗣这个小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野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于是,他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这个大都市混了2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一生中度过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维也纳处处使他目眩神迷。他成天价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在这里,他想完成他当艺术家的宿愿。1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像一匹野马,但是这种希望因为成绩不佳而马上化为泡影。但希特勒并不死心,次年又试了一次,这次由于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后来,他又想进建筑学校,也终因学业不济,没有去成。这些,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雳。
  
  真是祸不单行,又一个噩耗向他袭来。这时,他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腺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多灾多难的母亲和姐姐凑钱供养了他达3年之久,但他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去世了,两天后她被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说:”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劳动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友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正是:浪子狂游寻天堂,野心勃勃去他乡。

  1908年,希特勒来到了维也纳。维也纳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府,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服装和文化的首府,是一个不同民族的大熔炉。有位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
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都拥向这里,他们说,这座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托兰在其著作《从乞丐到元首》中写到:“城内有一家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一一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是的,维也纳不是真正意义的德国城市’。”

  希特勒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事,但对其少数心腹,他却也承认,自己无法与父亲相处,因为父亲独断专行。他母亲是个性格安静而温柔的女人。希特勒虽然极尊重母亲,但家庭的主宰却是父亲。父母都是瓦尔德维尔特尔人。这是个奥地利的农村,位于维也纳西北部,离现今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不远。据希特勒族中人说,他的家族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在奥地利,希特勒是个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从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变而来。1430年以来,瓦尔德维尔特尔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过许多拼法,从“Hyd-ler”变为“Hytler”再变为“Hidler”(这三个字拼法不同,读音却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译注)。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亲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奥尔格·希德勒(Georg
Hiedler)。他的后裔有时也将其姓拼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个时代,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样,拼写既无关紧要,也不规律。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风景平淡,地处丘陵地带,多树林。斜坡上长满了整齐的林子,也有勤劳节俭的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耕地。希特勒的父亲于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时是个42岁的未婚女人,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因为村子小,斯特隆斯还不能独立成为教区。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萨姆登记,名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非婚生子”。父亲姓名一直是个空白。于是,便产生了至今仍待揭开的谜:他可能就是邻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钱的犹太人,名叫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玛丽亚·安娜曾在格拉兹这位犹太人家里当过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轻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5岁时,邻村希皮塔耳,一个名叫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游动磨坊工与玛丽亚成了亲。但她与小儿子过的生活依旧很艰苦;5年后她便去世,继父又开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约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门牌36号)抚养成人。这间农舍以及邻近的一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希特勒曾在这里度过五六个暑假。
  后来,希皮塔耳的情形变得使阿洛伊斯无法忍受,于是在13岁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门。”这段插曲(如果属实),后来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绝境中作出了决定,上了路,身上只带着几枚左尔登(德奥两国以前的银币——译注)作路费,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来。”一路上,他东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这个冒险青年心目中的麦加城——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当上了鞋匠的学徒。5年后,他学会了做鞋的手艺,却又决心“干点像样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边防军。这样,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职还高出一头。
  他勤奋用功,通过了特别考试,到24岁时,已升为监管之类。
  这种级别,对瓦尔德维尔特尔村人说来,是一种超凡的荣誉。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当上了设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国隔江相望的布劳瑙海关的督察。
  对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骄傲的莫过于是将他抚养成人的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从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没有男嗣得以继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1876年春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动机。村里的闲话说,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写过青年时*?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兹·耶钦格说,希德勒或许是想通过将阿洛伊斯合法化的办法,确保他的职业。“如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这是个很强有力的动机。”)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两名亲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维特拉镇,在公证人面前作了假证,伪称“希德勒的哥哥”——他们将他称为“希特勒”——曾数次当面对他们说过,并在他死前(1857)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遗嘱中称他曾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将他合法化,并立他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农民之狡计使然,目的是故意将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亲戚一同来到多拉萨姆——阿洛伊斯出生时就在该地登记。在查验了由三位证人签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区牧师查阅了该区的婚姻登记册,并证实,在1842年确有一名叫格奥尔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尔格鲁勃的姑娘结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记。但是,要么因为迟疑,要么因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将“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将婴儿姓名“施克尔格鲁勃”划掉时却未将另一个名字补上。在最后一个栏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写道:“签字人证实,本栏所登记为‘父名’的格奥格·希德勒,与签字人甚熟,据称,他根据孩子母亲的意见,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认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区将孩子列入洗礼名册。”
  三名证人的签字是由牧师代劳的,由三人依次画押——各自画了个十字架。
