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 第十三章与张国焘的斗争

  一、佃农的儿子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

  ①袁鸿裔:《朱世林墓碑寿文》, 1925年立。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①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春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毛泽东从1911年参加湖南起义新军到1976年9月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任内逝世,在其60多年的军事政治生涯中,担任过许多军事职务,特别是军事领导职务。

  ②⑧⑨(13)(14)(15)(16)(17)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这是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笔录的)。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①①在小金县(懋功)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5年9月26日。

毛泽东都担任了哪些军事职务?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试图作一历史考察,以有益于毛泽东军事生平和军事思想的研究。

  ③访问朱代良记录, 1978年5月18日。

  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新军列兵——学生志愿军上士、警备队长——军校教官——农讲所所长

  ④⑤⑦⑩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3、114、111、112页。

  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湖南起义新军,被编入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在新军中他积极参加军事训练。这是
毛泽东军事实践的肇始。1912年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乃退出新军,决定继续求学。

  ⑥高光照:寿文,《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第11、12页。

  7月21至22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1916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学校为实施“军国民教育”而组织的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为宗旨的学生课外志愿军,任第l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事训练外,还担任递承上级命令和本连一切文牍事物工作。1918年4月,为防止进入长沙的军阀部队对学校的扰乱破坏,毛泽东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组成警备队,并任队长,率队护卫学校。

  (11)访问席绍华谈话记录, 1978年5月16日。

  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在上海负责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上海地区考生的复试工作。1925年9月到广州,在此期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官学校教官,为该校学员讲授农民问题课程。

  (12)《朱德委员长的青少年时代》(邓新整理,《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第256页。)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1926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实行军事编制,军事训练是教学重点。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年5月,毛泽东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200多人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第3营,参加镇压麻城反革命暴乱。毛泽东主持农讲所期间,重视武装农民问题,不仅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而且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前敌委员会书记——师长——军党代表、军委书记——军前委书记——军行委书记——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①⑩刘长征(刘寿川的儿子):《回忆尊敬的朱委员长》,未刊稿。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干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起义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率部向井冈山进军。

  ②⑥⑦⑨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当时,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8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领导成份。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增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根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中共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工作太右”,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l师师长。同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后,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兼第10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第11师代师长(师长张子清负伤未到任)。接着,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共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书记。

  ③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2年3册,光绪32年3月。

  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

5月,在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指示而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4军军委随即改选,由陈毅继任军委书记。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取消红4军军委,另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7月,红4军遵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8月,中共红4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11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来信关于组织前敌委员会的指示精神,重新成立中共红4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

  ④⑧《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的部队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叶剑英分析骑兵的特点,提出了对骑兵的几种打法,并亲自到部队讲解打骑兵的要领,解决了当时在战术上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这一大难题。

1929年3月,红4军根据中共“六大”关于在红军中设立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将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兼任政治部副主任。5月,中共中央派遣到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接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不再兼任此职。

  ⑤《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同年6月,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改选红4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等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红4军于12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30年2月,为了加强对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中共红4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5军、第6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大红4军前委任务,成为领导红4军、红5军、红6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红军学校第6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后因红军第4、第5、第6军均缺干部,共同前委决定创办随军的红军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11)萧向成:《朱德故里》,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三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红1军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2)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2页。

  8月18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①叶剑英走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会议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主要是河东岸),尔后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提出的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

1930年6月,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共红军第4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闽西长汀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整编问题,决定将红军第4军、第6军、第12军整编为红军第1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1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3)(1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0.92页。

  会后,党中央和右路军其余3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会师后,两个军团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1军团、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

  (14)访问张与九记录, 1978年4月24日, 1983年5月13日。

  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向下陷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召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周恩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第1号通告,宣布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9人为委员建立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2月,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的任务。

  三、奋身军界

  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为了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1931年5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组成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①⑨(15)(24)(29)朱德自传,年抄稿本。

