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第廿二章 避难之地

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诚然,国民党政府被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于1955年2月25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防御条约》
  之外,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恃·杜勒斯于3月23日又继续前往台北进行访问。
  在台北,杜勒斯与大总统蒋介石、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院长愈鸿钧以及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含义和用途。在长达一天的谈话结束以后,杜勒斯于临走前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他在公报中指出,金门岛和马祖岛与“台湾的安全有关”。
  无论如何,这对蒋介石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三四周以前,由于共军的猛烈空袭,蒋介石已命令军队撤离了大陈岛。
  但是,根据美国国务卿的宣言来看,要国民党放弃金门岛和马祖岛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共军在3月份又发动了进攻,但是蒋介石加强了守备部队的力量,仅在金门岛一地就屯兵6万。然而,情况仍然不妙。3月25日,中共宣称他们又从北朝鲜撤出6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这场战争,蒋介石的海上观察员和大陆情报人员报告,共军已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沿海布下了重兵。蒋介石说在2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情况已经“相当明确”,美国是会保护这些岛屿的,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岛屿是决不会断送的。
  当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获得重大成功的消息时,他回想起了1927年的上海和他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所受到的侮辱,这使他恼羞成怒。
  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阁下在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他建议。
  马祖岛和金门岛应当立即转交给共产党政府;美国第七舰队应撤出台湾海峡;蒋介石应当“光荣地退休”;联合国或科伦坡集团应当托管台湾5年,托管期满时,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台湾是归属中国领土还是独立。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通过宣布立即停火和立即释放非法扣押的美国空军人员和其他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诚意。
  但是周恩来只宣布,台湾的未来将在中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之后由联合国来处理,周公开声明他为解决蒋介石的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蒋介石感谢周恩来在20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进行周旋,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决不会允许共产党的总理通过这个“合理”
  方案来罢免他的官职。他的政府宣布不准备参加与中共的谈判。
  在经受了这些失望和挫折以后,再加上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对1949年白皮书的不满以及对朝鲜战争所抱希望的迅速破灭,美国和蒋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阶段。
  美国正在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慷慨解囊。虽然联合国每年都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每年都有绝大多数的国家愿遵循蒋的美国盟友的意见行事。
  不久,突然爆发的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打破了这一僵局。
  起因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5月23日,美军的一位军士长罗伯特·雷诺因为杀害了一名30岁的中国人而被控告,但结果却被判无罪,据说受害者是透过窗子偷看了军士长的妻子在沐浴后的裸体,雷诺夫人在吃惊中对丈夫大喊一声,雷诺先生立刻冲出房去,向这个人开了两枪,把他打死了。此案起诉到法庭,但雷诺否认这一控告并辩护说,他是因为害怕这位闯入者会对他动手。雷诺在被宣判无罪之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悄悄地从台湾溜到了菲律宾。
  由于这一无理的宣判,一群被激怒的群众聚集到美国使馆外举行抗议,并且在大街上嘲弄和侮辱美国人。那位受害者的妻子也前来绝食抗议,手里还举着一个写着“要求正义”的牌子。当疯狂的人群扯下美国国旗并将它撕成碎片时,警察却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美国使馆建筑物上面插上了国民党的国旗。人群闯进了大使馆,拼命地摔打桌椅并将钢柜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美国汽车和货车被点燃,大使馆也燃烧起来了。但是,不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结果大约100多名“闹事者”遭到拘捕。
  蒋介石的坚强保护者、美国大使兰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对此表示“深感遗憾”,并且保证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反美主义”,而是群众对雷诺的无罪判决普遍表示不满而已。
  结果,3名高级警察和部队军官被解职,并且,蒋介石政府还答应补偿一切损失。
  北京政府也借此机会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宣传。北京的一家电台说:“美国人把台湾人民当作任意摆布的奴隶和炮灰”,“一切爱国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
  然而,长期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评价是正确的,公愤的爆发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决不会重演。
  翌年,一场新的更不平静的金门岛危机爆发了,这一危机搅乱了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并表明他还得继续依赖美国的帮助。