  登记册修改一事,既没有日期押脚,又没有签名,那位牧师会生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将父名写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记册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这套手续从头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过法庭,否则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认为父亲的;第二,做母亲的需将事实予以证实。
  这件事中,还有一处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对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难堪;在奥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为奇,在遥远的山区,私生子的出生率高达40%。在农村,孩子就是命脉;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是受欢迎的。而特别令他难堪的是更改姓名,因为“施克尔格鲁勃”业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绩。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诱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议论说,老人曾答应更改遗嘱,借以规劝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罗令(当时奥地利之货币名,一弗罗令约值两先令——译者注)之巨款购买了一农庄,这多少证实了村里人的闲话〕。不管怎样,他决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关重大。很难想象七千万德国人同声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是个什么样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们看来,身穿制服、梳着军式短发,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刮得干干净净的双颊旁边各有一撮浓发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潇洒无疑了。而他也向姑娘们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亲一样,他已是一个私生女的父亲。他虽然已娶了帝国烟草垄断公司里一个稽查员的女儿为妻,但对一位喜欢寻花问柳的人来说,这也没有多大节制作用。毕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长4岁。
  在希皮塔耳村,最诱人的姑娘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孙女克拉拉·波尔兹尔。她才16岁,性情温存,长有一副甜蜜的脸孔。她身材苗条,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结实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匀称,又长着一头棕色头发。是出于一见钟情呢,还是单纯出于为病妻找个女佣的愿望,这均无关重要。事实是,他说服了家人,将她带至布劳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栈内——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厨房女帮工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客人称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无法忍受的。她离开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现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该轮到法妮出台了。她俨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妇的身份出现。她非常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佣对易动感情的阿洛伊斯说来,具有多大的引诱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将克拉拉弄走。两年后,即1882年,法妮产下一男孩——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痨。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礼是非常及时的——不到两个月,第二个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这样,阿洛伊斯终于有了个合法婚生子,尽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还承担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男孩的法律责任,而法妮呢,虽然身份已经合法,却也不见得更加幸福,因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迹象。与她的前任一样,她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离开布劳瑙,到空气新鲜的邻近的乡间去。阿洛伊斯带着两个小孩,又住在波马客栈的顶层,他会求助于漂亮的侄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进波马客栈。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妇。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经常探望法妮,尽力帮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敌的照料。
  1884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结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为她可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也是真正喜欢她。但当地的教堂禁止他们结合,原因是,根据那个假证,他父亲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关系。阿洛伊斯向牧师投诉,要求罗马按特殊情况处理。不到一个月,申请获准。很明显,这是因为克拉拉已怀孕的缘故。于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马客栈正式结婚。婚礼时在场的有两个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还有三个证人:克拉拉的妹妹约翰娜和两个海关官员。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厅烧得过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寻开心。新婚夫妇并没有过什么蜜月,在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后,阿洛伊斯便回海关去了。据克拉拉后来回忆,还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难得的是,尽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检点,他的业务工作却未受影响。他依旧是个忠诚老实、办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虽然在地方上他的名声不好——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柄——他还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在众多谣传中有一条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还在世时,他就给她买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妇后,可说是万事如意。论管家,她是个典范;对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们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婚后4个月,她便产下一个儿子;不到两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两个孩子相继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这个悲剧是克拉拉难以忍受的。幸运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倾泻她的母爱,但与丈夫的关系却很不自然。从一开始她就将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的道路,对希皮塔耳的一个普通姑娘说来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她仍称丈夫为“叔叔”。
  三个孩子的连续夭折,很明显,影响了她的受孕率,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四个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鲁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杀身亡)。就血统而论,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尔格鲁勃,四分之一波尔兹尔,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礼登记册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克拉拉说,阿道夫是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个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忆说,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泼,发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宠爱自己的孩子,也许宠坏了他。
  在波马客栈,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做父亲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养蜂,在这些方面花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更长,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显,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谨慎多了。女佣对他的印象很好,说他“对人严厉,但很好相处”,对下人很体贴。例如,有一天,为了不弄脏刚擦拭干净的地板,他竟高高兴兴地脱去靴子。但是,海关新任监察却认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为人冷漠。“他严格,说一不二,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着它照相。”