  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在饥寒中倒下去了。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

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组建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红军的作战和建设。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朱德、王稼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15人为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并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统一称中央红军,直接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②《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宣统元年7月,陆军教练处铅印所排印本,第1、2页。

  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5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毛泽东不再兼任此职。

  ③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36页。

  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于6月中旬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鉴于在后方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25日,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7月29日,针对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8月8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特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④马伯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⑤《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第39页;《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第一队学生姓氏录》,原件。

  在这个小寨里井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三人军事小组成员——陕甘支队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⑥(11)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随军长征,被编在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1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⑦(32)
[美]宁谟·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118、119页。

  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3000多骑兵又来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着重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为加强和统一作战指挥起见,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1日左右,中央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三人军事小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和决策机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司令部是它的执行机构。遵义会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

  ⑧《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
1940年1月1日。

  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率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9月,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⑩(18)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2)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7页。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敌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堵截红军北上。根据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8月29日,红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3)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322页。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敌1个师约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1936年9月,毛泽东同林育英(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表示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意见,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6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

  (14)《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 1906年10月15日。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16)(17)(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78、379、381、382页。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于8月22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19)(21)[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101页。

  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①四挫败张国焘的阴谋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7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了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20)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60页。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今后在对外公开发布命令时,使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称。从目前看到的历史文献资料,最早对外公开使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是1949年4月:一是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朱德共同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二是同年4月25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朱德共同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22)詹秉忠、孙天霖:《蔡锷对云南同盟会的态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8页。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3)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同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30页。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组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它武装力量,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从此,毛泽东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军事统帅。

  (25)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马怕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4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并任命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的决定,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不再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此职由刘少奇兼任。

  (26)(27)朱德:《辛亥革命杂咏》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卷首。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同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直至1976年9月逝世,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统率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30)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毛泽东在其60多年的军事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军事领导职务,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1)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
1915年9月29日。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33)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6页。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

  四、护国名将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①②《朱德早年诗十八首》,《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③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30页。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④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出版,第348页。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⑤滇声报:《云南起义实录》,《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第29页。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⑥《云南部督府委饬第×号》(1915年12月30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2日。

  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⑦《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6年1月6日),《共和滇报》,
1916年2月7日。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⑧《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37页。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⑨《蔡锷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⑩杨如轩,《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步兵第十团)第二营入蜀讨袁日记》,《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5页。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

  (11)(13)《朱德陈述所部作战经过与唐继尧来往函》,《护国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清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20页。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第一、三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1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0页。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

  (1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15)《罗佩金、赵又新命令》(1916年2月18日),《护国之役总司令部作战命令》。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

  (16)《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9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17)(24)李曰垓:《客问》,《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79、680、681页。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18)《蔡锷致各支队长命令》,《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62页。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19)孟雄成:《护国军蜀战通讯》,《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90页。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20)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下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第10页。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21)《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22)《政府公报》第64号, 1916年3月10日。

  ①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

  (23)《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五“吕端大事不糊涂”

  (25)《朱德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4页。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②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26)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1977年12月版,第23页。

  ②

  (27)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③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①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

  ①《唐继尧通告由滇启程北上先平川乱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06页。

  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

  ②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96页。

  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

  ③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7年12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93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30页。《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9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7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69页。《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版中“巴西会议”的注释和校订说明。

  ④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①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

  ⑤朱德、金汉鼎等致唐继尧电,1918年2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②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⑥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8年3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③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9年4月。

  ⑦欧阳励清:《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7年1月4日,未刊稿。

  ①毛泽东在长沙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记录(汪东兴参加),1971年8月28日。

  ⑧沪县文教局:《朱德在沪县》第64页。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②邓小平对张国焘的这一密电事件一直是肯定其存在。他的女儿毛毛记述这一事件时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③陈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赞语,写在叶使用的笔记本里:“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①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②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向刘英也曾讲过上述同样的内容。