  1958年8月23日,共军的炮兵连在两个小时内向金门岛发射了5万发炮弹。在随后的5天里,每天平均发射的炮弹为6万发,到该月月底时,伤亡人数约1000名,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食品、弹药和其他供应品迅速告急,蒋介石立即向美国求助。
  自9月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便护卫国民党战舰往台湾运送物资。其他供应品则由国民党的运输机空投。
  11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
  如果共产党占领金门岛,这场战争就会没个完。“它是武力占领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这一计划将摧毁西太平洋地区所有自由世界的阵地,并将他们置于与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对的政府手中。”他还谴责苏联与中共并肩作战。
  几天以后,周恩来重申了中共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张。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拖延到了10月底,这时金门岛的居民们已习惯了每天的炮轰。9月30日杜勒斯宣称,如果中共“合理公正地停火”,美国政府将同意国民党撤离近海岛屿。此后,金门岛的紧张局势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0月6日,北京政府暂停炮轰,20日又开始了炮轰,随后便逐渐减少了。很明显,如果蒋介石希望依靠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将会感到失望。
  事实上,美国已经于9月中旬通过集结军事力量(《纽约时报》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海空战斗力量”)而使战争变得不堪设想了。
  9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有国民党和美国军事代表参加的会议。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总指挥阿德麦罗·菲尔特以及蒋总统的行政院院长陈诚将军出席了会议。
  一个月后,从10月21日到23日,美国国务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最后公报使美蒋双方都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完全的满足,公报提到了团结一致。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
  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这两次金门岛危机事实上已经证明蒋介石及其政权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也更受制约了。然而,生活确实提供了礼仪上的补偿。其中最令人满意的一次发生在1960年6月19日。那天,蒋介石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台北,他们双方相互祝贺,并谈到了有关“长期友好”问题。
  蒋介石在美国的限制和保护下,仍然利用一些有限的方法对中共发动战争。于是便发生了一些空战和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拥有美国装备的国民党部队时而也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空投“游击队”和破坏分子,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广东省。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共打死国民党“游击队”员172人。几天以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当年年底,关于国民党在浙江、江西、福建、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的“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许多报道。
  蒋介石的一支“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一场数年之久的特殊争论。
  他们是国民党的一支残余部队,大约1.2万人。1949年,他们越过了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
  当时,毛泽东的部队正在华南作战,1953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国民党在缅甸的活动。并要求缅甸政府报告国民党的一切违法活动。在与缅甸经过5个月的协商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其军队撤出缅甸领土。
  1954年5月30日,这支部队的司令李弥将军宣布自己的指挥权已被解除。近7000名国民党军人途经泰国回到了台湾,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撤退的军人中有1400名随从人员。观察员们不禁注意到,在撤退的军人中,多数为年龄很小和年龄很大的军人。留守下来的都是身强力壮而且好战的士兵。
  尽管丛林里疾病盛行,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但是,仍有强大的物质刺激,使他们呆在他们的所在地。他们通过精心看管的罂栗园走私鸦片,从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并且由陈纳德将军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支付从台湾运送进口武器的费用(起初是征得泰国同意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事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达数年之久,但唯一的疑点是,他们这样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蒋介石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的。
  1973年夏未,我在伦敦接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方面详细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国民党政府本身也参与了在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进行的鸦片贸易。
  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缅甸的这种秘密贸易后来发展得更快了。为此我曾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过两篇文章(它们分别发表在1973年9月28日和10月10日的报纸上)。
  时隔一年,当我访问台湾时,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矢口否认国民党政府卷入了这场秘密的鸦片贸易。
  他们说,国民党人员从事的这些活动都是私下进行的,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严惩不怠。然而,国民党情报局继续在缅甸的一些不同城镇保留着军事基地。我毫无怀疑地认为,国民党在这一地区还继续从事许多“正常的”活动,包括收集情报,破坏中共的通讯和军事设施。
