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叫化子到元首: 第十四章 “如此微小的人虫”

1937.2—1938.2

  希特勒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头上乌云密布,一时又呈现紧张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三个互相关连的问题没有解决所造成的。这就是党和冲锋队”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的冲突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身体愈来愈坏,总统生命的垂危,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矛盾。

1933年4月26日,赫尔曼·戈林在普鲁士创建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由党卫队控制。

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
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
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NC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制.造了德国战前一段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
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察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以及拍过春宫照片被判刑的材料。显然,埃娜被安排在勃洛姆堡身边工作是一个圈套。可是,当一无所知的勃洛姆堡向戈林申请结婚时,戈林不但满口答应,还表示愿去与希特勒疏通此事。次年1月,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大骂勃洛姆堡欺骗了他,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与此同时,希姆莱以无中生有的恋童癖强迫陆军二号人物、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辞职。2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除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外,另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44名将领因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而被调离职务。希特勒宣布取消战争部,成立以凯特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
德国进攻波兰后,盖世太保的主要活动扩大到境外。盖世太保除了在占领区拟定需要逮捕的人、危险组织名单、抓夫拉兵、进行经济掠夺外,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新秩序的执行者,参加特别行动队,搜捕犹太人和抵抗力量。在进攻苏联时,盖世太保成立了ABCD4个特别行动队,受命随陆军战斗部队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和苏军政委等任务。在纽伦堡审讯中,曾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奥仑道夫交待,他在第1年里一共杀害了9万男子、妇女和儿童。每到一个市镇或村庄,他们就以重新安置为名命令当地的犹太人集合起来,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贵重物品,脱掉外衣,集体被押往刑场枪杀或送上毒汽车处死,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周岁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状惨不忍睹。1942年10月5日,盖世太保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一次就杀害5000名犹太人。另据秘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万犹太人。
1941年夏,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合作,在东欧建立了奥斯威辛、毛特豪森、索比包等30余个集中营,关押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挪威和东欧各国等地的犹太人数百万。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等,改造成灭绝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记录,该灭绝营共杀死250万犹太人。当苏联红军JF这个人间地狱时竟发现,有7吨剪得很整齐,相当于14万妇女的头发,纳粹把这些头发当做毛毡的替代品,成为生产原料。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1945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罪恶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250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或”元首”在元旦给他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月间,正式向内阁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罗姆和他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团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人腐化堕落的传说,更是大为震惊。他们坚决主张,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乱搞同性恋者参与重整军备的大事。

  希特勒于1937年1月30日发表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福格尔桑,听众是800名致力于政治教育的地区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是内容一再重复的独白。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完成职责;另方面是为庆祝对3000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开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似的,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它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有能力领导。他必须能够说,‘必须这样做,我心里明白’。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作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捞不到?’”厅内出现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可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乃尔!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 ,而是倒数第二章 。最后一章 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之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作的演讲。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月21日,还密告前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2/3,
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2)

  
显然,希特勒在这个时刻考虑了好多。他知道,兴登堡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月间,当希特勒获悉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要在友谊和野心之间作出抉择。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出几乎任何让步。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他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之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组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在于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一些欧洲最有才能的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汀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斯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他的回忆录中,斯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1971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首府”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为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斯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未发生过似的。
  7月10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卍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卍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之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末,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末,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末,这便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种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之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之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引了两百万参观者,尽管要买门票。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之德国艺术上品之概念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两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月11日,希特勒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直率地提出,要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3)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5月16日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支持希特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这个政治决定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使他感到难堪。