  阿道夫三岁零四个月时,父亲又受提拔,全家便迁至巴索。巴索这城不小,在波马客栈下方,位于河对岸的德国境内,海关督察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城市里,又与德国孩子们玩耍,这在年轻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痕迹。例如,巴伐利亚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语。他回忆说,它常令他“忆起我的少年时代”。
  很长时间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说,她为了好好补一补“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给他吃奶。直到他快到5岁时,下一个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为孩子刚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旧留在巴索。这样,5岁的阿道夫便与德国的孩子们东逛西逛,玩个没完没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过了一年。1895年春,全家迁至哈菲尔德。这是个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约30英里的地方,他们住的是农舍,座落在占地面积约9英亩的斜坡上。
  一个月后,阿道夫满6周岁,进了一所小学。小学设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数英里路程。这样,阿道夫便又离开了管教*?严的母亲。入学几星期后,父亲退了休。上学本来就受管教,现在,父亲的管教又非常严格,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亲服务40年,退隐乡间后,生活倒也舒适,俨然成了乡间绅士。
  他家的房子虽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树、核桃树所淹没。屋旁有条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内水清如镜,终日水声潺潺。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无比的。邻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来与他作伴。
  上学,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路程实在是太严峻了。学校的“既破旧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两间教室,一个供男生用,另一个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两个孩子给校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忆,阿道夫“思维敏锐,服从师长,又很活泼。”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书包“里边叠得整整齐齐、可说是楷模。”
  “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是一本自传,叙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写道“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们的来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已能高声表达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个小头目”。
  尔后几个月,他在家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变得很沉闷。1896年初,另一个孩子保拉出世,使景况更加恶化。一家五个孩子,包括一个只知道哭的在内,挤在一起,或许会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厉害。可以肯定的是,他变得喜欢吵架,容易发火。他的主要目标是小阿洛伊斯。父亲与儿子不时拌嘴,因为父亲要儿子绝对听话,而儿子又不听父亲的。后来,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说,父亲常常用“马鞭无情地鞭打他”。不过,在那个年代的奥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见惯,被认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学三天。
  曾对这种爱好给予鼓励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顿,还“抓住他的颈背,将脑袋往树上撞,直至他昏了过去”。还有一个说法:虽然他不再如此经常挨打,那个家庭霸主却“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滚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说,甚至连温顺的克拉拉也对它施暴。如属实,这肯定给阿道夫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至于年轻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无法忍受哈菲尔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觉得父亲虐待了他,后母也对他不闻不问,而且对阿道夫也产生了恶感。“他傲慢专横,从小就爱发怒,谁的话也不听”,1948年他对一个会见的人说——事隔52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总是袒护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却又能逃脱惩罚。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没有朋友,他对谁都不喜欢,冷酷无情。为一点小事,他都会暴跳如雷。”
  由于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抛弃,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尘,于14岁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从未回来过。老子心存报复,将儿子要继承的遗产减到法律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老子给儿子增加了不少额外负担,要是阿道夫不能达到要求,就必然会挨揍。几个月后,这位爱唠叨的乡绅,不满现状,将成了负担的农场变卖,带着全家跑到6英里外的朗巴赫过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伟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对面的格斯托夫·兰加纳旅馆三楼住了半年。由于摆脱了农场琐事的纠缠,阿道夫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了,他在现代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在1897—1898学年的大考中,得了12个“优”——最高的学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时利用下午时间,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学唱歌,指导教师是本哈德·格罗纳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桥,上边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纹徽——最突出的是个卍字。
  每到此时,“庄严而又灿烂辉煌的教堂里,浓郁的节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会。奇怪的是,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是反教人物。后来,阿道夫对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过,“还是在孩童时,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牧师。他常常把厨房女佣的围裙借来,披在肩上当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热心地讲起道来。”虔诚的母亲当然赞同儿子的这一职业,但阿道夫对教堂事务的兴趣产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烟时给人抓住了。
  此时,全家已住在二楼。房子宽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连。对一个事事爱冒险的男孩子来说,这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司令部了,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欢的游戏“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对夫妇)看来,阿道夫是个“小流氓”,难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带头进攻梨树和搞其它恶作剧。若是回家,“这野孩子”的裤子也总是被撕破,手上、脚上也总是伤痕累累。
  对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来说,朗巴赫的生活就跟乡间的一样乏味。于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区的里昂丁村购买了一座舒适的房屋。这座房子座落在当地坟地的围墙一边,虽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宽敞,但其地点却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于紧靠有剧场、戏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楼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当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处。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亲管教的主要对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忆,是阿道夫“惹我父亲发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个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亲如何打他,怎样教训他,要他热爱国家的官职,统统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又是那样的爱抚他,想尽量用慈母之心去弥补因父亲的粗暴而使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决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这个计划,便把阿道夫锁在楼上。晚间,阿道夫企图从窗户的铁栏间挤身出去。因为够不着窗户,便将衣裳脱下。正当他爬向自由时,忽听得父亲上楼声,便连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来惩罚他。相反,他放声大笑,高声呼叫克拉拉快上楼来看看“这位穿宽袍的孩子”。比起鞭打,这种讥讽伤害阿道夫更深。后来,他私下对汉夫施坦格尔夫人说,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总算将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对一个秘书说,曾在一本冒险小说中读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现。“我于是便下定决心,父亲打我时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个考验我的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吓得跑到门外躲了起来。我呢,则默默地数着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称,打那天以后,他的父亲便从未再碰过他。