  中国的内战就这样在小打小闹中继续着。
  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些空袭和游击活动不过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憎,仅此而已。
  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活动则帮助减轻了挫折,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对大陆拥有主权的主张。
  在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蒋介石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结识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由中国”的朋友。他的外交活动是异常主动的,多年来一直由一位博学而老练的人操纵着,此人就是叶公超博士。对蒋介石来说,获得美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美国支持他与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等反共国家发展关系。然而,年复一年,赞成保留台湾代表团作为“中国”代表的人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蒋介石加强了与那些憎恨北京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南越和南朝鲜就是明显的例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两个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一组织的两名澳洲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只要美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卿杜勒斯倡导的强硬政策,一切都将平安无享。
  蒋介石知道,只要这一政策不改变,他就可以依靠许多大小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国,或是美国的附庸。
  诚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国,它不久就承认了中共政府,但这并没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不时出现的背叛行为也逐渐侵蚀着蒋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使美国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大约两年以后,蒋总统会见了埃里克·周,表达了他对戴高乐的钦佩之情,同时也批评他削弱了西方盟国的势力,蒋还突然补充道,丘吉尔是看透斯大林的唯——位西方领导人)。
  但是,如果美国人自己也愿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这是缠绕蒋介石的一个恶梦。
  出于担心,蒋介石于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国进行长期访问。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国。
  蒋夫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讲话中断言,只要美国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国民党就能独自干好“那项工作”,即收复中国大陆。
  蒋介石在会见美联社的斯但利·M·斯温顿时强调: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陆,没有必要求助美国的军队。我们不想让美国卷入任何战争。在中国大陆,它是我们和中共之间的事。一旦我们回到大陆,我们就有了足够的力量,”
  在蒋的家属及顾问圈内,年青时不易发脾气的蒋介石现在常常对美国同盟者们的胆怯和不理解感到吃惊。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拒不听取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直接打击鸭绿江对岸的共军的建议,结果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吃了败仗。
  而今,他们还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未能炸毁河内,也未能摧毁越共主要的指挥中心。
  当然,中国大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共有了原子弹。
  一旦让中国的势力中心发展壮大,就会构成一种威胁。美国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这些核武器极易受到美国首先发动的进攻的破坏。然而,这一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些都是蒋介石在家里和总统办公室常常争论的问题。他保证将这些问题用合适的外交语言传递给白宫和美国国务院。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在日月潭他漫不经心地撒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蒋介石被彻底打败后,决定停下来反思一下。
  于是他在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了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由于日月潭是人工所造,所以风景十分秀丽。与他同去的还有儿子蒋经国。刚到此地,蒋便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
  他沉默良久,然后对儿子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好长一段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蒋介石建议到湖边去捕鱼。
  于是,蒋经国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便一人出去了。他漫不经心地撤下渔网,结果捕捉了一条长达五英尺的大鱼。老渔夫见状便说他已经20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鱼了。蒋介石心想,这是一个好兆头。
  很显然,蒋介石在等待时来运转,他需要好征兆。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他们老家浙江、安徽北部、四川、广西、云南、陕西南部和西藏边疆等地还有零星的残余部队在抵抗。
  另外,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基地”——海南岛、长江口的舟山群岛、厦门对面的金门岛、东山岛以及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等都有“自由中国”的存在。当时,蒋介石还有各种部队约80万人,750辆至1000辆坦克装甲车,还有一支拥有300至600架飞机的空军力量。如果只算第一线的飞机,只有300架,如果加上所有的飞机则为600架,另外,还有70艘军舰。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反攻大陆”,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则足以与共军对抗,并通过空袭和经济封锁来摧毁共产党的统治。
