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讨的人到元首: 第六章 啤饭店起义

1922—1923

1923

1919年9月,陆军政治部情报员希特勒应邀加入「德国工人党」,成为该党第55名党员。14年后,纳粹党以43.9%的得票率,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纳粹党疯狂的发展原因许多,其中有一条,就是希特勒善于网罗人才,在他的麾下,有六位人物极为重要,堪称是纳粹党的「六大天王」!他们都是谁呢?且看的小编独孤雁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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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锋队的建立者—罗姆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罗姆原为慕尼黑陆军第7军区参谋部的上尉参谋,他加入「德国工人党」的时间,比希特勒还早。罗姆为人狠毒,但「有天赋的组织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大量退伍军人加入到纳粹党之中,罗姆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纳粹党武装组织—冲锋队,至1934年冲锋队发展到250余万。希特勒遂之与罗姆发生矛盾,1934年7月罗姆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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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狄特里希·埃卡特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提到狄特里希·埃卡特,相信许多人都未听说过,但他确是纳粹党一位很关键的人物。他比希特勒大21岁,写过一些平庸的诗作和剧本,能常常出入于上流社会。此人堪称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希特勒对他也很信任,甚至公开赞美埃卡特是「最优秀的人」。啤酒馆暴动后,埃卡特一同入狱,不久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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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