  ⑨朱德:《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
1941年3月30日。

  ③

  ⑩(19)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5、386页。

  巴西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和重要当事人王稼祥曾向朱仲丽说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对党很忠诚,很机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他将张国焘背着中央下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送毛主席,立了一大功。”④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①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②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

  (11)(12)(13)(14)《朱德同志早年诗抄》,《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①

  (15)《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②原件存时剑英办公室。

  (16)王嘉烈:《进德斋日记》,1920年1月9日条,沪州市政协档案。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64页。访问刘英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17)《朱德致任锐信》, 1945年3月24日,手稿。

  ④访问朱仲丽谈话记录,1989年5月。

  (18)(20)(21)(22)(23)[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50、145、177、150、152页。

  ①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1982年。

  (2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②他在1959年8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也谈了叶剑英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作用。

  (25)(26)邓锡候:《一九二○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44页。

  杨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密电来往,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③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

  (27)顾品珍:《自述由川战败回滇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杜1983年4月版,第191页。

  ④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28)《邓泰中等致云南周省长、省议会等电》,
1921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与这位美国作家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29)《顾总司令就职之布告》,《义声报》, 1921年2月25日,第5页。

  ①

  (30)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公函第2号,
1921年3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为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其中“川西传讯”即指张国焘密电事件。1986年,他在《昌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②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2—204页。

  (31)(32)《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3页。

  ③访问杨向昆谈话记录,1986年9月。

  (33)安恩溥:《顾品珍之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6页。

  ④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91年4月。

  (34)靖国军总司令部训令,第31号,
1922年3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18—325页。

  ()3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②原载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③邓颖超:《坚定的信仰,不懈的奋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8期。

  ①②③④⑦(2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71、173、175、178、193页。

  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①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⑤李景泌:《我对朱委员长的回忆》, 1978年4月27日,未刊稿。

  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

  ⑥⑧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此外,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①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比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②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③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⑨朱德在哥廷根的市民登记证,原件。

  ①簿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年7月5日。

  ⑩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2月27日;访问刘鼎记录,1978年6月1日。

  ①各该同志的著作、回忆、访谈录,1937—1994年。

  (11)(26)访问房师亮记录, 1978年3月8日。

  ②访问王守江、张燕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12)访问郭先彦记录, 1978年4月27日,5月2日。

  六北上到吴起

  (13)入学注册证, 1924年3月,原件。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①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①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14)(16)魏时珍:《关于朱德总司令的回忆》, 1978年4月24日,未刊稿。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

  (15)访问李景泌记录, 1978年4月27日和4月30日。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1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1日。

  ①访问叶剑英亲属谈话记录,1990年4月。

  (18)段可情:《关于朱总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
1978年5月27日,未刊稿。

  (19)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2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5页。

  (20)朱德致季子、莘农信, 1925年3月7日,原件。

  (21)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3月15日。

  (22)(2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3日。

  (23)《德国警察为同盟国服务——警察对外国大学生的暴行》,《红旗报》(德文),
1925年6月20日,原件。

  (24)(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七、在北伐革命中

  ①朱德的一次谈话, 1966年6月1日。

  ②秦青川日记,秦蓉芳提供。

  ③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5页。

  ④杨森致外交部电,
1926年9月1日;《万县九五惨案史料汇编》,政协万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第23页。

  ⑤⑥杜钢百:《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88、389页。

  ⑦《万县海关报告》,《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7—88页。

  ⑧(11)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⑨《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1926年10月10日。

  ⑩《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续)》,《国民公报》(成都版),
1926年11月6日。

  (12)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0页。

  (13)叶英俊:《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沿革表》, 1948年3月12日。

  (14)廖宾儒:《回忆朱委员长在1926年临万县政治学校讲话实史》,未刊稿。

  八、南昌暴动

  ①③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②徐震球:《大革命时期跟随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8年3月10日,未刊稿。