  在蒋得意忘形、充满无限自信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暂时放弃东北,集中力量保住关内的建议。结果他不但失去了东北,而且也加速了他失去大陆的步伐。他把战线拉得很长,兵力分散,企图保住一切。可他不明白对于一个长期的军事反攻来说,有时候战略退却也是必要的。在国民党仍控制着的岛屿中,只有台湾才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地方。广东近海的海南岛是他舍不得放弃的一块肥肉。他可以利用那里的铁矿、富有潜力的海军设施以及靠近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那将是一个反攻大陆的理想基地(如果他们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的活,事情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警备司令薛岳将军(外号“小老虎”)拥有一支4万人的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但是,他们在内线常常遭到与国民党警备军数量相当的共产党军队的狙击,在1950年2月和4月之间,大陆共军曾十次进攻海南岛,但均未成功。4月16日共军集中兵力占领了海南岛,国民党军队很快撤退到南部海岸。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将军将其部队撤退到台湾。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支更大规模的拥有15万人的军队,乘坐16艘自由号轮船和一些小船也从长江的舟山群岛撤离了。
  另外还放弃了通往广州的万山岛和福建海岸的东山岛。国民党的撤军结束了蒋对上海和广州的封锁。
  从此以后,蒋介石便完全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基地。除了福建海岸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以及澎湖列岛以外,“自由中国”逐渐地退缩到台湾岛上,台湾岛面积不足苏格兰的一半,耕地面积下列三分之一,当时的人口为1000万或1100万,其中包括100至200万来自大陆的难民。
  在这种前途渺茫的形势下,蒋介石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即保持政治地位和维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蒋来台湾的那一天起直到他去世,他的众所周知的目标是“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又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最后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信仰。
  尽管如此,它在维护国民党对在台中国人的统治中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底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两个主要任务,即保卫家园,让外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台湾无权控制毛泽东政府统治下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通过残酷的安全措施和锐意改革,蒋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通过一系列不大可能的事实,他使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否认共产党政府,从而实现了他的第二个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蒋介石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推行土地改革计划。
  陈诚一上任,蒋就指导他进行这场改革。事实上,早在1949年2月4日陈诚就任省主席后一个月,他就开始实行“减少地租”的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按传统的做法,佃农要把所产粮食的50%作为租金交给地主。在有些地方,地租甚至高达70%,况且不管天气和收成好坏,地租要照交不误,在实行土地改革制度期间,国民党政府得到了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技术资助。
  1951年5月25日,立法院把地租的最高限度规定为37.5%。
  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土地归人民所有”的号召。
  5月30日,行政院颁布了《公用土地出卖条例》,迫使地主将其土地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土地卖给佃农,十年内分期付款,佃农可以将每年粮食总收入的25%交给国家作为抵押。
  条例准许地主拥有不超过两公顷的水浇地或四公顷的旱地。补偿可用现金,也可用土地债券或公有企业的股票形式来结算。
  因此、许多地主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家,到1953年为止,土地改革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将近80%的耕地都归其耕种者所有。
  毫无疑问,陈诚的土地改革计划是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它给台湾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然而,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只好通过严厉的管理措施加以处理。在蒋介石逃往台湾期间,中共已在国民党人员内部扶植了许多代理人,有些还是高级官员,例如,参谋部副部长WU吴新(音译)shin将军和他的妻子。国民党仅在1950年的头6个月里,就处理了300多起间谍案。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000多人的地下组织。同年5月,蒋介石答应赦免所有背叛共产党跑到台湾的人。其中有400多人获得赦免。但是,那些被捕的并且没有条件获得赦免的共产党人通常都被处决了。
  此外,蒋介石还改组了国民党。
  在1950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蒋介石宣称:
  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作为亚洲自由民族斗争的先锋队,以友为世界和平而战的英勇斗士。为实现此目的,我们要彻底改组我们的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坚持消除宗派之问以及党内的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大陆灭亡的个人主义行为和思想的存在,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蒋介石说: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被取消了,在此基础上蒋又成立了两个小型机构:执行行政权力的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一个由党的元老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已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毛泽东但又拒绝来台湾的中间派也被国民党除名。