  虽然年仅11岁,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学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顶排的中央,比同学们高出数英寸。他脸孔朝上,双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骄傲自负;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聪明的孩子。论功课,他费不了多少力气,同时还发现了另一种才能——他会绘画。从1900年3月26日画的一幅关于瓦伦斯坦的画中可看出,他作为画家的天才又初露锋芒。在课堂上,他会利用学习时间偷偷作画。有一次,一个名叫温伯格的男孩子,见他凭记忆便将“邵姆堡城堡”画了出来,不禁目瞪口呆。
  课间休息或放学后,他仍是同学们的领袖。他住过的地方比大多数同学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还多,因此,同学们都将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库伯及其仿效者德国作家卡尔·梅依的历险小说(他在拚命阅读)的启发和鼓励。卡尔·梅依从未去过美国,但他写的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和身强力壮的牛仔的故事,却在德国和奥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们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对老萨特汉和他的同伙的冒险简直着了魔。他不厌其烦地带领同学们演出这些故事,年纪大些的孩子失去热情后,他便找年纪小些的来演,有时甚至也把女孩子们找来。
  大概就在此时,他在两本描写1870年普法战争的杂志里找到了更有意义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里边的文章和插图。“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计策,便在我内心成为最伟大的经历”,“打那以后,对凡是与战争或因此而从军有关的东西,我都越来越热心。”(见《我的奋斗》——这部书,出于政治目的,有时会扭曲事实。)
  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不但激发了他的日耳曼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给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时又一小时,他率领着他的“波尔军”,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军的孩子们进行“激战”。他经常玩得流连忘返,害得父亲要等上一个钟头——他原以为阿道夫已去烟铺为自己取烟叶。据温伯格的回忆,其结果是,在家里受到“热忱”的欢迎。这些冒险的岁月,也许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关。“树林和草地”,他写道,“是在生活里随时随地均存在的‘冲突’中决定胜负的战场。”
  那年,6岁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个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难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继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虽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学学业,家庭的悲剧却又加剧了父子之间的冲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让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当公仆的切身体会来启发儿子。儿子呢,则一心想当画家,暂时将其革命计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亲争论的情况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学计划。阿道夫既可进预科学校(是大学预科,重点在对学生进行古典教育),也可进技工学校(着重进行科技教育)。讲究实际的阿洛伊斯选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为这种学校里也有绘画课。
  离家最近的技工学校是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绿色的软背包,首次出发了。由于路途长,有3英里多,他边走边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横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对一个生长在农村和小镇上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远处,在高地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昆伯堡,据说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之叙事诗——译注)就是在那里创作出来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楼。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弯曲的道路,走进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学校。学校是座四层楼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实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办公楼,而不是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阿道夫的成绩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领袖,不再是最聪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围的环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学都瞧不起郊区农村来的学生;而他在较小的学校里所得到的关注和重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学的合照中,他还是站在顶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见了;代替他的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失神的年轻人。
  慢慢地,他变得羞怯和沉默,对功课越来越失去兴趣。
  “我想,我父亲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学校无甚么进步,就会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作的这一解释,对其因算术和自然、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既可说是个借口,也可说是个理由。诽谤他的人就那是因为他天生懒惰,但同样也可能是对父亲进行报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问题,或者仅是因为对不合口味的课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变了战术,成绩大有上进。因年纪比同学们大,他又成了领袖。“我们都喜欢他,上课时玩耍时都喜欢他。”约瑟夫·凯普林格说,“他有‘神’。他头脑并不发热,比许多人都通情达理。他表现出一种性格的两个极端,很难统一。他是个安静的‘狂热者’。”
  散学后,因为阿道夫已学会了套圈,同学们便在他领导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时,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给同学们讲波尔战争,还把他画的波尔勇士给他们传阅,甚至还说他想加入波尔人的队伍。这次战争,在年轻的希特勒心里,唤起了对德国爱国主义的向往。这种感情是大多数男孩子们所共有的。“对我们说来,俾斯麦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凯普林格回忆说,“赞扬俾斯麦的歌曲,以及许多同类性质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顿所作之奥地利国歌,与德国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题相同。在奥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国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问候均是德国的‘万岁!’)。保存一张俾斯麦的画都是犯罪。虽然私下里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对的,但是,谁要是唱这些歌曲或动摇我们对奥国的忠贞,我们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惩罚。”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认真地接受日耳曼主义。这或许是为了背叛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哈斯堡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一次,凯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纳大街走去。到了山顶,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脚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国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骄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头发(据凯普林格说)是淡棕色的。
  此时,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业已令他着迷。年方12岁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德国传说中之一圣杯武士——译注)。该剧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剧本身的音乐,“立刻使他入迷。”剧中激动人心的台词——例如亨利王对武士说的那段话——首次唤醒了他内心种族和民族主义感情的冲动:

  1889年4月20日晚6点30分,一个十分普通的孩子出生在奥地利与德国边境的一个叫布劳瑙的小镇里,他就是希特勒。他爹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而他爷爷的姓名一直不能确认,因为他爹阿洛伊斯是一个私生子,但后来,阿洛伊斯的后爹约翰·格奥尔格·希德拉站了出来,说自己是阿洛伊斯·希特勒的亲爹(希特勒的祖先生活在奥地利的一个叫瓦尔德维特尔的小山村里,那里的人后的姓氏有很多种拼法,如“Hydler”或“Hytler”,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阿道夫的姓变成了希特勒),至于他是不是阿洛伊斯的亲生父亲,就交给生物学家们去研究吧。1837年6月7日,阿洛伊斯·希特勒出生在一个叫斯特隆斯的村庄里,(他在39岁之前随母亲的姓,所以原名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阿洛伊斯这个英俊潇洒的花花公子一共结了三次婚,第一次,阿洛伊斯找了一个名叫霍勒的稽查员的女儿,霍勒体弱多病,而且大阿洛伊斯四岁,两个人没有生孩子。在此期间,阿洛伊斯与自己的厨房女帮佣——一个名叫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人称“法妮”)的漂亮女人有一腿,没过多长时间,霍勒便忍受不了阿洛伊斯的这种行为,她从家里搬了出去。