  ④赵輖:《朱德同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6—7页。

  ⑤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7年2月21日。

  ⑥⑦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⑧《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7页。

  ⑨(11)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⑩赵镕致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12)金汉鼎:《八一起义前后见闻点滴》, 1964年,未刊稿。

  (13)张适南:《1927—1928年朱培德、王均在江西》,1964年,未刊稿。

  (14)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谈话, 1961年2月16日。

  (15)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

  九、保存革命火种

  ①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未记》,《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59页。

  ②⑩赵镕给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③《起义军指挥员名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④朱其华:《一九二九年底回忆》;疋林:《南昌起义》(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党史资料》1954年,第6期。

  ⑤(11)(17)(51)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4、48、55、69页。

  ⑥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未刊稿, 1978年4月6日。

  ⑦宋之的:《从南昌到井冈山·伟大的朱德》,《星火燎原丛刊》1980年10月第2辑,第8页。

  ⑧(5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 1977年11月。

  (12)访问赵镕谈话记录, 1985年6月14日。

  (13)赵輖:《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08页。

  (14)(15)《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342页。

  (16)廖运周:《回忆南昌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南昌起义》,党支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28页。

  (18)周士第:《起义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9页。

  (19)(20)(29)(35)(37)(38)(39)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21)(22)《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饶平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4页。

  (23)(3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42、245页。

  (24)《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6—37页。

  (25)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1927年12月22日,于上海),《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35页。

  (26)(28)(41)(45)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0、111、114、116页。

  (27)(36)(40)(42)(44)(46)(50)(5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4、125、395、页。

  (30)(32)(33)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页。

  (31)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纪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5页。

  (47)严中英:《南昌起义后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侧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24页。

  (48)(55)严中英:《回忆朱德总司令》, 1978年春,未刊稿。

  (49)马伯周:《范石生》,《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页。

  (53)《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6月15日。

  (56)李中奇:《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初选稿,第1卷,第1辑。

  十、领导湖南起义

  ①⑤⑥(18)《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96、129、397、397—398页。

  ②中共湘南特委:《湘南暴动计划》, 1927年12月6日。

  ③(14)《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
1927年12月2日;朱德在军直小组会上的发言,
1927年6月14日;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57页。

  ④陈茂:《从湘南到井冈山》,《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59页。

  ⑦⑩(12)(24)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81—82、83、84、86页。

  ⑧⑨[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55、256页。

  (11)《湖南民国日报》, 1928年3月19日。

  (13)《湘南暴动在耒阳》,中共耒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3年11月编印,第77页。

  (15)黄克诚:《在永兴暴动的日子里》,《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92页。

  (16)唐天际:《安仁农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36页。

  (17)陈列菊:《一位冠中帼赛须眉的女英雄》,《光辉的人生》,衡阳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第207—211页。

  (19)访问萧克谈话记录, 1977年10月31日。

  (20)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8年6月。

  (21)《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工作决议案》, 1928年6月17日。

  (22)访问欧阳毅谈话记录, 1974年9月14日。

  (23)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3页。

  (25)萧克:《序》,《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页。

  十一、会师井冈山

  ①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之报告》, 1928年6月。

  ②访问曾志谈话记录, 1977年10月27日。

  ③访问黄克诚谈话记录, 1984年8月28日。

  ④李奇中:《在湘南》,《星火燎原丛书》第一辑,解放军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113页。

  ⑤(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⑥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98页。

  ⑦(29)《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77页。

  ⑧(20)萧克:《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90、94页。

  ⑨杨至诚:《艰苦转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年11月版,第116页。

  ⑩(14)(15)(17)(19)(35)(39)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9、139、140、143、145、165、167页。

  (11)《回忆录选辑》广州军区编印,
1986年第5期,第3页。(12)王紫峰:《井冈山斗争史的一些回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57页。

  (13)谭冠三:《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34页。

  (16)陈士榘:《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8)《毛泽东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 1928年5月19日。