  军队也进行了清理。陈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解雇了上万名军事官员,181个军、师和更小的军事单位被解散了,事实上这些单位都是徒有虚名的,它们不过是充实军官钱袋的花名册而已。
  下一步是货币改革。上海陷落以后,蒋介石政府就推行了新的台币制度,以黄金和外汇为值牌,台市与美元的比值为5:
  1。
  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再次宣称他对所管辖的领土和人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因为这时他不仅是国民党的总司令和总裁,而且重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1950年2月21日,蒋召开紧急会议,向还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碟,要他在三天内到台北,或辞去代总统的职务,李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立法院于24日请求蒋恢复总统职位。他没有拒绝。于是,3月1日蒋又当上了大总统。当上大总统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是接受阎锡山的辞职。阎本人觉得自己年老体衰,无力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3月8日,蒋介石推举陈诚将军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在蒋介石就任大总统的当天,毛泽东的总司令朱德在北京接见了台湾解放同盟会的成员。
  朱德告诉他们:“废除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已成为全国的当务之急。”他补充道,他们正集结重兵以对台湾发动进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时刻,共产党似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台湾发动进攻。然而,蒋介石及其政权却因朝鲜战争而得救。
  蒋介石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
  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使得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极为失望。尽管毛泽东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美国人还是有意承认他的政府,就象1950年1月英国人所做的那样。然而,早在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毛宣布,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后来,一些训练有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进入了美国大使雷顿·司徒雷登博士的官邸。当时他正有病在床。1950年1月13日,共产党军队又占领了美国驻北京的领事馆。他们逮捕了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并以间谍罪将其监禁四周。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召回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青岛的135名领事人员及其家属。
  从政治上来讲,华盛顿这时不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美国后来并没有恢复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
  事实上,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就明确指出了他对中国的政策是“不干涉”政策。他宣称美国将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也不会向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
  受中国问题游说议员领导人之一威廉·F·诺兰德参议员的鼓励,并且鉴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国务卿艾奇逊于1月24日宣布了一项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战争便成了这一计划的转折点。根据雅尔塔国际协议,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朝鲜,北朝鲜由苏联接管,南朝鲜由美国接管。美国对在南朝鲜训练一支强大的保安部队感到满意。苏联也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令人望而生畏的北朝鲜部队,其中包括在东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并的一些军队,他们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斯大林已命令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他设想美国不会对此作出反应。
  他的这一假设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份的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美国已将朝鲜排除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带之外了。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认为,南朝鲜和台湾在太平洋安全体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北朝鲜的入侵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从消极状态中猛醒过来。
  苏联人的错误判断使杜鲁门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得以采取行动。苏联代表团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联合抵制。如果苏联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就会否认一切关于武装干涉的决议。6月25日安理会举行会议,以9比0(苏联缺席,南斯拉夫弃权)通过了一项要求北朝鲜从南朝鲜撤军的决议。同时,安理会号召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执行该项决议随时给予帮助,并制止向北朝鲜政府提供援助”。