(2)

  一战让德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直接军费开支1500亿马克,相当于同期国民收入的40%,工业生产下降了57%
,农业生产下降了50%。经济濒临崩溃,民生凋敝,加上出海口被英国海军封锁,无法用工业品换来粮食,从战争爆发开始,德国粮食和日用品便实行配给制,到了1918年,德国人连土豆皮都没得吃,家庭主妇无肥皂洗衣服,只好用草木灰滤水洗涤衣服。

1889—1907

  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母亲是父亲的外甥女,而且由于阿洛伊斯在第一次婚姻里没有孩子,他就把克拉拉过继给自己当养女,可见希特勒的家庭关系是多么复杂。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全家的温饱。1895年,希特勒被送进一所在弗西拉姆的十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读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到:“我的第一个理想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野外的玩耍,上学时的长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的来往,使我在家根本待不住。”由于他的父亲在退休后经常换工作,所以希特勒经常搬家,而且希特勒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希特勒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样。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03年1月3日,他的父亲因为胸膜出血不幸去世,1908年12月,希特勒的母亲也因为承受不了养活5个孩子的重担撒手人寰,希特勒成了孤儿。

  让帝国之敌立刻出现,
  我们准备好短兵相见。
  从东部沙漠到平原,
  敌不敢蠢动分毫。
  德国地靠德国刀,
  帝国威力不动摇!