  (21)《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1929年9月1日。

  (22)《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 1928年5月25日。

  (23)《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11月25日。

  (25)《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版,第64页。

  (26)(4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1929年2月25日。

  (27)熊寿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8页。

  (28)《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参字第1303号》, 1928年5月3日。

  (30)(31)萧克:《四打永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94、395页。

  (32)(33)访问何长工谈话记录, 1978年5月12日。

  (34)(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 1977年11月。

  (36)《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 1928年6月16日。

  (37)(38)(40)《朱德给周恩来的信》, 1972年12月20日。

  (42)“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

  (44)《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45)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46)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21页。

  十二、八月失败前后

  ①《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0页。

  ②《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95页。

  ③《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26页。

  ④《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6页。

  ⑤《湖南省委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9页。

  ⑥⑦⑧⑨⑩《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3、142、144、144、142页。

  (11)(12)《中共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8、150页。

  (13)(14)(16)(17)(21)(43)(44)(45)(5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3、254、255、256—257、256页。

  (15)(27)访问萧克谈话记录, 1973年8月。

  (18)(20)《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189、190页。

  (19)(22)(23)(24)(25)(33)访问杜修经谈话记录, 1987年9月12日。

  (26)杜修经:《八月失败》,《革命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7页。

  (28)(29)(40)(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0、61页。

  (30)访问江华谈话记录, 1974年9月13日。

  (31)(5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2)(37)《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版,第191—192页。

  (34)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6页。

  (35)(36)(38)(39)(48)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29、29、29、30、34页。

  (41)(42)《八月失败》,《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二版,第199页。

  (47)(53)(54)(55)(57)(59)(60)《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11月25日。

  (49)江华:《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48页。

  (50)朱德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记录, 1962年3月5日。

  (5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0页。

  (61)贺礼保:《随茶陵游击队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25页。

  (62)朱良才:《红军的连队生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37页。

  (63)李克如:《红军的政治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8—249页。

  十三、向赣南闽西进军

  ①(35)(36)(37)(4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13、114、117、125、126、127页。

  ②《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20日。

  ③彭德怀:《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29年4月4日。

  ④⑦(12)(26)(41)(48)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⑤⑧(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61、361、362页。

  ⑥(13)陈茂:《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74、581—582页。

  ⑨(14)(17)《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1—82、83页。

  ⑩黎崇仁、谢甫鹏:《圳下战斗和罗福嶂会议》,《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2—53页。

  (11)(21)(32)《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20日。

  (16)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页。

  (18)李祖轩:《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1页。

  (19)(29)(30)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48、49页。

  (20)(51)《陈毅诗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页。

  (22)(23)《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24)(25)(27)(43)(49)毕占云:《三战闽西》,《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44、345、346、348、349、350、351页。

  (28)《中共福建省委报告》, 1929年3月19日。

  (31)《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

  (33)[美]尼姆·韦尔斯:《红色女战士—康克清》,《记康克清大姐》,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59页。

  (34)张际春:《向赣南、闽西进军》、《星火燎原》(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37页。

  (38)《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84页。

  (39)(40)《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1929年2月7日。

  (44)(46)《朱德来信》(1929年5月23日),《红旗》第25期。

  (45)《红军捷报》, 1929年5月26日。

  (47)《福建省政府给蒋介石、谭延闿电报》,1929年6月19日。

  (50)(52)《中共闽西特委关于武装斗争党务工作的报告》,
1929年8月22日。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①⑥(11)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37、38、39、40、41页。

  ②③④⑤⑧毛泽东:《复林彪的信》, 1929年6月14日。

  ⑦访问傅柏翠谈话记录, 1980年9月。

  ⑨⑩《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9年6月22日。

  (12)《时报》, 1929年7月,第8版。

  (13)《三拾剿共”兵力》,《时报》, 1929年8月6日,第一版。

  (14)《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前委、党委信》, 1929年8月8日。

  (1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74页。

  (1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99页。

  (17)(39)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18)(19)赖毅:《出击闽中》,《闽西的春天》,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91页。

