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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沙vip【金沙国际欢迎你】】清华三代人的年青阅读

谢冕
  [本文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

一百二十一载春秋过继,京师大学堂燃起的高昂火把明亮如初。它文理并济、且刚且柔。北京大学的有氧呼吸,是年轻的力量踏梦而来,学以成人,将智慧与光华融汇到崭新的时代中。高等教育的学科,亦是社会运行的侧影。

5月4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纪念日,也是青年人的节日。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那场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近日,我们特意采访北大三代人,走进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当前北大学子的青春阅读生活,希望通过这种代际传承来反映阅读对人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阅读本身和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微妙关系?阅读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并希望借这组报道,向“五四”青年节致敬,向不断追求进步、热爱读书的青年致敬。

  热烈祝贺你们来到北大。你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在这几年中,你们无疑将接受本世纪全部伟大的精神财富,以及这一世纪无边无际的民族忧患的洗礼。你们将以此为营养,充实并塑造自己,并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迎接21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一代人。你们要珍惜这百年不遇的机会。
  发生在距今99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次失败的变法仅存的成果。你们正是在这个流产的变法失败100年、也是京师大学堂成立100年的前夕来到这里的。当你们来到这到处都在建筑和整修的学校时,百年的沧桑,百年的奋斗,百年的期待,一下子也都拥到了你们的面前,我设想此时此刻的你们,一定是在巨大的欢欣之中感到了某种沉重。
  你们是未来世纪中国的建设者。你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做出平凡的或是杰出的贡献,你们中有的人可能还会成为未来世纪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不论如何,1997年9月的今天,对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和这所伟大的学校产生了联系。中国有12亿人,你们的同龄人也应该以千万为单位来计算,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能把自己的名字与这所学校联系起来。同学们,请以负重感来代替你们高考胜利的欢欣吧!你们从各地来到北大,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结束了中学学习的阶段,开始了大学学习的阶段,在人的一生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虽然都是学习,中学只是普通教育,大学则是专业教育,这才是真正打基础的阶段,你们将来为社会服务的许多本事,是在这个阶段学到的。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在欢迎本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迎新会上,也发表过一个讲话。那时我讲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就重要性讲,还是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做人的问题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就是在人的质量和品德方面有高的标准和要求。只有人做好了,学问才能有好的发挥。
  北大这所学校出过许多学者,也出过许多革命者。这些学者中的出色的人物,往往是人的品行高洁,而学问也是前瞻和开创的。如李大钊,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他呼唤并参与了中国青春的创造;又如鲁迅——北大校徽的设计者,他在这里的身份只是讲师,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鲁迅,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爱国和敬业精神的统一。
  一个人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决定这一切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学习。学习是不能偷巧的,一靠积累,二靠思考,综合起来,才有了创造。但是第一步是积累。积累说白了,就是抓紧时间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让自己的大脑活跃起来。用前人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先学习前人,而后发展前人,而后才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但无论怎么说,首先是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我的经验是,不要抱怨,更不要拒绝老师提供的那一串长长的书单,那里边有的道理,你们现在并不理解,但是要接受它,按照那个参考书目或必读书目,一本一本地读,古今中外都读,分门别类地读。有的书要反复读,细读;有的书可以走马观花,快读;但是一定要读。
  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应付着方方面面工作的,不论是写文章、说话、论证、做判断,靠的就是北大本科几年的读书的积累。那时还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用到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但也就是那些有限的时间里读到的那些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积累,支撑着我现时的繁重的工作。虽然时感知识不足,所知者少,但使我有能力去应付那千头万绪的局面的,还是北大当学生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事实上,人一旦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这样专注的、系统的、全力以赴的学习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等到工作临头,你发现罗曼·罗兰没有读过,高尔基没有读过,《离骚》没有读过,《故事新编》没有读过,但丁和普希金也没有读过,那时工作逼着你发言,你只好手忙脚乱地临时乱翻。那是应急,不是学习。匆忙中谁能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吞了下来?即使吞了下来,你又能发表出什么意见呢?离开了大学,可以说,你基本上失去了大学学习的条件,那时想起那一串长长的书单,你真是悔之莫及了。
  所以,你们到北大来,我第一要劝你们的,是做书呆子。只有先做呆子,然后才能做聪明人。一开始就想做聪明人,什么都没有,而要装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呆子。聪明绝顶,目空一切,这是北大学生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杜绝这种小聪明,争取将来的大智慧。
  此外,要学好语言。不仅本国语言要学好,外国语也要学好。那种认为中文系学生不必学好外语的观念,是一种短见,是很浅薄的。现在国门开放,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了,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要靠语言这座桥梁。
  除了外国语,还有本国语。现代汉语要掌握好,写文章要用语法,不要写错别字,文字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古代汉语,中文系学生不会直接阅读古文,是耻辱。不要读白话《史记》或《论语》今译之类的书,不是那些书不好,而是中文系学生应当掌握好古汉语,直接和庄子和李白用他们当年的语言对话。还有,也许已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了,但是我还要讲,那就是中文系学生应当学毛笔字,还要识别繁体字。以上所说,对别人可能是苛求,而对中文系学生而言,则是必要的和起码的。
  因为文学是你们的专业,所以我还要谈谈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讲敬业,就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文学,有人说起源于劳动,有人说起源于游戏。在文学的功能中,是有游戏的成分,有让人愉快让人轻松的作用。
  但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能等同于游戏,因此,我们不能游戏文学。
  文学中的优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文学是一种让人变得高雅、变得充实、变得聪明、变得有情趣的精神劳作。我们学习文学,是要把文学当做事业去创造、去发展、去发扬光大,而不是把它当做手中的玩物。我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某种缺陷和某种失落。
  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物质条件很差,有的方面如学生宿舍则是超乎寻常的差。物质的贫乏并不等于精神的贫乏。在精神方面,北大是富有的,是强者,北大的这种富有,足以抵抗那物质的贫乏而引以自豪。走在我们前面的,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他们一介布衣,终生清贫,但却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的强者。