图片 1

  与人们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遗给家人的并不是贫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时,他领取的养老金是2420克朗。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所领到的要高。他的遗孀所得的,除半数养老金外,外加约等于年养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贴,一次付清。此外,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到240克朗,直至“满24岁,或得以自立,视何种情况为先”时止。
  小屋里最大的变化是紧张气氛消失了。当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独裁的阴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满14岁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关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执行丈夫的遗训,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说,这对阿道夫的梦想,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不管谁何时问他将来干什么,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伟大的画家。”
  为了避免每天长途跋涉,在春季学期开始时,阿道夫获准在林嗣寄宿。这样,母亲仅有一点的微弱影响也缩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5个孩子一起寄宿在一个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这里,他变得彬彬有礼,不只是对房东老太太,就是对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环境的变化虽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绩,却也给了他较多的绘画和读书的时间。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间用功,耗去的蜡烛无数。一次,她发现他弯着腰看地图,还用有色铅笔在画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问。他简短地答道:“研究地图。”
  散漫的学年结束了,阿道夫的数学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补考及格,否则阿道夫要留级一年。这给家庭带来了暂时的阴影,不过,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请,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车前往乡下时,带有两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满了衣服和盘子。到威特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东·施密特——他用牛车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这个小村。这是个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获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脱了田间的操作,偶尔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一同玩耍。一次,他给他们糊了个风筝,“尾巴长长的,五颜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纸糊的”,放起来,“飘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读书和画画上的时间更多。
  这两项追求业已表明,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们的屋里。每在此时,表妹玛丽亚·施密特回忆说,“他便在室内来回踱步,或在那里画个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门外。我要是在外边哭,他就叫他母亲给我一点糖或什么的。我们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开心。他在里边,我们就往窗户上扔东西,这时他就会跑出来追赶我们。”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发生了变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爱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税务员里奥·拉波尔结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欢里奥,说他又喝酒又赌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对新婚的姐夫,是因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画画当作职业。
  阿道夫补考是及格了,但还在为升三年级做准备工作。对他,最困难的课程是法语。事隔多年后,他还对学法语进行谴责,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法语老师休谟教授对于年轻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忆说,“他缺乏自我修养,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显然,他功课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懒,否则,其他那份天才,成绩会好得多。在绘画方面,他的风格是流畅的;科学课程他也学得不错。但是,他对艰苦工作的热情顷刻便烟消云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师和班级顾问,所以,他对阿道夫的兴趣决非一时。“若受到规劝或斥责,阿道夫便暗怀敌意。与此同时,他又要同学们对他盲从,自作领导,还肆无忌惮地搞恶作剧,当然,这些戏谑行为无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见惯。”然而,这位“面黄肌瘦”的青年却也有使休谟教授高兴的东西,而他也尽力去引导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虽则年轻,阿道夫已经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进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缩了回去。
  历史老师里奥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脑中留下了印象。在讲解古代条顿人的历史时(老师使用了彩色幻灯片),阿道夫简直给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灰白发老人,我还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讲课时所带的炽烈感情,有时竟使我们忘却了现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数千年迷茫的历史面纱,结成牢固的历史事实,灌进活生生的现实。每当出现这些时刻,我们端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
  然而,一到课余,经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却是沉闷。到1904年春,学校生活已变得枯燥无味。同年5月,在圣神降临节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坚信礼。这同样令他厌烦。在埃玛努尔·卢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没有一个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脸色阴沉、坐立不安。他的话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说出来……他对坚信礼的整个过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才行完坚信礼的。”行坚信礼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着,卢加特太太回忆说,“他们便在屋前屋后跑来跑去,玩什么‘红印第安人’——闹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补考刚及格——有个条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学校念最后一年级。最近的一所中学在斯狄尔,离家约25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着15岁的儿子,一同到斯狄尔,在西希尼家给他找了一间小屋。从一开始阿道夫就不高兴。他讨厌这个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样的令人恶心。“我经常在窗口练习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绘画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多得多。结果,第一学期的成绩就很差。他的体操课得了个“优”,绘画得了个“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历史和地理,只得了个“中”,数学和德文不及格。逃学,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学,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脖,伪称嗓子坏了。结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参观临近的一个小镇时,他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首诗,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个字无法辨认:

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房客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在我们当中,只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来说,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意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希特勒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不久要到慕尼黑完成他的学业。

  这一次,他成功地结束了学业,课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绩和勤奋程度还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级,他几乎从学期一开始便赶不上,数学再次不及格,勤奋程度也降为”中”。到圣诞假期结束时,家祸掩盖了在学校里的危机。
  1903年1月3日与往常一样,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楼。他刚在桌旁坐定,便说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长辞——死于胸膜出血。
  两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远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镶的是这位前海关官员的椭圆形的遗像——目光坚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邮报》称颂死者的讣闻中说:“他偶尔发出的锋利的言辞,并不能抹煞其隐藏在粗鲁外表后的热心。他历来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维护者,他见识广博,对事物之见解,历属权威。”

  1905年9月16日,希特勒拿到了学校的毕业成绩单,上面写着:德语、化学、物理、几何为可,历史、地理良好,绘画优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过,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艺术家,但是他的父亲希望他当一名公务员,而希特勒不喜欢那种受约束的感觉。希特勒成名后,他的中学老师爱德华•希欧曼曾经这样评价过希特勒:“希特勒肯定有某些天资,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的客气一点,他好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自以为是,不遵守课堂纪律……总之,他学习不用功。”