  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帮助南朝鲜。与蒋介石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是,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台湾在朝鲜战争期间要保持中立。第七舰队奉命前去遏制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进攻,并且阻止共产党军队解放台湾。
  美国的最后一次帮助至少可以使蒋介石感到宽慰。几星期以前,大约15万共军集结于台湾海峡对岸、而现在却不会马上有危险了。
  对南朝鲜来说,北朝鲜攻入的前几天是灾难性的。汉城陷落,南朝鲜军队在混乱中撤退到釜山。
  蒋介石趁机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供3.3万名军人,以帮助由他指挥的联合国军队。麦克阿瑟立即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蒋的军事援助。
  他的这一建议直到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才为人所知。鉴于来自英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拒绝了蒋的援助。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建议,由于台湾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应当恢复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加强其防御能力。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美国援助顾问团,尽管该团直到1951年初才在台湾开始工作。同时,麦克阿瑟将军亦将访问台湾,并且就国民党军事力量的状况提出报告。
  7月3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北,并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一次真诚友好的会晤,因为他们对大陆共产主义的性质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等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他们还就国民党在大陆牵制共军的计划的可能性进行了认真磋商,但没有什么结果。
  由于苏联人对其不在场时杜鲁门的主动性感到惊讶,所以,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联合国。
  8月1日,麦利克大使接管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他以强硬的措词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并立即给予北京代表团以联合国的席位。
  他的这一决议得到了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英国的背信弃义使美国感到震惊,但丝毫没有支援他们的决心。这项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9月18日,麦克阿瑟将军向联合国报告了北京对北朝鲜的支持。他表明,大约4一6万名北朝鲜军人在东北接受过中共的训练,并经过战争的考验,这些人参加了入侵南朝鲜的战争。
  两星期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率领联合国军队在北朝鲜战线以后的仁川登陆。战争形势有所改变。
  10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朝鲜军队无条件投降。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庆祝了她的第一个生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对他们的邻国轻举妄动”。
  蒋介石的情报表明,周恩来的威胁含有实质性的东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拥有50万人,自7月初以来他们已经沿京广铁路线向北移动了。10月28日,来自美国的情报说,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部队已从东北穿过鸭绿江,正加入北朝鲜的行动。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率军到朝鲜边界山地,一路上击毙和俘虏的北朝鲜军人达20万。然而,不久人们便都知道,中共已向北朝鲜派遣了50万军队,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前,现在轮到麦克阿瑟撤退了。
  蒋介石撤退到台北以后,在失意中冷静地观察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用苦行僧主义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生活是清苦的。他行动自如,神志安详,住在山脚下的一所青砖绿瓦平房里。朴素的花园里开放着杜鹃花,这使他感到赏心悦目。前门正对着一间平日不为人熟悉的屋子,这间屋子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中间有四根方形石柱。屋子的右边摆放着一张可供18人同时就餐的餐桌,左边摆放着几张供人休息的扶手椅。仆人的住室以及助手和秘书的四间小卧室紧靠着这间房子。
  蒋介石常常天亮时起床,穿一件传统的中国式蓝色长袍,或穿一套不带军衔的军服。蒋夫人身穿晨衣陪他做晨祷。
  他的早餐有米饭、咸菜和白开水。早饭后,他读报到上午9点,然后秘书抱来大摞文件,黄色文件代表例行公事,红色文件代表紧急问题。10点或11点,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召集官员开会。中午时有些官员就留下来吃便饭。
  午饭后,蒋介石午休半小时,然后再开始工作。下午4点半,他常常带上一个助手去散步,换换空气。等他散步回来时,茶点已摆好了。吃完茶点,他又继续工作到7点。然后再去做祷告和沉思,直到晚饭。
  晚饭后,他往往继续工作。如果有人劝他,说看场电影并不是浪费时间的话,他也会同意去看。有时候他也会冒险进城看场京戏,睡觉前洗一个含有硫化物的泉水浴,然后再写上一段日记,这是他一直保持着的睡前习惯。
  蒋介石已痛苦的认识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也许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战略家坚持认为,胜利是他所参与的一切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对这个冲突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政治态度。
  联合国警察部队采取的反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从法律上来讲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交换意见时,一直要求准许轰炸中共在东北的军事目标。
  然而,1951年3月23日,他却公开宣布,他本人已做好与中共总司令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不久便清楚了,他的目的是通过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拒绝的决定,从而破坏正在联合国指挥部进行的有利于休战的外交活动。3月29日,中共给了他一个恰当的否定回答。
  让人感到最为意外的是,全世界都知道总统和远东地区总司令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不能沟通的。