  那年的党代会是在9月6日开幕的。希特勒于星期一下午抵达纽伦堡。在检阅了他的贴身卫队后,他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与通常一样,他出现在会议大厅。宣读他的文告的瓦格纳是他的“另一个声音”。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温和作一番对比后,他攻击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曾有过试图在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混乱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有件事是肯定的,且令人欣慰:“全世界可开始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她的社会问题,而其它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动家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洋洋自得,而不是燃起他们的好战精神,而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他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应给予他与民众见面的机会。
  他穿一身崭新的特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9月23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100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由于墨索里尼讲德语,译员施密特便有机会将两人加以比较。由于他的头发很乱,希特勒之波希米亚式的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墨索里尼说话,他常发r的卷舌音。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却迥然不同,“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说话时臀部不停地摆动(原文如此——译注)。他之凯撒式的脑袋可说是古代罗马人的翻版。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的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然而,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们的笑之不同也使施密特印象深刻。希特勒之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则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之野心。这是此次访问的唯一的政治会谈,证明希特勒已开始明白:试图诱使英国去承担其扩张计划,那怕是秘密进行,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从那时起,墨索里尼便紧张地参与一系列的参观活动,既参加盛典,也公开露面。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这使他终生不忘——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9月28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15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几乎看不出来——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许多人是用专列从邻近各省拉来的——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在每个广场都架设了塔楼,交替着出现德国国徽和法西斯的国徽。工作于下午4时停止,以便使当地群众加入欢迎队伍。当局出动了6万名党卫军以维持热情洋溢的群众的秩序——党卫军来自全国。保安措施之严密,安插在群众中的便衣人数之多,在德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此外,施普雷河上还有武装大艇巡逻。
  两拉独裁者肩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欢迎队伍自发地朝他们欢呼。此情此景确实令墨索里尼高兴不已。次日的接待尤其隆重热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二人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许诺过的。)这次,希特勒让墨索里尼首先进场,好让他私下高兴一番。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意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了简短的开场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忠诚于其文化的力量,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从只能听懂片言只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1935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他说,他之来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个革命的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讲演,听群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他穿着湿透的衣裳回房——却又没有热水洗澡。他虽然未感冒,晚上却睡得很糟。次日,他精神萎靡,筋疲力尽,直到坐火车离开德国回国时,精神才见好。出访德国时,他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你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的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如果说他未曾发现爱娃·勃劳恩,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容克曾目击这两位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僚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在柏林,两人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之任何一方,若不得到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仍高度尊敬墨索里尼。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巍然不动。”“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叫的更响了,不仅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所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这种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们,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4)

  
在纳粹党内部,当时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争夺权力的新斗争。罗姆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他。4月1日,戈林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指挥下的黑衫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子,希姆莱立即开始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国。戈林在上一年8月,经兴登堡晋升为陆军将军;作为将军和军官阶层的一个成员,他在陆军反对罗姆和冲锋队的斗争中,立刻站到陆军一边。为了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斗争中保护自己,戈林组织了他个人的警卫队”戈林将军邦警察队”,一共有好几千人,驻扎在他当年入伍的地方利希特菲尔德的前士官学校旧址,该校位于柏林郊外的战略要冲。

  10月下旬,他对一群地区宣传官员说,他家里的人寿命不长。这就是大问题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存空间问题,必须尽快解决。那些追随他的人再不能做到这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这样做。“现在”,他说,“我觉得自己像小驴上了草地一样精神奕奕。”
  一星期后,即1937年11月5日,他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为断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会议快要召开时,希特勒私下对戈林说,据戈林证实,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冯·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
  因为他对国家之重新武装不满。他说,若勃洛姆堡先生也向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戈林对牛赖特之出席提出疑问时,元首回答说,他“不拟把它开得太像军事会议”,只希望“向总司令弗立契清楚地表明,由于政局吃紧,武装的步子不得不加快。”
  类似的话希特勒很可能说过,因为他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4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这样一来,与会者(戈林可能是个例外)便知事情非同小可。片刻后,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之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于是,过了一会儿,霍斯巴赫上校便向大家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详细要点。接着,希特勒便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她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历来就不存在有空间无主人的情况,今天也然。进攻者必然要与占有者相争夺。德国碰到的问题是,在何处她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与会者大吃一惊。接着,他又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用何种方法。
  他说,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儿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它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它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元首如健在,他将毫不动摇,最迟于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据称,他的这种天才只有凯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冯·牛赖特男爵一动不动地僵坐着,其他将领如坐针毡,不善于记录的霍斯巴赫则在拼命地将元首说的话潦草地记录下来。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之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之陆军日渐强大。与此同时,他还保证,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从两国运往帝国。这也意味着“疆界可以缩短,且更加巩固,也可将部队移作他用”,同时也有可能将部队建制提高到12个师的新水平,即每百万居民中有一个师。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主要是看墨索里尼那时是否仍在人间。“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有意思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他刚与这个邻国签署了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同样的,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了。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多大的牵制,依然是西德的强敌。勃洛姆堡还抗议说,捷克的防线与马奇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的。之后,他又与弗立契一起,将这些论点再次阐述了一遍。弗立契表示关切,竟提出取消其休假——他正计划前往埃及体养,因他刚患偏桃腺炎——但元首告诉他没有必要;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未紧急到如此程度。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霍斯巴赫几乎无法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然而”,他回忆说,“我却也精确地记得,无论在内容或在形式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这可看出,他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之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会议于晚8时15分结束。希特勒走后,戈林将雷德尔拉到一旁释疑。奇怪的是,适才还持反对态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军元帅不必对元首过于认真;元首的那番话,不过是要促一促弗立契,让他加速军备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之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置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后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驶,不到48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11月9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尽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之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讲演,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就是战争的蓝图,但它确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1943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1943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1938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6月初,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特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近5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5)