提起北大中文系你会想起什么?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7岁;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47岁;张一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22岁。

或许是林纾、鲁迅、胡适、刘半农、沈从文、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海子等等在文学史上璀璨留名的大家?

“阅读”三代人的青春阅读生活,如同展开一本散发墨香的书,时代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个人的个性、经历、情趣,也在这本书上尽情浸润着。

或许是新诗革命、白话文运动、歌谣运动、汉字改革等等与当代中文密切相关的事件?

谢冕:充满矛盾感的五十年代阅读

但你大概想不到,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大排名最高的学科现代语言,也离不开中文系的贡献。

谢冕的书,很多是包了书皮的,牛皮纸、塑料纸、彩纸,各种各样的书皮让旁观者猜得出这些年代久远的书在主人心中的分量,谢冕说:“古典文学书,还有工具书我一本都没有扔。”而这些伴随谢冕左右的书,有很多都是大学时代积攒下的。“它们给我一种满足,也给我一种回忆。”

在文学想象之外,北大中文到底还有多少宝藏等待你的发现?接下来,请随我管窥一豹。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学习苏联。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23岁的谢冕考进了北大。入学不久,谢冕和他的同学满腔热忱响应着国家号召,但他们也不断接受着批判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等种种教育。谢冕回忆说:“1955年尽管有‘批判胡风’这些运动,但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学校的学习秩序很好。”

源远流长 步履不停

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完成老师的阅读要求是谢冕阅读生活的主线。谢冕说:“我们从先秦、两汉、诗经、汉赋、楚辞到近现代文学的有关作品都读了。”他记得光是游国恩先生讲的《诗经》就发了厚厚的一本,那本小5号字、16开的大书,有游国恩先生的注释,有选文,还有考据。诗经总共300首,而谢冕他们至少要深入阅读80首。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全国中文学科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全、总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也是北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

谢冕和他的同学深感学业繁重,更何况每天还要花掉大量的时间阅读。因此,当他们听说中文系还要加开一门语言课的时候,都很不乐意,学生宿舍里很快炸了锅,大家决定据理力争,一场大辩论于是展开了。

从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北大中文系名师辈出,林纾、鲁迅、沈尹默、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罗常培、游国恩、杨晦、王力、冯沅君、俞平伯、魏建功、沈从文、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王瑶、阴法鲁、朱德熙、林焘等众多名家任教于此。众多知名退休教授学者依旧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并有大量新成果问世。

“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语言学”是争论的焦点,辩论中,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阐发的“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后来变成了名言。这个“有机联系”却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谢冕的同学孙绍振,平日就很调皮,他画了一张大字报,画面上有一只大公鸡,脚踩两个墩子,一个写着文学,一个写着语言。他戏谑地称之为“有鸡(机)联系”。当然,这场大辩论最后无疾而终,学生们反对归反对,学还是必须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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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经过两年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其阅读量甚至是现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无法比的。不过,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1958年“大跃进”的展开,大学正常的学习秩序也不复存在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文系学者在学术上攻坚克难,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李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曹文轩(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陈平原(北京市教学名师、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学科带头人,以及由7位长江学者、10余位人文特聘教授、20余位跨世纪人才以及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

1958年,在北大校园,学术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这场“大跃进”,让谢冕寻找到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北大中文系目前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