  (20)《时报》, 1929年9月12日。

  (21)《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29年9月28日。

  (22)(23)(24)(25)《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
1929年10月6日。

  (26)《朱德给东委信》, 1929年5月3日。

  (27)《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
1929年10月18日。

  (28)《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 1929年10月25日。

  (29)《梅县县委给东江特委报告》, 1929年11月7日。

  (30)(3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9页。

  (32)(33)《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11月28日。

  (34)(36)《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 1930年1月6日。

  (35)《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 1929年7月—1930年4月。

  (37)《前委通告》第一号,
1930年2月1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58—59页。

  (38)《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60页。

  (40)(43)朱德、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训令》第二号,
1930年3月19日。

  (41)(42)《前委通告》第三号,
1930年3月1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61、62页。

  (44)朱德、毛泽东:《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1930年3月21日。

  (45)《中央给四军前委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 1930年4月24日。

  (46)《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1930年8月28日第四版。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记录, 1930年2月17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记录, 1930年3月10日。

  ③《中央给四军前委的信》, 1930年4月3日。

  ④《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 1930年4月15臼。

  ⑤转引自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3页。

  ⑥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
1930年5月30日。

  ⑦《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91页。

  ⑧《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1930年6月15日。

  ⑨⑩(26)[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320页。

  (11)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6月22日。

  (12)《另一个世界的闽西》,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1930年8月28日第四版。

  (13)萧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0页。

  (14)(36)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0日。

  (15)《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训令》,
1930年7月11日。(16)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关于我军在赣西一带新的军事行动概况》,
1930年8月19日。

  (17)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7月25日。

  (18)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8月1日。

  (19)[美]宁谟·韦尔斯:《读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362页。

  (20)(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9、130页。

  (21)欧阳鹏:《红一军团二打长沙经过万载》,《江西党史通讯》(总第1期—26期),
1981—1984合订本,第755页。

  (22)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8月18日。

  (23)《中央给长江局的信》, 1930年8月10日。

  (24)(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57、158、159页。

  (25)《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
1930年8月29日。

  (27)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8月24日。

  (28)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8月31日。

  (30)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3页。

  (32)(3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3)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命令, 1930年10月3日。

  (35)《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92页。

  (37)毛泽东给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14日。

  (38)胡国强:《朱德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66页。

  (39)朱德:《建军报告初稿》, 1945年。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14页。

  ②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09页。

  ③访问陈正人谈话记录, 1967年12月。

  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

  ⑤⑨《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0—161、166页。

  ⑥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⑦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命令, 1930年11月1日。

  ⑧⒇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⑩《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 1930年12月17日。

  (11)《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
1930年12月18日。

  (12)(24)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74、75页。

  (1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7页。

  (14)刘新裕、刘欣大整理:《反第一次大“围剿”》,《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7页。

  (15)访问萧华谈话记录, 1984年6月20日。

  (16)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4日。

  (17)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12月26日。

  (18)《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11、112页。

  (19)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0年12月28日。

  (21)(23)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1931年春,《毛泽东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0页。

  (22)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8页。

  (25)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1月2日。

  (26)蔡馥兰:《新编第一师》,《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93—94页。

  (27)严德胜:《朱德同志关心战士》,《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4—205页。

  (28)(29)钟东林整理:《红军无线电通讯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24、25页。

  (30)《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十七、第二次反“围剿”

  ①(27)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5、52页。

  ②④⑦⑩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 1931年9月3日。

  ③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诀议的决议》,
1931年4月。

  ⑤曾山,《“牵牛”与“钻牛角”》,《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0页。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
1931年3月2日。

  ⑧(12)(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4月19日。

  (11)陈伯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情况的回忆》,报告记录稿,1959年5月。

  (13)李聚奎:《回忆二次、三次反“围剿”战役》,《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9页。