  
在这次谈话后一两天,希特勒就命令冲锋队休假一个月,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着制服或举行游行和演习。6月7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假,但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作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度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由于他像总经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作了一次拭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但不幸的是,作为使者,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我的奋斗》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个年纪大的小学生,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晃、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切茨维斯狩猎场的看守人。”他原以为会极端厌恶戈培尔的——结果却不然。“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某种道德缺憾所致,但事实总是事实。”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柏林人给他取的外号叫哈拉利法克斯勋爵。哈拉利是德语中的“驷车”!)为他于11月9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前来扶他上被大雪覆盖的台阶,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粗声说“元首,元首”时才明白过来。
  这位身材瘦高、形容憔悴的英国人,连忙下车与面带友好笑容的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坚持要带哈利法克斯和驻柏林大使馆的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先参观房屋,然后才在书房内矮得很不方便的桌旁就座。“我并未从伦敦带有什么新的建议”,哈利法克斯说,“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搞清德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持何种观点,并看看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听到这些话,元首便生气地皱起眉头。译员施密特暗想,这下元首可能会沉默不语并暗暗愠怒了。其实不然,元首接着便提出了一系列“绝对无条件的要求”。他猛烈地攻击了英国报界,说他们将所谓的德国之要求公诸于世,企图破坏哈利法克斯之来访。哈利法克斯生硬地为英国的新闻自由辩护。希特勒对此公开表示厌烦。
  哈利法克斯心平气和,异常客气地试图与脾气乖戾的希特勒和解。他称赞主人将共产主义逐出德国,希望两国能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起,为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便犯了一个外交错误。艾登曾告诉他切勿提中欧和东欧的局势问题。但是,为了表示和解,他把此话题提了出来。他幼稚地泄漏了英国的意图。于是,希特勒便开始暗自盘算他亟需得到之物:与奥地利紧密联盟,结束捷克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镇压,将经济关系自由地发展至欧洲东南部和东部——因为德国是这些地区的产品的主要进口者。他的论点虽然连贯但不可信,于是,他便张口大骂:“西方国家反复在东南欧为我制造障碍”,他喊道,“并将本人从未抱有的政治野心强加给我!”
  哈利法克斯机智地重申,英国历来乐于接受任何非武力的解决办法。接着,他又非常不策略地补充说:“这也适用于奥地利。”他的话好像是触动的警铃。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关于奥地利,德国从未考虑动武;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人民自己的要求。
  待休会进午餐时,施密特觉得,为和平而战业已失败。“希特勒依然怒气冲冲”,寇克派特里克回忆说,“牛赖特周身不安,而哈利法克斯勋爵只能通过译员交谈。我曾设法让交谈进行下去,但未奏效。希特勒坚持不开口,他们便可怜地崩溃了。”即使开口,希特勒的话又尖酸刻薄,几乎到了粗暴无理的地步。当将哈利法克斯带至德国的话题——狩猎——打开后,他说:“我看打猎没有什么。你带的是完善的现代武器,打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动物。你自己却毫无危险。”他讥讽地建议,大家不如省下打猎的麻烦,到屠宰场去宰牛算了。