谢冕和他的同学开始编写“革命”的文学史,此举意在“拔白旗,插红旗”,以革命的文学史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史。“我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先秦、两汉、宋元、明清、近代各个科研小组,大家在学生编委会的领导下找材料,进行仔细阅读,然后讨论写作提纲,再分工到每人去写。”尽管各人有阅读重点,各人写作不同,但每个人都要通读文学史。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大家意外得到了新的阅读体验。

自2011年英国QS发布学科排名以来,“现代语言”和“语言学”学科始终居于第5-25名之间。2018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现代语言”列第6位,“语言学”列第10位,在目前国内闯入世界前10名一流学科方阵的7个学科中占据2席。

1958年一个暑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写出了70万字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向国庆的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第二年,学生们对自己的杰作开始不满意了,准备着手修改。谢冕回忆:“那时,杨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婉转地提了很多意见。”随后,大家又利用一个假期,从70万字扩展到120万字,1960年,四卷本的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社会上将70万字的第一部(上下册)简称为红皮文学史,120万字的第二部称为黄皮文学史。

2013—2017年底,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新增一批国家社科、教育部和北京市的重大和重点研究项目,其中国家和省部重要项目55项。2012—2017年,全系四年来发表各类科研成果超过2400项,其中专着200余本,编着125余本,论文2100余篇。四年内C刊规格以上发表总量800余篇,其中A类期刊发表数量达240余篇,名列国内第一。2013年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研成果二等、三等奖共8项,2015年第七届高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5项,数量和等级在国内中文学科居前。

谢冕当时是编委会成员,参加过明清一段文学史的编写,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冕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明代袁宏道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小品和书信都不长,文笔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潇洒。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名士派头,他不想当官,喜欢山民,喜欢友情,喜欢朋友之间尽情喝酒。”谢冕觉得自己和袁中郎(袁宏道)之间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对应。谢冕说:“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高潮,要求我们放弃自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要融在集体中去,但是我心里有向往的东西,士大夫的精神和读书人的情怀,在暗暗地影响着我。”

百年中文,薪火相传。中文系的代代师生,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理想,为学科建设、学术传承、文化进步乃至民族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总结“大跃进”时代的阅读生活时,谢冕认为,这些阅读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在那个环境里,口号连天,每个人要不断压缩自己,但是文学给我们最广阔的、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的。”同时,谢冕也深陷在现实和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一方面又迷恋内心的丰富性,这让他甚至有原罪感。“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但我们又很复杂,很矛盾。我渴望自由,但是周围不让我自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应该这样过。”

时代的洪流从不停步,中文人也绝不躺在前人的遗产上故步自封,“北大是常为新的”,中文系正是其中代表。

除了痴迷于《纲鉴易知录》、《万历十五年》等大量历史书外,大学时代对诗歌的迷恋也影响了谢冕的一生。谢冕尤其喜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他还记得聂鲁达的《葡萄园的风》翻译得很及时,“当时国内流行的语言很枯竭,很口号,很枯燥,但聂鲁达这些诗人有非常伟大的胸怀,有非常自由、活泼的思想,并塑造了非常丰富的形象。当然,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还倾向无产者,有着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些诗人的诗歌集,谢冕见到总会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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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话当前阅读:

建制完备 专业全面

我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年轻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读下来,我感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好诗歌也很少。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故作深奥,故作深沉,看似高深莫测,其实他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比我们说话还要琐碎。读这些书让我很累,很不开心,也很不愉快。所以,我整理藏书的时候,每次要扔的书也全是这类书。读这些书让我不开心,我干脆还是回到我的古典书阅读上吧。

我们如何锚定北大中文系的位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

张颐武:读“硬”书是八十年代的时尚 

用诗歌与散文去描摹一个美妙的图景很容易,这里大师云集,诗人辈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与北大中文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入学以后,每一个中文系学子都会听到一句殷切的教诲:“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里的文学研究者,在创作之外还在不断地尝试多种多样的可能。因为,在文学之外,中文系还有着太多的面向:语言的魅力,文献的追索,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学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我大学时代的书一本也没扔掉,我的图书收藏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建立的。”

在这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1980年,经历过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时代走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读书,疯狂地读书。

关于专业设置和专业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大一、大二时不分具体专业,会让学生们统一进行核心基础课程学习,广泛吸收各领域的营养。在入学第三年,由学生自由选择专业,进入更专业的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

读“硬”书和看杂书构成了张颐武大学阅读生活的主线。尽管这样,张颐武并不是一个读书很有计划的人,可以说是见一本读一本。精力旺盛的他,常常是一晚上就把一本书读完了。

中文系共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四个本科专业,其中应用语言学专业将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