  4月5日,约瑟夫·w·马丁议员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封信。这位国会议员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而麦克阿瑟将军把这些观点毫不含糊地写出来了。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应停止有限的小规模战争,竭尽全力地去打大规模的战争。联合国应当接受蒋介石总统的军事援助,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建立第二条战线。
  考虑到那些认为绝对的军事优势应该集中在欧洲战场的人的批评,麦克阿瑟争辩说:“如果我们在亚洲把战争输给了共产党,那么,欧洲战场的失败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麦克阿瑟保留自己的观点,或者把这些观点仅限于与其军事和政治上进行意见交换,或者国会议员马丁对此保持沉默,那么这件事也就会就此搁置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干预政治决定的做法十分愤慨。
  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返回美国。总统随即任命马大·李奇微将军接任司令职务。
  蒋介石希望靠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然而,蒋也从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补偿,那就是美国人放弃了1949年在“白皮书”中规定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立场。5月1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公开宣布,蒋介石比他的中共对手更真实地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参议院里,56名议员发誓反对承认共产党政府,反对把台湾交给北京的任何建议。同年10月,美国向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拨出5.3525亿美元的美国公共公安军事费用和2.37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将援助台湾。
  不论从物资方面讲还是从生存方面讲,这一消息都符合蒋介石所需要的保险政策。
  但是,从名声方面来讲,这丝毫没有消除他最近所遭受的一次侮辱,即国民党政府没有获准出席9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日本和平会议。
  蒋介石的唯一安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被排斥在外。
  英国附和苏联,建议共产党政府应该代表中国,并在4月中旬起草的一份建议中补充道,台湾应该归属共产党政府管辖。蒋介石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难道他不是战争时期的四强之一,不是温斯顿·邱吉尔的盟友吗?6月,杜鲁门总统的共和党的巡回大使曾经到伦敦,去与英国外交大臣肯尼思·扬格解决双方对这一问题的分歧。
  双方达成了一次折衷的决定。在日本已经获得主权以后,他们应当自己选择承认哪一个中国政府。
  同时,不论北京或台北都不应当被邀请参加这次和平会议。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国民党政府继续与东京缔结它自己的双边和平条约。
  令蒋介石极为恼火的是,旧金山条约并未确定台湾将来的地位。此外,罗斯福总统曾经保证过的开罗宣言在蒋介石看来也被破坏了。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朝鲜战争于1951年夏天停火,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共产党十分需要这种停战,以便要求联合国让战俘在获释后自由决定自己的去处。以印度为执行主席的中立国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联合国手中的中国战俘有1.4万人,其中72%的人去了台湾。21名被捕的美国人愿意留在共产党一边。
  中共从此获得了它在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南、北朝鲜仍对峙在三八线上。
  一场关于麦克阿瑟的热烈争论在美国爆发了。
  社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朝鲜战争向中国大陆的任何蔓延,都将促使毛泽东执行他于1950年初与斯大林签署的同盟条约。如果斯大林作出反应,他就会很顺利地进攻欧洲,而不是亚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有可能爆发。
  然而,麦克阿瑟的解职在美国还不广为人知,并且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共和党批评杜鲁门总统采取消极政策,这种政策既不会带来胜利,也不会导致战争的尽快结束,共和党的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立即宣布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政策。
  他宣布解除美国对国民党进攻中国大陆的禁令,如果蒋介石政府愿意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的话,美国将不再会阻拦。然而,美国第七舰队将继续保护台湾。
  这又不是蒋真正需要的,这些最多不过是美国准许台湾“游击队”在大陆进攻反击行动而已。
  蒋介石对自己的兵力了如指掌,尽管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还不足以对他所失去的大陆发动反攻,并且,美国已不准备帮助他这样做。事实上,台湾“游击队”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活动。
  1950年6月13日,毛泽东曾估计大约有40万“国民党残余”在行动。自国民党政府倒台以后,已经有100万人被杀或被捕。这些反抗行动是零星发生的,规模在逐渐减小,但将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蒋介石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却是杜鲁门总统曾经害怕过的事。
  蒋介石曾这样描述道:“我们打败共产党并收复大陆的计划必然会形成,……自由世界的总纲领的重点是打败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当来自朝鲜战争的消息表明停战谈判已在进行时,在1953年7月20日,蒋要求签订一个台湾和中国邻国都能参加的西太平洋安全公约。
  同年年底的11月27日,辛格曼·里总统在台北访问了蒋介石,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号召亚洲的“自由国家”建立一个由其他“热爱自由”的民族支持的“反共统一战线”。然而,阻碍这一号召的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已承认了北京政府,并且那个最大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好战意识也减少了。
  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表了一次讲话,阐明了他的“大规模报复”的新观点。他说这种报复在远东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复活了。