  “总之”,寇克派特里克回忆道,“从头到尾,他的表现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动不动便不高兴的孩子。”
  一行人到了楼下。希特勒喝的是一大杯巧克力饮料,上边堆了一大块乳酪;其他人则喝咖啡。气氛轻松一些了,特别是当几个党卫队队员问众人表演如何将印有图案的大扇窗户无声地降入地板内,将屋子变成有盖的台地时,气氛尤其轻松。
  在开往柏林的夜车上,牛赖特与两位英国客人一起喝茶。遗憾的是,他说,元首累了,身体又不好;不过,他能与外国人见见面,这还是很好的。当室内只有他们两人时,哈利法克斯向寇克派特里克透露,希特勒令他糊涂了,“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进行会谈,是否能取得比应取得的效果更大,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就一个易于轻信的使者来说,哈利法克斯当天在日记中表达的观点是令人惊奇的。“他给我的印象使我觉得,他是在与今日之现实作了艰苦的斗争后才取得政权的。英国政府仍在自身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在奇怪的却是受人尊敬的幻觉仙境中过着舒适的日子。它仍死抓住其特有的语言不放——什么‘集体安全’,什么‘总的解决’什么‘裁军’,什么‘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为解决欧洲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前景。”
  回伦敦后(在此之前,他曾与戈林会晤。戈林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相信,自己确已对德国了解了——他加入了绥靖阵营。他对同事们说,元首“非常真诚”。他向议会汇报此行时说:“德国人没有立刻进行冒险的政策。他们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德国仍处在革命状态之中。”
  他的私人秘书却摸不着头脑。“我吃了一惊”,他写道,“高教会派原则极强的哈利法克斯,竟对希特勒的这一套不更加震惊,而总在设法谅解德国人。在不愉快的事实面前,他极容易视而不见,心中若有突兀,总能聪明地甚至虚伪地予以克服。”
  关于说服哈利法克斯一事,希特勒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且完全是他所独有的:“我常常说,英国人会与我同穿一条裤子的。在他们的政治中,他们所执行的指导原则与我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与前一个圣诞节那样,对希特勒而言,今年的并不是个愁眉苦脸的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夕,据他的仆人克劳塞说,他心情愉快,兴高采烈。在慕尼黑寓所,两人跪在地板上捆扎圣诞礼品时,克劳塞不慎在主人的大姆指上打了个结。希特勒笑了,在仆人的颈背上拍了一下,要他去取晚餐外衣。元首一心想在圣诞之夜好好庆祝一番,并要仆人作陪。像阴谋者一样,两人避开了党卫军卫兵,偷偷下了楼梯,上了等候在外边的出租汽车。“谁也没有发现我们。希特勒松了一口气。我想坐在司机身旁,但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我只好坐到后边,陪他一起出去。”出租汽车在城内转了两个小时,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希特勒才给了一个地址:卢特波尔德饭馆。
  由于不知道乘客是谁,司机为能甩掉乘客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收了车费后便快快地开走了。“他大概以为我们俩是怪人,”克劳塞回忆说,“这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自己就觉得此事相当怪。”希特勒没有进饭馆,而是朝科尼希广场走去。看到克劳塞紧张地左顾右盼,他说:“别怕。谁也不会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独自在慕尼黑街头散步。”他说是这样说,但当有人走近时,他还是低下了脑袋。天开始下雹子了。由于皮鞋打滑,希特勒便挽起仆人的胳膊。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回寓所。为能避开卫兵,又能在街上散步而不被人发觉,元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然而,到次日,希姆莱将克劳塞斥责了一番,说他不该参与这个恶作剧。之后,他便下令,日后元首若有此计划,即使元首反对,他都必须报告。

   由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谣诼纷纭,柏林的空气更加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