  (一)人们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内,
  啤酒、葡萄酒,尽情欢饮,
  吃呀、喝呀,放纵无度,
  (X)后全都醉卧地板。
  (二)他们登上高山,
  (X)骄傲的面孔,
  一个筋斗翻下山来,
  连站都站不稳。
  (三)回家了,他们板着面孔,
  时间呀,全部忘记,
  老婆(X)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医治伤口。
  他还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个胸脯饱满的女人。这幅画,连同那首诗,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它们系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写进留言簿〕。
  尽管如此,他的分数后来还是有所上升。学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来补考,就准予毕业。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阿道夫把这个好消息(相对而言)告诉了母亲。在此之前,她已将里昂丁的农庄卖掉——这是个多么混乱、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进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汉波尔德大街31号。这是一座阴暗的楼房,他在里边租了一套房子。离开时刻关心和保护他的母亲,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个头发蓬乱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见。他已是个面带梦想般的表情、举止颇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了。在斯狄尔的一个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学,把他的这一切用钢笔画了下来。这幅画满可称之为“画家青年时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简直把儿子当成英雄,母子二人的关系又变得那样亲密。不久,他们又带着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这一病,母子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阿道夫虽然被“放逐”至斯狄尔,这个夏天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对母子二人来说,这个假期肯定还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开乡下时,阿道夫的身体已经康复,可以回斯狄尔参加9月16日举行的补考了。他补考及格了。当晚,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地开了个小酒会,以示庆祝。结果,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他只记得,凌晨有个送牛奶的人把他从公路上叫醒。
  他将永远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拿到了证明,但希特勒却无法应付毕业考试。事实上,一想到去技术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为借口——“猛然间,疾病前来帮忙”——说服了克拉拉,不让他继续求学。后来,诽谤者攻击说,关于身体不好的问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撒了谎,但保拉却证实,他确实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记得,“他咳得很厉害,又患鼻膜炎,特别是在潮湿和下雾的日子,咳得更凶。”有个邻居也证实,“他身体很坏,因为肺有问题,不得不辍学。肺不好,后来还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亲或学校来管教,这位16岁的年轻人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游逛、藐视权威的人物。他过的是一个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饥似渴地看书、速写,本里画满了各种画。他上博物馆,进剧场,还去蜡人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附近看了一场电影,使他的道德观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电影!”)。他再也不寻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戏的领袖。
  他独自在林嗣街道闲逛,但并不感到孤单,未来的梦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搅动。他已讨厌与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容忍的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库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随着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锐敏,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阿道夫和库斯特尔(希特勒不称他新结交的朋友“奥古斯特”)几乎每晚都双双上剧场。若不看戏,两人便沿兰德大街闲走。每逢此时,阿道夫手中总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库比席克鼓足勇气,问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当然没有”,阿道夫粗鲁地回答说。“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为希特勒不喜欢谈论自己,他们谈的多是音乐和艺术。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向库比席克朗诵了他刚写好的一首诗,随后又将几幅画和设计稿交给他看,承认自己想当画家。在这个年龄便有这种决心,这使库比席克印象不浅(“看到如此闪光的东西,我大为兴奋”)。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当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来对希特勒的回忆虽常常夸大其词,有时甚至臆造,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深刻了解年轻时的希特勒。
  虽然两人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库比席克自认为是“善于适应环境,时刻愿意作出让步”;希特勒呢,则是“非常暴躁,高谈阔论”。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库比席克善于倾听,甘心扮演被动的角色,“因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库比席克的热心倾听,令阿道夫感到温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谈阔论,“且打着生动的手势,完全是讲给我听。”这些高谈阔论,通常是在田间散步,或穿过渺无人踪的山路时发表的。它使库比席克觉得,这简直像是火山爆发,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张口结舌,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记了。”过了好久,库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戏,而是“万分认真”。他还发现,希特勒只允许你同意,不允许你反对。库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谈的内容。因此,库比席克时时都表示赞同。
  在这个时期,他俩常到图姆莱顿维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读书,或画速写,或画水彩画。有时,俩人也会到多瑙河岸边的石阶上去闲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会倾吐他的希望和计划,甚至想入非非。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库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既过他的生活也过我的生活。”
  阿道夫过的虽然是一个波希米亚花花公子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却相当简陋。汉波尔德大街三楼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点,本来是满舒服的。厨房只有一扇窗户,朝院子开。厨房虽小,但颇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厅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这位傲慢公仆的画像。第三个房间并不比洗手间大,由阿道夫住着。与先前的家不同,现在的这个家很安静,一家人和睦相处。实际上,这个家是为阿道夫这位少爷安设的。每逢圣诞节,阿道夫送给母亲的礼物总是一张戏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轻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苏醒,将来注定要成名。亲朋曾建议让阿道夫学点实用的手艺,以便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绝。
  1906年春,阿道夫的梦想之一实现了:母亲允许他去维也纳这个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的圣地。在这个古老而罗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个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约翰和约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库比席克有书信往来。“明天我要去看歌剧《崔斯坦》(瓦格纳于1859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于1865年首次演出——译注),后天看《飞翔的荷兰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张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还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国立剧场。”同一天,他发出的第二张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剧院的情况,认为里面的设施平平。“只有当巨大的声浪滚过大厅,当风的呼啸声被可怕的声浪吞没时,人们才感到崇高,才忘却厅内之金碧辉煌和绫罗绸缎之满溢。”这些话典型地代表了这个正在萌芽的画家——语法不通,却混杂着富有诗意的想像:浮华,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专心致志于绘画与建筑。他坚持要库斯特尔同操此业,库比席克不从,但阿道夫终于说服了他,与之合伙购买10克朗国家发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述应如何使用赚来的钱。他说,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楼,将二楼全部租下,两人各占一间,距离要远,这样,库比席克的音乐声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间由阿道夫本人装饰,墙画由他来画,家具亦由他设计。他还梦想将他们的房子变成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大本营。“在那里,我们可以学音乐,搞研究和读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德国艺术领域宽广,我的朋友说,怎么也研究不完。”还有一条规定,此规定虽令人高兴,却也泄露了天机:“这个家应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来掌管,由她当‘城主之妻’。这位姑娘必须性格文静,以防惹来某些不受我们欢迎的奢望或意图。”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在现实中成了泡影:他们的彩票并未中奖。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过了一个夏天,未发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过是他给施密特家的孩子们买了个幻灯而已。从乡下回来后,他依旧过着一个萌芽画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开始学钢琴由库比席克的老师执教。保拉回忆说,“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海兹曼牌的大钢琴,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这样一个孩子,花钱再多也不为多。大概就在此时,希特勒在库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鲜事。此事发生在他们首次观看《黎恩济》时。主角是罗马的保护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脚地批评演员或音乐。这晚呢,他不但啥也没说,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敌对的目光”,把库比席克盯得哑口无言。希特勒脸色比平常更惨白,他竖起衣领,一声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时值11月,天气寒冷。他“脸色阴恶”,领着他那摸不着头脑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顶。突然,他紧紧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双眼“激动得狂热”。他说话时声音沙哑。库比席克觉得,他的朋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尽管没有听他说剧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样,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济变成了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楷模。”那时库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当个画家或建筑师。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个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负重任,终有一天,人民将会将此重任赋予他”——人民向他呼唤,要他领导他们去取得自由。这幕情景可能是库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实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当他们下山返回库比席克的住地时,已是凌晨三时了。两人庄严地握别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独自呆一会儿”。他们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经历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忆,“他常用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讲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发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这时起,他觉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译注)的主人公一样,心灵受到创伤和遭人唾弃。他甚至能从“青春”中步入人世。钢琴课只上了4个月便停了。库比席克认为,这是因为“乏味、单调的手指动作一点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恶劣使然。
  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学钢琴之前两星期,他母亲去看了爱德华·布洛克医生——是位犹太医生,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她镇静地告诉医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诊断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长有一大肿瘤”。
  布洛克医生并未告诉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医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们的母亲“重病缠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术。阿道夫的反应使医生甚为感动。“他那长长的蜡黄脸歪了。双眼滚出了泪珠。他问,他母亲没有办法了吗?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
  全家决定冒险让克拉拉开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进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医院”。次日,卡尔·乌尔班医生为她切除了一个乳房。此时,约翰娜婶婶——驼背,易怒,但随叫随到——从希皮塔耳赶来为孩子们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3克朗一天,休养了19天。论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评价钱,而是为了省钱——这是她的特点。由于汉波尔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楼梯,而克拉拉爬楼梯又有困难,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迁至多瑙河彼岸的乌尔法尔郊区布鲁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块砌的屋子,外观引人。他们住在二楼,共三间。这里很安静、舒适。只要坐上电车,跨过大桥,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欢出没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桩心事:他坠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时,他与姑娘们的关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个挤奶的姑娘邂逅。当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时,他却调头跑了,还打翻了一桶鲜牛奶。当他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之婢女——译注)。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法尔。
  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化的、骑士般的。没有必要向这位年轻的品格飞(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作平淡无奇的介绍!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败,他将趁库比席克与她母亲谈话之机,将她绑架!
  斯特芬妮继续对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时,她即将与一个中尉订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爱过她,肯定会觉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这番罪。“我要将此事结束!”他决定跳河,从桥上跳进多瑙河——不过,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订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大家应说些什么话在内。库比席克应作为这个悲剧的见证人。
  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希特勒除了在写作室作画之外,还把这里变成了演讲大厅,他“长篇大论地抨击上层政治的腐败”,“大声谴责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但是,然而,大家注意了,“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汉尼希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坚信,希特勒(他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已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片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摘自《从乞丐到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