  (14)朱德、毛泽东训令, 1931年5月5日。

  (15)项英、毛泽东、朱德训令,第一号, 1931年5月8日。

  (16)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2页。

  (17)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5月13日。

  (18)《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19)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89、98页。

  (20)《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5日。

  (21)《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6日。

  (22)《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 1931年5月28日。

  (23)郑正:《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113页。

  (24)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1931年夏,《毛泽东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6页。

  (26)《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8月30日。

  (28)《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 1931年6月2日。

  (29)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131页。

  十八、第三次反“围剿”

  ①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7页。

  ②黄健民等整理:《千里回师兴国》,《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6页。

  ③⑤⑥(15)(16)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④朱德:《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6页。

  ⑦邓帮福整理:《北坑游击队》,《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01页。

  ⑧(1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208页。

  ⑨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7月31日。

  ⑩萧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48页。

  (11)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6页。

  (12)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 1931年8月12日。

  (13)(20)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页。

  (17)朱德、毛泽东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
1931年9月25日。

  (18)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9月23日。

  (19)朱德、毛泽东命令, 1931年10月14日。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①(13)《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1931年9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46、148、149页。

  ②《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战斗》第一期,1931年7月1日。

  ③《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④《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⑤《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

  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242页。

  ⑦朱德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军事问题报告, 1931年11月。

  ⑧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3页。

  ⑨廖颂真、揭国法整理:《秋溪整编》,《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226页。

  ⑩朱德、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1931年12月3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支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6—278页。

  (11)访问孙毅谈话记录, 1984年3月16日。

  (12)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4、96页。

  (14)《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反革命进攻鄂豫皖苏区问题》,
1931年12月3日。

  (15)《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政治委员的训令,》1931年12月4日。

  (16)《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指示红军攻取赣州》,1931年12月6日。

  (17)《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年1月9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8页。

  (18)《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7页。

  (19)《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1932年1月10日。

  (20)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革军委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
1932年3月1日。

  (21)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132页。

  (22)沈毓珂:《踏遍青山人未老——回忆敬爱的朱委员长体育生活片断》,《湖北文艺》,
1977年第四期。

  (23)朱德:《经闽西感怀》,1961年2月9日,《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9月版,第60页。

  (24)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今后行动方向和部队部署的训令》,1932年3月18日。

  (25)朱德、王稼样:《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向和军事戒严等问题的训令》,1932年4月12日。

  (26)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
1932年4月22日。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①《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1932年6月5日。

  ②《红一方面军准备进攻南雄之敌的命令》, 1932年6月21日。

  ③(5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6、176页。

  ④朱德:《红一方面军关于各级指挥员应经常向上报告军情的训令》,1932年7月20日。

  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当前作战方向问题给中央局电》,1932年7月25日。

  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为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

  ⑦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1932年8月8日。

  ⑧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央军委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1932年8月8日。

  ⑨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战绩、敌援兵动态和我下一步作战部署的报告》,1932年8月。

  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致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湘鄂西分局并中央电。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7页。

  (12)《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 1932年9月7日。

  (13)《周恩来关于乐安、宜黄、南城地区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1932年9月8日。

  (14)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敌情及红军行动问题致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电,
1932年9月23日。

  (15)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分散兵力羌赤化城市再歼敌之布置意见》,1932年9月25日。

  (16)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
1932年9月25日。

  (17)《中央局关于部队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问题给周毛朱王电》,
1932年9月26日。

  (1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会址问题的意见》,
1932年9月26日。

  (19)朱德、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20)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
1932年9月29日。

  (21)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应集中力量歼击乐安之敌致周恩来电,
1932年9月30日。

  (22)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敌人进攻苏区的情况与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问题的报告》1932年9月30日。

  (23)(24)(27)《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1932年10月21日。

  (25)(26)《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年11月12日。

  (28)朱德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9年8月。

  (29)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1932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