  1953年春季,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覆没以后,美国未能介入,然而,同年9月,美国却率先为东南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防御体系,但台湾却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了。
  1954年12月2日,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又使其失望了。
  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最初宣言相比,该条约后退了一步。根据新条约规定。美国保证保护台湾,但不包括金门岛和马祖岛。台湾的安全将受到保护,直到作出另行规定。
  但是,如要蒋介石想以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来碰碰运气的话,他只好凭借自己的力量了。另外,蒋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博士在1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回信中说,在没有同美国商量并获得同意以前,台湾军队决不会进攻大陆。
  从此以后,蒋的周期性的反攻大陆的威胁听起来越来越象是宗教仪式的咒语了。

1979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前,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长时间处于僵局。其实在美台几十年恩怨中,同样写满利用与操控、斗争与妥协的故事。美国理想的对台政策是在保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打着“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旗号,不牺牲其作为“世界领袖”的威望,同时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维持台海现状。杜鲁门政府厌恶蒋介石政权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与猜疑,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龃龉,史迪威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他对蒋介石的统治极为反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中。”这种厌恶到《白皮书》时达到高峰。1949年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让美国有很深的挫折感,“失去中国”让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受到国内外政敌强烈的批判,于是当年8月5日调整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来自我辩解。白皮书中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外,还说蒋介石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本来出自杜鲁门政府推卸责任,后来成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数美国官员与决策者深信不疑的论断。他们认为国民党无药可救,再多的美援也不过肥了台湾国民党的高官,既救不了大陆,当然也保全不了台湾。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在同意中立台湾海峡的同时,声明美国再也不给国民党“一个子”,因为以往给蒋的美援“全被用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了!”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还指控蒋介石与孔宋家族从美国援华的350亿美元中窃取了7.5亿美元,并称他们都是“贼”。虽然情势发展让杜鲁门政府不得不为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许多官员仍怀疑蒋介石政权是否值得援助。到1951年,尽管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巩固了对台湾的统治,美国还是热切希望能再扶植一个亲美新政权以统一台湾和大陆,美国驻台湾第一位“大使”蓝钦在给腊斯克的信中指出美国若打算除去蒋介石,就该积极进行。不过美为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不愿意公开支持政变或以联合国托管形式来除去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金门问题是美国人自己套上的“绞索”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英国等西方国家一开始就认定,要解决台海问题必须逼台湾国民党政权放弃金门外岛。金门外岛的弃守问题,屡屡让美国决策者深陷于“极端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毛主席形容金门是美国自己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大家都同意,如果那些小岛沉到海底就太好了。杜勒斯在台海危机时,也同意终究得放弃金门,只是不宜在中共炮火下马上撤退。1955年,他们给台湾的理由是要保金门只能用核武器,伤害太大,美方提出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增加驻台美军等诱饵,却被蒋介石一口回绝。对于没有多少领土可供再撤退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言,已经三番两次宣称要死守金门,而且早已经声明反攻大陆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没有成功的希望,台湾国民党政权实在没有多少人民的信心可供挥霍。1958年危机重演,呼吁台湾放弃外岛的压力也一样随危机气氛俱增。美国再度要求台湾国民党政权配合“国际舆论”接受外岛停火、不以武力反攻,并在外岛减防。台湾立即反驳说:若国际与“国内”支持两者只能择一,台湾国民党政权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失去国际支持的后果。不过在国际呼吁放弃外岛的呼声愈来愈高时,蒋介石终于在记者会上强调:今日的金门,只是台海的屏障,而不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为了诱使美蒋撤出金门,中共于1958年9月6日发表声明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在9月15日的会谈中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澎,并保证在一定时期内不对台、澎使用武力,这在中国政府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提出的方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得不到回应后,9月30日杜勒斯干脆公开声言,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